简介
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以谦卑之心写成的一本关于希望、勇气、创新、奉献的生命之书，讲述其对现代医学、人性、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我们移植的这些器官——肝脏、肾脏、心脏——都是珍贵的生命的礼物，是死者能赠予生者的物品。”
约书亚•梅兹里希医生通过将器官从一个身体移植到另一个身体创造生命的奇迹。在这项性命攸关、高度细致的工作中，感人的真情故事每一天都在发生。在书中，他回顾了100多年来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医学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与他跟病人之间的真实故事联系起来，讲述外科医生真实的生活，表达身为外科医生的使命。把科学的理性、清晰与人性中的温柔、敏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讲述自己所经历的飘然胜利、沉重挫败，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种种。带领读者进入手术室，揭秘器官移植手术的神奇过程，它就像一段精致但激烈的指尖芭蕾，需要掌握准确的时间点、换气技巧，有时甚至要即兴发挥。梅兹里希心中充满了敬畏，在这部作品中，字里行间表达着生命的本质以及活着的意义。大部分医生与死亡战斗，但移植领域的医生却从死亡中重燃生命的希望。“我们移植的这些器官——肝脏、肾脏、心脏——都是珍贵的生命的礼物，是死者能赠予生者的物品。
作者介绍
[美]约书亚•梅兹里希(Joshua Mezrich)
医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多器官移植部门的外科副教授，主持自己的免疫学实验室。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并在麻省总医院完成医学科研工作。他对以病人和他们的故事为主题的创造性写作特别感兴趣，并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现与同为外科医生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定居在麦迪逊。
部分摘录：
完美的器官 9月，凌晨2点。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山上方的一架小飞机上
虽然已多次乘坐飞机，但我从未在一万英尺[1]的高空体验过雷暴的威力。此刻，国王航空公司的这架搭载着6名乘客的小型飞机变成了一架蹦床，在高空失控地弹跳。每隔几秒钟，飞机就会做自由落体运动，然后猛地向后倾斜。驾驶舱里的两名飞行员正在拨动旋钮、敲击键盘，试图关闭飞机前后剧烈晃动时发出的刺耳警告声。但这样的努力似乎没什么用。我们的医生助理迈克已经数百次乘坐这种小型飞机，他此时在失控地尖叫：“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迈克算是我们团队中经验丰富的，看来我只能把这次飞行判断为一次糟糕的经历了。飞行员回头瞥了一眼在尖叫和咒骂的乘客，我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恐惧。我看着不停转动的高度计，发现我们的飞机重复着俯冲和上升，几秒间便升降数千英尺。窗外的闪电在水平方向上炸裂，暴雨如注，我很肯定自己听到了冰雹砸中挡风玻璃的声音。
这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进行器官移植研究的第三个月。我没有选择研究移植手术（而是选择了器官获取），才能体验半夜在威斯康星旷野上空穿越雷雨的感觉。天哪，我是在新泽西州长大的，大部分时间待在东北部，对中西部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我之所以注意到麦迪逊，是因为这里有最好的移植研究机构之一。我正在学习如何进行肾、肝和脾移植，以及患者接受器官移植前的照护和术后的康复。
移植的重要一步是从捐献者那里获得器官。我们也会用活体捐献者的器官进行移植，尤其是肾移植，但大部分器官来自刚刚死亡的捐献者。捐献者一般是脑死亡者，仍佩戴着辅助呼吸设备且有心跳。捐献的方式不是把捐献者运过来，而是由我们派出一个团队去见捐献者的家人，感谢他们的赠予，然后手术摘除器官，把器官带回来，移植到等待移植的患者身上。
这天下午5点左右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让我晚上9点到达OPO（器官获取组织），飞机9点半起飞。从麦迪逊到拉克罗斯的航程有半小时，从未出过事故。10点半左右，我们到达了捐献者所在的医院。捐献者是一名在摩托事故中丧生的年轻男子（可以说是个男孩）。这个细节很好记，因为威斯康星州是“哈雷摩托之州”，而戴头盔在这里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摩托事故的丧生者提供了大量移植器官。冬天容易发生雪地摩托事故。雪地摩托是酒鬼们在夜里出行的首选，听起来很好玩，但是这种交通工具像脱缰的野马，相当危险。
我们在拉克罗斯的医院里检查过捐献者，确认了他的身份和血型，填写了相关文件，包括脑死亡确认书，然后我们见了他的家人。
这个环节至今仍是我的工作中最难熬，却也最有价值感的时刻。不论我有多疲惫，与捐献者家庭的交流总是不断提醒我，这是一个多么美好、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时刻。捐献者的家人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因为大多数捐献者是未至年老的意外身亡者，家人常常甚至没有机会和他们告别。可能在器官捐献这件事上，家人秉持的积极念头是：有了这份最好的礼物，他们爱的人将拯救多至7条生命，并将以此种形式延续生命。这份生命的礼物将成为他们的家人在忍受失去至亲的痛苦时可以珍惜的一份遗产。
我们的移植中心挂着一位母亲的照片。这位母亲的女儿十几岁时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这个年轻女孩的器官至少拯救了7条生命。几年后，这位母亲在我们资助的一场移植受助者的野餐会上见到了自己女儿心脏的接受者，她用听诊器听着女儿的心脏在这名男士的胸腔中跳动，这一幕被我们记录了下来。
与其他捐献者家庭一样，今晚这位捐献者的家人询问了如何以及何时才能联系器官接受者。如果各方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推动这一进程。所有问题都得到解答后，家人向捐献者做最后的告别。
捐献者的遗体被放置到手术台上。我们刷好手，盖上无菌布，完成术前准备。这一刻，在与捐献者家庭的接触中产生的情绪一股脑涌进了我的脑海里。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取下所有可移植器官并进行灌洗。这样，当器官被植入新身体中时会重新迸发活力。我们的团队要取下腹部的器官，手术室里还有另外两个团队正在等着取下心脏和肺。我们围站在手术台旁，患者的膈肌将其胸与腹分成两个区域，我们负责腹部，他们负责胸部。
我拿着一把手术刀，从躯干到耻骨划了一条长长的切口（也就是从脖子下部的凹口到耻骨）。当我切开上皮和肌肉组织，露出腹腔时，心脏团队用锯子打开了胸腔。我迅速抓住一个可弯曲的长牵引器，把它固定在肝脏前，以避免使用锯子的人因一时粗心而伤害这个美丽的器官。
心胸团队和腹部团队之间天然存在冲突。原因在于，我们都认识到捐献者给予的这些了不起的礼物是如此重要，并且我们都是这些器官的管理者；而同时，获取器官的团队总是因为后续移植手术出现问题而受到指责。
“为什么肝脏的腔静脉上端保留得这么短？”
“为什么我的心脏下面没有保留更长的下腔静脉？”
我们总是尽力带回最好的器官。因此，每个人都在保护自己的“领地”。
我想着手术的步骤。第一步，打开腹腔。第二步，移动升结肠和十二指肠，暴露主动脉和腔静脉。第三步，将主动脉结扎以准备插管（即将塑料管插入动脉中以冲洗血液）。
那天晚上，我们完成了所有步骤，包括摘除肝脏附件，并将肝脏与膈（横膈膜）和后腹膜分开。我们切开胆管，让金黄色的胆汁流入腹腔内。然后我们清洗了门静脉。接着，我们移动脾脏，暴露胰腺。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确认了连接肾脏的肾静脉和动脉。
这时，心脏团队已经消毒完毕，焦急地站在我们身后。我们这部分的操作总是比他们的多，他们像往常一样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根据他们的说法，进行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通常在数百英里之外）一般已经将患者推进手术室，开始开胸并为患者连接心肺旁路，准备移除病弱的心脏或肺脏。
最后，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在主动脉中插好管，心脏团队给主动脉夹上十字钳，开始灌注心脏停搏液（这会使心脏停止搏动）。他们准备在停搏液进入心脏前切开腔静脉。（我们确保自己尽可能从这些“浑蛋”手里护住腔静脉。他们的移植过程不需要腔静脉，但是我们需要。）一旦腔静脉被切开，血液立刻涌出，流出胸腔。我们开始冲洗主动脉，然后在门静脉中放置第二根插管，注入冰凉的“威斯康星大学溶液”，这种美妙的溶液是我们机构自己发明的，有助于器官保存，使移植变为可能。
血液被冲洗到吸引装置中，流出的液体逐渐变清，然后我们把冰块倒进腹腔里。由于冰的存在，我们把插管固定到位时，手会开始抽筋、疼痛。好消息是，几分钟后疼痛就消失了（我们手上的其他感觉也消失了）。器官被切下，反复灌洗，然后被放进袋子里。
之后我们各奔东西。
那天夜里，我打电话给亚历桑德罗博士（Dr. D’Alessandro），告诉他我们带着一个完美的肝脏正在回医院的路上。当然，那时他在酣然大睡。不过他会指挥手术室的团队回到麦迪逊，把患者推到手术室，并开始摘除患者的肝脏。我们乘出租车回到机场时，已经是凌晨1点45分了。我们都非常疲惫，但仍被一种手术顺利进行时会产生的满足感包裹着。还有额外的“福利”——四个器官里填充着的是我们自己的冷却剂。三位患者将分别被植入这些器官：一副肝脏、一个肾脏，以及肾脏和胰腺组合（被称作“胰-肾联合”，简称SPK）。
我们走到机场停机坪上，飞行员早已等候多时。
出于某些原因，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仍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生动细节。凌晨的风带着清冷，跟我们几小时前着陆时沉闷窒息的夏日空气截然不同。确定无疑，暴风雨就要来了。
飞行员转身问我，是否要出发。看了看冷藏箱上的标签“移植器官”，我告诉他不用担心器官。多亏了威斯康星大学精心设计的保存溶液使器官代谢减缓，器官可以等待一段时间。我也可以随时给亚历桑德罗博士打电话，让他推迟器官接受者的准备。
我反过来问年轻的飞行员，他觉得这趟航程是否安全。说“年轻”是因为他看上去只有十几岁。
“应该吧。”我从他的声音中察觉到一丝颤抖。
并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我同意出发。
我们登上飞机，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但仅仅过了10分钟左右，事情就开始失控了。
飞机上下颠簸，警报声不绝于耳，我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走向人生终点了。我想到了家人，尤其是我的小女儿，她出生两周后，我们全家就为支持我的研究工作而搬到了麦迪逊。想到在我的葬礼上，有人会说我是做着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死去的，让我觉得很烦心。这是胡扯。没有什么死法是好的，当然也不会是半夜死在这架愚蠢的小飞机上。
最终，我们挺过了暴风雨。风暴来得匆匆，走得也匆匆。暴雨和强气流慢慢消散，飞机也稳定下来。航程的最后5分钟，我们坐在飞机里，沉默无言。
着陆后，我问一名飞行员，商用飞机在这种天气下如何着陆。他说：“不，机场全部关闭了，只在紧急情况下开放。”我记得自己听到这个回答后感觉有点生气，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刚刚确实是遭遇紧急情况了。
我打开袋子，把肝脏放进装满冰块的不锈钢盆里。回到麦迪逊的手术室，亚历桑德罗博士和我的同事埃里克已经基本完成了肝脏切除术。
供体肝脏是如此完美。我清除多余组织，细心地结扎所有从静脉上脱落的小血管（当然，如果再灌注后有任何出血，我会因此受到指责），然后把胰腺与肝脏分离开来。胰腺另有他用。我小心翼翼，确保器官没有损伤，并留出足够长的门静脉和动脉，用以两个器官的移植。我把胰腺放进单独的袋子里，带回“实验室”。今天早晨，这个胰腺将与同一捐赠者的一个肾脏一起被移植给一位1型糖尿病患者。另一个肾脏会移植给另一名接受者。在另外的两个州，两位患者将分别移植拉克罗斯那位捐赠者的心脏和肺。
我一直享受着这种不可言喻的美妙。
肝脏准备好后，我迅速把它送到接受者的手术室，移植团队已经等在那儿了。一见到我，亚历桑德罗博士就拿起门静脉阻断钳，夹住肝脏最后的附着物，也就是流入腔静脉的肝静脉。他切除了接受者的肝脏。我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看着这一切。
移除了肝脏的腹腔，可能是手术中最令人震撼的景象。腔静脉——血液从腿部回到心脏需要流经的大静脉，通常被肝脏包围着——从上到下完全暴露出来，周围是一片巨大、空旷的空间。这是一种并不自然但奇异的美丽场景。
亚历桑德罗博士拿起新的肝脏，开始一步步缝合。先是腔静脉上端，然后是门静脉，接着冲洗，然后再灌注。肝脏变成了粉色，非常漂亮。大家都很开心。
这时亚历桑德罗博士提醒我该走了，在绿湾（Green Bay）还有另一场器官采集需要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