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描述了伊特鲁里亚文物从诞生到使用、遗失、发现和重塑的过程。从时尚沙龙上埃及木乃伊的裏尸布，到波拿巴家族成员的业余 活动，这本书带领我们踏上了一趟精彩的旅程；它借助伊特鲁里亚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神奇而有趣的地方。作者将历史与最新的考古学证据结合起来，以独特的视角解读这个充满谜团的文明，揭示了我们现在知道哪些答案，以及还有多少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
作者介绍
露西·希普利 伊特鲁里亚考古学博士，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伊特鲁里亚考古学和伊特鲁里亚研究史的论文，并多次参与伊特鲁里亚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著有《感受伊特鲁里亚陶器：伊特鲁里亚人的陶艺、身体与图案》一书。
部分摘录：
为什么伊特鲁里亚人很重要？ 伊特鲁里亚时期留下的最惊人的物品之一现藏于伟大的巴黎卢浮宫。绕过《胜利女神》[1]，避开《蒙娜丽莎》，你会看到一件引人注目的雕像，刻画了一男一女，二人的姿势非常亲密。他们用胳膊肘支撑着侧躺的身体，女人靠在男人怀里，修长的腿部紧紧相依，男人赤裸的双足弯向女人的尖头靴子。雕像的尺寸几乎跟真人一样，所以当你凑近时，你的目光会对上两双杏仁状的眼睛。在眼睛下面，两张黏土制成的脸庞带着淡淡的微笑——他们的嘴巴微微张开，嘴角向上翘起，表情完全相同，隐含着一丝戏谑的意味。两人都有特殊的手部动作——女人双手悬空，仿佛正在讲故事；男人一条胳膊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另一条胳膊的肘部支撑着身体，脸庞微微转向他的伴侣。他们的衣服显得颇为精致，细密的褶皱垂到躺椅上，华丽的枕头垫在底下，塑造出富有、自信与恩爱的形象。他们是一对完美夫妻，足以登上现代的任何八卦杂志。
这件雕像的另一个版本现藏于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那是罗马水平最高而游客最少的博物馆之一，设在宏伟壮观却又摇摇欲坠的朱莉亚别墅[2]里。两件雕像来自同一个地方，那是罗马北边的一座小镇，如今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其选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切尔韦泰里，即古代的卡厄瑞，曾是前罗马时代意大利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卢浮宫和罗马展出的夫妇像是此地上流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群体被消灭得非常彻底，只有在坟墓中还保留着残存的痕迹。上述雕像并非如卢浮宫收藏的其他珍宝一样，只是为了装饰房屋或神殿而设计的物品，仅仅满足审美需求。它们还有一项功能、一个用途，那就是充当亡者的棺材。
图2 《赤陶棺上的夫妇像》，19世纪出土于切尔韦泰里，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这些人是谁？他们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们是否为了修建坟墓而摆出亲密的姿势，实际上却在苦涩的婚姻生活中不断抱怨和争吵？他们的家族是如何变得非常富有，以至于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埋葬他们？他们的家族为什么选择把辛苦赚来的金钱花费在已经无法表达感激的逝者身上？这对夫妇是怎么死的？他们有孩子吗？望着他们的脸庞，我们会产生许多疑问，然而赤陶的嘴巴是永远也无法开口回答的。从朴素的屋顶瓦片到奢华的黄金首饰，每一项考古学发现都会引发一连串的思考，而所有思考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和一项重要比较：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在伊特鲁里亚作为一种独特文化而消失的几百年后，人们便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地创造答案，也创造了许多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观点。试图再问一遍这对夫妇是谁、他们有过怎样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就相当于在这些观点中寻找正确的方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伊特鲁里亚人生前身后留下的痕迹和他们迫使我们面对的问题跟现代世界息息相关——构成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的困难问题和复杂答案显示了我们生活中一些最黑暗、最棘手的问题。
《赤陶棺上的夫妇像》（约公元前520年）是伊特鲁里亚世界中最著名的象征物之一，也是一个理想的起点，我们可以由此出发，探索一系列核心问题，从而对这个世界的居民形成我们的看法。一件墓葬品无论多么迷人，也不足以成就一本书。接下来的每一章都关注一件不同的人工制品或一处遗址，它们将各自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制作这些东西或住在这些地方的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的人工制品数量众多，并且仍在增加，若向读者全部呈现，必要浪费大量篇幅描述各种器皿的外形，或者对金属加工技巧进行冗长的学术讨论。然而，我想通过聚焦于一件物品或一处遗址，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具体的例子上。除了卢浮宫和朱莉亚别墅收藏的夫妇棺，还有一些年代较晚的棺材，我可以把它们全部介绍一遍，但那依然无法帮助我们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即这对夫妇是谁以及他们有过怎样的生活。单一的物品和独特的地方有可能包含着重大问题，而那些问题正是本书所关注的对象。
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考古学上？因为物质能够使人信服，它是客观、实际、坚韧而持久的存在，可以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角落。我们自认为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里，但是文字和图像依然层出不穷，故事依然通过物质来讲述。我们依然利用物质向世界展示自己，我们拥有的东西依然是定义我们的重要因素。在物质的帮助下，我们不断地塑造和改变自身。我相信在这方面，古代与现代并无不同。我们可以通过物品了解那些制作、使用并最终抛弃它们的人——他们的自我改造过程也隐藏在物品中，就像我们一样。而且，这些物品中往往包含着最根本的问题，即我们选择如何生活，这类问题构成了我们的行为和反应，改变并考验着我们的想法和感受。问题与物品堪称人类经历的两大支柱。
每件物品都对应着一个关键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一大串文本填满了伊特鲁里亚物品与当今问题之间的数个世纪，那些文本的作者都对伊特鲁里亚人颇感兴趣，却又受限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他们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们对物品的看法以及他们讲述的故事，这种情况在部分案例中显而易见——我们不难猜想，中世纪的修道士在撰写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著作时，肯定怀有某种特殊的意图；我们也能理解，明确的政治立场会决定态度，所以文艺复兴歌颂伊特鲁里亚人，而古希腊则诽谤伊特鲁里亚人。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更加隐晦的形式在操纵伊特鲁里亚的遗产和故事，考古学解读就属于这一类。它跟文献资料一样具有主观性，容易犯错，因为它也是人的产物，而人又是经历的产物。即使当纯科学介入时，无论是遗传分析还是花粉采样，其解读者仍然是人，而每个人都有无法避免的内在化意图。因此，本书讨论的对象既是伊特鲁里亚人，也是撰写了这些故事的人。
本书的内容安排大致符合年代顺序，这点需要稍微说明一下。对考古学家而言，给时间分段是一种罪恶的快乐，把过去整齐地划分成几个便于处理的部分，可以简化关于漫长历史的思考。有时这些分段由特定的事件决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当考古学家谈论不同的阶段时，他们指的是物品风格的逐渐变化，也就意味着物品拥有者和制造者的生活方式变化。然而，物品的变化并非发生于一夕之间。相反，这些变化是一种波动的过程，无法限定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内，更不能追溯到某个阴雨连绵的周二下午，规定一个革命性的时刻。这类变化取代了历史事件，尤其是在明显缺乏历史事件的史前时期。文化变迁被改造和操纵，用来界定在人生层面上没有意义的时间段。随后，经过划分的时间段便获得了名称，但这些名称更多地反映了命名者的成见，而非真实的考古学记录。
例如，在伊特鲁里亚考古学的传统术语中，公元前780—前620年被称为意大利中部的“东方化”时期，因为考古学家认为当时流行的风格受到了近东地区的影响。于是，长达160年的时间——相当于四到五代人的生命——被压缩成了一个分类。请想想一代人经历的所有事情，甚至十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虽然在现代世界，技术知识的发展及其对生活的影响似乎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但无论如何，把人生变化的可能性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终究是很有问题的做法。而且，考古学家还根据一组人工制品为这段时间命名，用伊特鲁里亚与一个外来群体的关系总结了那160年的所有瞬间。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的例子进行类比，如果基于美国对英国文化习俗的影响，把英国的1900—2050年称为“美国化”时期，是否合适呢？这种命名方式（见表1）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用于界定古希腊变化与发展的历史分期，并根据伊特鲁里亚的情况进行了调整。
本书提到的大部分年代都是经过更加详细的风格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观察物品的变化并根据设计的发展来确定考古学特征的年代。通过把单个人工制品的风格特征和现存事物的各种组合联系起来，可以为大多数考古学背景提供年代上限，这是考古学测年的基本方法。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绝对的测年方法，最著名的就是放射性碳定年法。这项技术在20世纪中期给考古学测年带来了一场革命，其原理是所有生物吸收的碳14（碳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会按照一定的速率衰变。通过分析生物残骸（如动物的骨头或烧焦的木块）中现存的碳14含量，可以推测出树木、动物或人死亡的时间。
遗憾的是，伊特鲁里亚时期的放射性碳定年受到了所谓“哈尔施塔特平顶”的影响，这个问题得名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史前居民，他们大约与伊特鲁里亚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哈尔施塔特平顶”也被称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测年灾难”。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需要将放射性碳定年转换成日历年，具体做法是把放射性碳的测定结果和其他可靠的测年形式进行比较，如利用树轮数据。树木的生长速率取决于每年的气候变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年轮图案，对应着不同的时间阶段。然而，根据这两组数据绘制的校正曲线在伊特鲁里亚时期的中间有一部分颇为平稳，导致公元前800—前400年的日期只能被追溯到这个庞大的时间范围，却无法得出更加精确的结果。鉴于此，大多数研究伊特鲁里亚遗物的考古学家都认为放射性碳定年没有意义，不愿为此投入宝贵的科研经费。
具体到卢浮宫里那尊迷人的夫妇像，可以根据赤陶棺材的风格来推测其年代。我们基本确定，它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末，即公元前525—前500年前后，正处于古风时代的中期。那时，切尔韦泰里的工匠非常精通黏土雕塑艺术。除了这两具棺材，城里的工匠们还制作了复杂的陶板和精致的陶罐，用于装饰房屋以及后来的坟墓。令人失望的是，房屋的幸存数量和保存状况远远不及坟墓。实际上，在切尔韦泰里，死者的坟墓都是按照严格的布局方案排列，而且很可能模仿了生者的房屋1：就像在城市里又建造了一座城市，把棺材摆在中央；这个地方属于逝去的祖先，却反映着当前的世界。从切尔韦泰里出土的棺材似乎也让现代读者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顶尖的工艺技术或详细的文献记载。巴黎卢浮宫收藏的夫妇像是在1861年被拿破仑三世买去的，而它的出土时间还要提前十六年，最初的发现者是一位痴迷于艺术和古董的贵族——坎帕纳侯爵。他在自己居住的坎帕纳别墅重建了一座伊特鲁里亚坟墓，旁边有许多真实的古代纪念物，包括一大片古罗马渡槽2。我们并不清楚原本放置夫妇像的坟墓是否被盗，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对夫妇的尸体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被火化了还是被完好地埋在了他们的赤陶雕像之下，也很难确认他们的坟墓究竟是哪一个。
更难了解的是那对夫妇生前居住的世界。不过，在一些最新[3]获得的考古信息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可以较好地掌握2切尔韦泰里的环境以及伊特鲁里亚文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从切尔韦泰里向北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处死火山的火山口，如今已经变成了维科湖。那座火山在大约13.8万年以前便停止喷发，为沉积物在湖底的积累留出了充足的时间。钻孔岩芯的分析表明，土层中含有古代的花粉颗粒。通过追溯花粉颗粒的年代，科学家们可以准确地找到伊特鲁里亚时期，记录当时该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结果，其多样性令人震惊：这一时期的花粉代表了超过750种不同的植物，并且全部跟橡树林有关3。海滨城镇格罗塞托附近有一座伊特鲁里亚农庄，科学家们对此处的花粉样本做出类似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铁器时代晚期的景观确实如此：茂密的森林里夹杂着一块块经过开垦的土地4。
这项可靠的科学研究打破了关于意大利景观恒久不变的幻想。伊特鲁里亚人的领地统称为伊特鲁里亚，从切尔韦泰里向北延伸，包括拉齐奥的北部、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南部。在鼎盛时期，伊特鲁里亚的影响力可以扩散到威尼斯潟湖以南的亚得里亚海沿岸以及那不勒斯湾。不过，中间的那个区域才是伊特鲁里亚的心脏地带，范围大致在台伯河与亚诺河之间。它涵盖了一些意大利最富吸引力的景观：排列成行的青翠柏树依偎着连绵起伏的金色山丘，这样的画面激发了诗人和艺术家的灵感，并最终出现在日历和屏幕保护程序上。然而，即便是在这里，也仍然留下了一片片古代的橡树林，俗称“博斯科”（bosco），意为“丛林”。这些幸存的树林依然带有某种原始的特质，在亚平宁山脉的脚下茁壮成长。等到游客离开以后，纷飞的大雪便提醒我们，伊特鲁里亚人并非永远都在享受充满美酒与阳光的夏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