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伟大的电影3》是世界知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系列的完结篇。在本书出版十六个月之后，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书中收录的100篇影评，被作者视为构成“伟大的电影”框架的最后基石，也见证了伊伯特如何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重启隔周一次的影评写作。在追问“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称得上伟大”的过程中，伊伯特重温了伯格曼的四部经典，重拾对喜剧电影兴致，甚至对一些争议作品重新下了判断。入木三分的惊鸿一瞥带来了更深的愉悦和更大的反思。《伟大的电影3》中的伊伯特，是一位对自己品位相当自信的“自命不凡者”。他依然幽默，依然毒舌，还能感受到他正“时不我待”地将另类至极的佳品、屡被低估的影人、回怼粉丝的“敬语”统统塞进书中。罗杰·伊伯特证明了带着热情去观看电影，就可以开辟一条理解生活的路。
作者介绍
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1942—2013）生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Urbana），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开普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主修英语，1967 年成为《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影评人，1975 年成为第一位因撰写影评获得普利策艺术评论奖的作者。同年，他开始与吉恩•西斯科尔（Gene Siskel）长期合作，在电视上主持电影评论类节目“Siskel & Ebert”。1999 年西斯科尔辞世后，他改与理查德•勒佩尔（Richard Roeper）合作，节目亦更名为“Ebert & Roeper”。自1969 年起，伊伯特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艺术课程的电影课讲师，同时任伊利诺伊大学电影与媒体学兼职教授。其间，他获得科罗拉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三十余载，他每年都在该大学的世界事务会议（Conference on World Affairs）上逐镜分析一部电影。1999 年，伊伯特在伊利诺伊大学创立“沧海遗珠电影节”（Overlooked Films Festival），专门推介被忽略的佳片，每年都吸引许多观众和影人参与。2002年，罗杰• 伊伯特不幸患上癌症。2006年，病情开始恶化，仍笔耕不辍，直至2013年4月4日去世。作者生前与爱妻查兹•哈梅尔史密斯•伊伯特（Chaz Hammelsmith Ebert，一位律师）生活在芝加哥。
部分摘录：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影子部队》，讲述的是法国抵抗运动（French Resistance）的成员们面对绝境奋勇抗争的故事。鲜有电影能够如此真实地展现出人物内心深处伴随着宿命论的希望感。这不是一部关于大胆突袭与炸毁列车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饥寒交迫、绝望无助的男人与女人们的电影，他们秘密地穿行于纳粹占领的法国。他们的部队的的确确是由影子组成的：他们使用假名，他们居无定所，他们可能会因一位叛徒或是一次意外，而被即刻出卖。他们知道自己很可能难逃一死。
这不是一部战争电影。它讲述的是一种心灵的状态。在“一战”英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的维希（Vicy）政府之下，法国官方宣布成为纳粹占领区。大部分法国人接受了，以此免受德国部队的征召。而在伦敦，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领导着自由法国运动（Free French movement），但他只能在广播中发出声音，没法指挥军队——除了那些在抵抗军中的人之外。这些人伪装成平民百姓，过着两种生活，暗中侦察德国人，向同盟国提供信息，有时还对敌军发动游击战。
很多电影都曾拍过这个剧情。梅尔维尔自己就曾是抵抗军中的一员，他无意拍一部情节剧。情节剧释放紧张情绪，并将其表现出来。他的电影拍摄的是抵抗军成员的内心斗争，这些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坚持做着徒劳无功之事，接受着他们同志的死亡，不计报酬，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做错。因为很多人是以假名死去的，因此他们的牺牲便无人知晓。在这部电影中，一对兄弟从未发现原来他们都属于抵抗军成员，而且其中一位是以匿名的身份死去的。
这是梅尔维尔又一部被重新发现的电影，他正在进入影史最佳导演之列。他在世时并未如此受人推崇。现在，我们知道他的黑帮电影《赌徒鲍勃》（Bob le Flambeur, 1955）使他成为法国新浪潮之父——早于戈达尔（Jean-Luc Godard）、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马勒（Louis Malle）。他以实景拍摄，将摄影机装在一辆自行车上，拍摄移动镜头，使用默默无闻的演员，拍摄未经排演的街景与日常事件，而非高度紧张的情节剧。在他拍摄《独行杀手》（Le Samouraï，1967）的年代，电影中的职业杀手比凡夫俗子更加高大威猛，他却削弱了职业杀手（阿兰·德龙［Alain Delon］饰）的存在感，将其刻画成一位平常、孤独、简单与低调的角色。而在《红圈》（Le Cercle Rouge, 1970）里，他拍摄了警察与黑帮，后者知道一个人应该如何才能赢得极少数能够破译密码的人的尊重。他的电影画面精准，镜头运动严谨，具有摄人心魄的美感。
现在我们迎来了可能是他最伟大的电影在美国的首映（我没有看过他的全部电影，但我会看的）。当《影子部队》在1969年上映之时，巴黎左派批评它为“戴高乐主义”，因为片中有一个关于戴高乐的简短场景，也因为它还涉及一位反抗军成员支持他的事业。一直到1960年代的后期，戴高乐都被看成一位保守的残余势力。人们在那个时代很难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这个三十五毫米胶片的修复版，现在在全美艺术院线中放映，尽管距今有三十七年之久了，但它是今年的最佳外语电影。
电影追随着位于里昂和巴黎的反抗军斗士们中一小群人的抵抗行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见过他们的领袖——一位名为卢克·贾尔迪（Luc Jardie，保罗·默里斯［Paul Meurisse］饰）的哲学家。他们的直接上司是菲利普·杰彼耶（Philippe Gerbier），这位由利诺·文图拉（Lino Ventura）饰演的人物长着一个鹰钩鼻，体格敦实，深沉内醒，坚韧不拔。若让文图拉进行夸大的表演，那肯定尴尬无比。和他共事的，是一位名为玛蒂尔德（Mathilde，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饰）的女性，以及那些名为弗朗索瓦（Francois，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饰）、马斯奎（Le Masque，克劳德·曼［Claude Mann］饰）与菲利克斯（Felix，保罗·克罗切特［Paul Crauchet］饰）的其他人。
“你的丈夫知道你的行动吗？”有一天，杰彼耶问玛蒂尔达。“当然不知道。而且我的小孩儿也不知道。”由西涅莱所扮演的她，以一位女管家作为伪装，她还可以假扮为衣着寒酸的渔妇、厚颜无耻的娼妓。她甚至还假扮成一位德国护士，和两位同志开着一辆救护车驶入纳粹监狱，说她受命把菲利克斯送去巴黎。她骗术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冒充为讲德语的护士，而在于当她被告知菲利克斯病得太厉害，因此无法被运走时的随机应变能力。她立刻同意，草草点了个头，说：“我会向上面报告这个情况的。”然后便离开了。哪怕是稍微发生一些口角，都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身份。
这个团队的成员们游走于安全的藏身之所，通常都位于穷乡僻野。当他们认出队伍中的叛徒后，他们把他带到一座他们租下的房子，不料发现新邻居已经搬进来了。这些人可能会听到枪声。那就用刀来处决？房子里没有刀具。“厨房里有一条毛巾。”杰彼耶说。我们看到那个人被勒住，没有什么电影中的处决场景比这个更加直截了当。然后便是终结。
为了保证反抗军的安全，不仅需要处决叛徒，还需要杀死那些妥协者。片尾的处决场景对观众造成了创伤。我们承认那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是无法相信它会发生。这是因为它处决的是团队中最勇敢的一位人物。领袖卢克·贾尔迪坚持要现身，因为这位受害人“一定要看到我在车上”。这么做是出于：尊敬、感谢，然后赦免。
影片中也有喘息时刻。由英格兰飞来的飞机降落到一位男爵（让——马力·罗宾［Jean-Marie Robain］饰）所拥有的土地上，以作人员交换，并带来补给和上级的指示。杰彼耶和贾尔迪被带到伦敦，和戴高乐一起参加一个简短的仪式，还一起看了《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40）。然后他们又飞回法国。
是的，也有令人激动的时刻。但是其妙处在于人心之抉择，而非动作之劲爆。杰彼耶一度沦为阶下囚，并被送去处决。纳粹押着他们的囚犯们，到了一个很长的室内阅兵场。远处的一端架着机关枪。囚犯们被告知快跑。那些能够平安跑到另一端墙头的人，这次将会幸免于难。杰彼耶思考着自己是否应该选择快跑。这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的存在主义。
由于梅尔维尔本人曾在反抗军中工作（而且也由于这部作品改编自约瑟夫·克赛尔［Joseph Kessel］1943年的著名小说），所以他知道对于一位斗士而言，生活不是穿着长款风衣上演的一幕幕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而是含糊不明、可能招致死亡的日常遭遇。当杰彼耶从盖世太保的司令部逃走之后，他走进一家理发店刮胡子。理发师的墙上贴着一幅贝当的海报。两个男人一言不发。一个男人在深夜大汗淋漓跑了进来，说想要刮胡子，这是很可疑的。当杰彼耶付了钱，准备离开时，理发师递给了他一件另一种颜色的外套。
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到很现实主义，而且可能就是根据现实事件改编而成的。但是梅尔维尔曾向记者鲁伊·诺盖拉（Rui Nogueira）说过：“我无意制作一部关于抵抗军的电影。除了德军占领时期这个时代背景外，我排除掉了所有现实主义。”对其主角们英雄壮举的刻画，与其说是为了反映真实事件，不如说是为了召唤心灵的真实状态。唯一一个德军的大场面镜头来自电影开场，德军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齐步前行。梅尔维尔说这是最令他倍感得意的镜头之一。为了拍摄这个镜头，他拿到了法律上的豁免权，法国法律是禁止人们在林荫大道上身着德军制服的。
抵抗军斗士们甘愿为一个已经正式投降的国家冒生命危险，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能得到什么回报？在1940年，梅尔维尔说道，抵抗军成员的总数仅为六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酷刑，其中包括卢克·贾尔迪的原型让·穆兰（Jean Moulin）。克塞尔说：“由于他已经没法再说话了，一位名为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的盖世太保首领交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你是让·穆兰斯（Jean Moulins）吗？’让·穆兰唯一的回复，就是拿过上校手中的铅笔，将纸上的‘S’字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