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该书收录了三本安伯托·艾柯的重要作品《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开放的作品》。 《带着鲑鱼去旅行》这一系列迷你文章是种种神奇指南之汇编：怎样辨别色情电影，怎样度过充实的假期，怎 样在空中吃喝，怎样提防寡妇，怎样讨论足球，怎样与出租车司机相处……戏谑、挑衅、怪诞而又机智。 《误读》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但一个下午绝不能轻松对付了它。这些插科打诨、装疯卖傻、天马行空、颠三倒四的文字中，有着艾柯最“愤世嫉俗”的批评。 《开放的作品》是艾柯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当代意识理论的革命性标志作品，以及讨论语言技术和20世纪先锋艺术的思想意识作用的坐标。艾柯作品理论中的“开放性”这一重要概念在西方文本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介绍
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 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和小说家，20世纪后半叶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艾柯的学术研究纵横古今，小说随笔睿智幽默，著作横跨多个领域，并在各领域都有经典建树。
1932年，艾柯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亚历山大，这个小山城有着不同于意大利其它地区的文化氛围，更接近于法国式的冷静平淡而非意大利式的热情漾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
艾柯是后现代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之一，更是符号学领域的开拓者。1971年，艾柯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席；四年后因发表符号学权威论著《符号学原理》，艾柯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讲座的终身教授。此外，艾柯还在美国西北大学（1972）、耶鲁大学（1977）、哥伦比亚大学（1978）等著名院校授课，以符号学家声名远扬。
有评论家说，阅读安伯托•艾柯，对我们的精神痼疾而言是一种解毒。艾柯的写作范围无所不包，诸如足球、色情片和咖啡壶之类看似“无脑”的话题，在他笔下变得既有趣又深刻。他是一位真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至今出版的各类著作已达140余种，主要作品有：《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开放的作品》《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别想摆脱书》《不存在的结构》《悠游小说林》《中世纪艺术与美学》《符号学理论》等。
部分摘录：
补办驾照奇遇记 1981年5月，我途经阿姆斯特丹时掉了钱包（也说不定是被偷走的，即使荷兰这样文明的国家也难免有小偷）。钱包里现金不多，但证件和各种卡却不少。等到了机场，即将离境却找不到信用卡时，我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我焦急地要找个地方报案。不到5分钟，就有一位机场警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事不属于机场管辖，因为钱包是在市区丢失的；尽管如此，他答应替我打一份报告，并向我保证，等9点钟办公室一开门，他就会亲自打电话通知美国运通公司1。这样，10分钟之内，荷兰分部就会把我这件案子办理停当。
回到米兰，我打电话给美国运通公司，证实了我的信用卡卡号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挂失，第二天新卡就寄到我手上。文明真是好东西，我对自己说。
然后我开始处理其他遗失的证件，向警察局报案，只用了10分钟。多美妙啊，我对自己说，我们的警察水准跟荷兰一样好呢。我的记者证也丢了，但三天之内就能领到新证。真是越来越棒了。
唔，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我们住在汽车工业之都，将来我国会有可以跟福特相提并论的汽车制造厂，我国赫赫有名的高速公路令全世界妒羡。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汽车协会，得知只要把失窃驾照的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但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秘书小姐教了我几招，叫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中追踪，我的驾照号码应该登记在副本上。一天之内她帮我填好了初步的表格，又告诉我该去什么地方办理，于是我来到了地方政府驾照监管部。只见宽阔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个个神情沮丧、满身臭汗，不由让人想到电影里印度佣兵叛乱时的新德里车站。听听这些申请人的经历真是吓死人：“从利比亚第一次入侵时，我就在这儿了。”他们抱着热水瓶和三明治，困守营地。据我亲眼目睹，长队好容易排到你了，窗口却关了。
总而言之，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好几天工夫排队，每次排到窗口才知道，应该填的是其他表格，或应该买的是其他面额的印花税票，然后又被打发到队尾。但众所周知，办手续就是这么回事。
谢天谢地，我终于得到通知：手续齐了，两周后再来。在这期间，我只好打车。
两周后，我爬过若干申请人的头顶（他们已陷入无药可救的昏迷不醒状态），到了窗口，却发现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上抄下来的那个号码，不知是一开始就登记错，还是复写纸有问题，抑或是单据太陈旧破损，反正就是不对。拿不出正确号码就一切免谈。我说：“好，显然你们没办法查到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的号码，但你们总可以从我的名字‘艾柯’追查到正确的号码吧？”
不行。不知是他们有意刁难，还是工作太紧张繁忙，或者是驾照真的只能按号码进行查询，无论如何，我的请求他们办不到。到你最初领驾照的单位去碰碰运气吧，他们说。哦，那是在亚历山德里亚，不少年头之前的事了！——在那儿应该可以查得到你的驾照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亚历山德里亚，尤其是现在连车都不能开的情况下。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寄希望于走后门。我打电话给一位老同学，他是现任地方财政官员，拜托他给市汽车管理局打个电话，他同样通过关系给局里的一位要人打招呼，对方却说这种资料不得向除警方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我确信读者一定可以理解，要是我的驾照号码随便给人，国家安全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那是卡扎菲2与克格勃梦寐以求的情报啊，怎能不把它作为头等国家机密严加看管？!
再次搜肠刮肚，我又想起一位担任政府官员的老同学。但我预先提醒他，不可跟任何监理所高层打交道，因为这事儿很危险，说不定会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最好相反，去找个小人物，比如贿赂贿赂某个值夜班的保安，让他半夜偷偷翻一翻档案。这位官员运气不错，找到一位监理所的中层职员，那人甚至不要贿赂，因为他是《快报》（L’Espresso）的忠实读者。出于对文化的热忱，他决定冒险帮他最欣赏的专栏作家（区区在下）一个大忙。我不知道这位勇士冒了多大的风险，不过，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驾照号码。我不能透露这个号码，想必读者会谅解：我可得为妻儿的安危着想啊！
有了这个号码（我现在把它抄在各处，藏在秘密抽屉里，以防下次遭窃或丢失），我又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的排队长龙。我扬扬得意地在满腹狐疑的办事员眼前挥舞着它——他脸上挂着一个冷冰冰的微笑，说我还必须出示远在20世纪50年代亚历山德里亚有关机关将我的驾照号码通知米兰相关机关时的公文编号。
又给老同学打了好几通电话，那位上次帮过忙，已经冒了老大风险的热心读者，再次挺身而出，担着坐几十年牢的风险，窃取了若干——不问可知——警察愿意为之英勇献身的资讯，把文件的编号交给了我。我也照样把它仔细地藏好，因为，众所周知，隔墙有耳呀！
我再次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又排了几天长队，总算把事情搞定了：他们答应我，那份神奇文件两周之内就会下来。到了6月下旬，我终于拿到一份临时文件，证明我已申请补发驾照。显然设计人员不曾考虑过驾照遗失或失窃的问题，因为我拿到的证件是发给初学开车、根本还没有执照的那种人的。我把它拿给交通警察看，问有了它我是否可被准许开车，警察的一席话让我心凉了半截：这位爱岗敬业的好警官明明白白对我说，要是他逮到我只凭那张小纸片就胆敢手握方向盘，他定会让我悔青了肠子。
事实上，我已经悔青了肠子。无奈又回到监管部，又耗了几天才得知，我拿到的那份文件，这么说吧，不过是正餐之前的开胃酒：我得等另一份文件，那上头会说明我丢了驾照，不过可以继续开车，直到新证下来为止，因为有关机关查明我以前的确有驾照。嗨，这件事根本自始至终大家都知道，从那个荷兰警察开始，一直到所有意大利相关单位，包括监管部都清清楚楚，只不过他们一定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慎重考虑，才愿意如此公开表态。别忘了，监管部要求知道的每件事，都是它早已知道的，而且肯定是无论再怎样反复钻研，都发掘不出什么新名堂了。不过，生活嘛，就是这么回事。
6月底之前，我一次次回去查询承诺给我的第二份文件，但它的制作显然极其耗时费力。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他们跟我要了那么多份资料和照片，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驾照像护照一样，每页都需要打水印、盖章，还有加密什么的。
截至6月末，我花掉的打车费已经多得吓死人，不得不再另觅门道。你看，我写稿的报纸发行全国，说不定借口为促进公共福利我非得出趟差，就会有人拔刀相助。多亏两家报社（《共和报》与《快报》）的米兰办事处帮忙，我联系上了地方政府新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