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政治思想既表达政治社会的自我理解，亦体现人们对理想秩序的探寻。本书突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既有写法，跨政治、宗教、社会、经济、法律、哲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钩稽沉隐，推陈出新，融文本解读、理论分析与意义发微于一体，移步换景，在多视角、大视野中全景式地考察了西方政治思想之跌宕起伏，涵盖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重要政治思想家，不仅是一部全面、生动的西方政治思想通史，也是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
作者介绍
陈伟，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暨政治系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政治系特聘校外名师。主要研究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兼及中国政治。著有《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施米特与政治的逻辑》等，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主持翻译《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剑桥阿伦特指南》《卡尔•施米特：德意志国家的理论家》等。
部分摘录：
政治经验的扭曲与教育乌托邦的滥觞
一个致力于哲思的人在其一生中遭遇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生变故，往往会对其做出回应，从而他的思想便会受其影响，因之带上浓重的时代色彩。这是幸运抑或不幸？思想家的思想是自由的。然而，触目惊心的事件会通过冲击哲人敏感的感官或心灵为其思想设定议题，并从情感上影响乃至左右思想家思考的方向。人们习惯上提倡“独立思考”，这主要是针对人云亦云、随意附和、盲目追随权威的做法，它要求的是个人敢于运用自己的心智。它与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哲其实只是传说，即如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宗师，亦深受其经历的局限。世间只有反应迟钝、没有灵魂的痴夫愚妇，才能超然于世界。东方的道家，西方的隐修者同样是以他们的方式在回应时代的问题。面对世界，他们选择了逃避、放弃。对柏拉图来说，其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宣判处死，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
恩师饮毒汁而死，死前拒绝逃跑的建议，坚持忠于自己的内心，同学生谈笑风生，讨论灵魂不灭、死后的世界，视死如归，这对柏拉图而言是何等悲痛的经验！不少诠释者由此出发，认为替老师辩护，向雅典人乃至后世表明，苏格拉底死得冤枉，是柏拉图最重要的著作《理想国》主要而直接的意图之一，《理想国》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而做的申辩。然而，这种诠释并不准确。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不敬神，败坏了青年。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开始便描述苏格拉底积极祭神：“昨天，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块儿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的献祭，同时观看宴会。”[92]而整个对话的结尾，苏格拉底讲到“厄洛斯神话”故事，仍然是回到神那里。苏格拉底要格劳孔相信灵魂不灭，死后会有审判的厄洛斯神话，他说：“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得到报酬的时候。”[93]表面上看，柏拉图试图说明：苏格拉底没有犯渎神的罪。苏格拉底敬神，他只是拒绝关于诸神的那些荒诞、不健康的传说，例如神克洛诺斯阉割了其父从而成为众神之王，神与神乱伦、三角恋，等等。然而，实际上，柏拉图的辩护，从另一方面，恰恰坐实了苏格拉底渎神的问题。因为雅典人的信仰中，灵魂是随身体死亡而消失的。苏格拉底却坚持说灵魂不朽，这便与民众信仰发生了冲突。对雅典人来说，如果灵魂不死，则人们一定会考虑照料灵魂的问题，如此，参与城邦生活，战场上的荣耀，公民美德，便变得意义不大，而这一切正是雅典人作为城邦动物活着的依据。
《理想国》中柏拉图所虚构的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年轻人的交谈，表明苏格拉底非但没有败坏青年，相反，他在做艰苦的教育工作，致力于提升人，激发青年人对真、善、美的热爱。他以“对话”这种思想的助产术，激发年轻人产生自己的思想。他教导格劳孔由对吃、穿、住的满足上升到对城邦事业的忠诚、对军事荣耀及武功的热爱，并致力于让他更进一步，上升到对完美城邦、良善生活的追求。这怎么能说是毒害青年？这是在做一件引导人向善的大好事。然而，结合城邦时代的公民观，柏拉图同样表明了苏格拉底不为人容的原因。苏格拉底培养了哲学学生，却败坏了“公民”。公民生活靠常识、信念、意见维持，苏格拉底则要对这些意见一一进行检讨。
柏拉图与其说是在为苏格拉底辩护，不如说是在揭示一个困境、一个悲剧。柏拉图在为苏格拉底的长篇辩护中，将哲人与城邦的冲突、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充分揭示了出来。苏格拉底之死表明了这场冲突的悲剧性结果。
并不奇怪的是，政治哲学之宗师柏拉图，却是反政治的人。柏拉图开启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然而这一传统在其发轫之时便包含了对政治的极度不信任。政治发生于城邦的公民之间，它指向一种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协作，从根本上排斥专制、暴力与野蛮。然而柏拉图，因为苏格拉底之死造成的心中的永远的痛，实在不能对它表示赞同。在城邦公开的辩论与集会中，柏拉图看到的是无知者的狂欢、修辞的矫情，是一把把刺向哲人心脏的利剑，演说背后是公民生活与哲人生活的对立。不是哲人容不了城邦，而是城邦容不下哲人。
柏拉图的对策，是取消政治，代之以另一种秩序原则。这就是“权威”秩序的引入。权威的存在意味着一种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等级制，这种观念为古希腊人所缺乏，在东方古国却四处流行。它与王朝统治（君主制）相吻合，在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确立起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在柏拉图的替代方案中，拥有至上权威的，正是哲学家。在哲学家当国王的世界中，存在的是“统治”原则，“政治”则不复存在。公民会议、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复存在。每个人只是成了城邦整体的一部分，承担着他特定的“功能”，或耕田牧羊织造从事贱役，或疆场征战，保家卫国。就连哲人，也为城邦整体的幸福而发挥着他作为“理性”化身的作用，作君作师，俾使城邦不至沉沦。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更是设计了令人深感恐惧的夜间议事会，对民众言论进行审查。自由不复存在，公共空间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正义”名号下实行的一元统治。
柏拉图何以巧妙地瞒天过海，竟使人服膺于他反政治的君主制主张？柏拉图所为，并非别的，而是将问题转换。通过将政治问题转换为教育问题，柏拉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空间移开，集中到了个体品德的提升上。“世界”的问题，被“人”的问题所取代。[94]《理想国》或可算不错的教育理论著作，却不过是一部不合格的政治理论著作。或者如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更为客气的说法，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一本讲政治的书”，而是一篇“友好的教育论文”。[95]柏拉图这种诉诸教化人的方案，就政治实践而言，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是一种披着粉色外衣具有恐怖性质的乌托邦。
教育与政治，实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前者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展开，后者则在政治上平等的公民之间展开。当政治被转化为教育时，强制便变得合情合理。正是凭借此一策略，柏拉图为由国家实行的文化审查辩护，理据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保护青少年”。他痛恨一切自由艺术家，要随时清理“毒草”。柏拉图写道：“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继承……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96]
在东西方，在古代与今天，人们皆不难发现此种思想习惯，就是将政治问题变成教育问题，认为我们面临的公共世界的危机与无序，根源于每个个体素质的低下或知识上的无知、品德上的败坏。由此，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必有待新民，柏拉图阐发的灵魂转向、生存境界提升的学说与传统儒家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基于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去追求“国治”“天下平”，如出一辙。19世纪法国浪漫派作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说：“政治的第一部分是什么？教育。第二部分呢？还是教育。第三部分？同样是教育。”[97]确实，当我们看到政治毕竟是人事时，自然会想到个人品性状况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然而个人道德与知识的提升，并不能于政治上的改善有多少帮助，因为政治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展开的，涉及的是个体“之外”的事。纵观人类历史，政权交替，王朝兴衰，并不稀奇，而其间人民，果真能在新旧政权交接的那一刻突然有素质上的变化吗？德意志第三帝国几近疯狂的国民，在其“元首”覆灭后，很快成了自由民主事业的支持者，其实德国人口的主体，并无多大变化，很多人生在纳粹的“卐”字旗下，接受的是纳粹化的教育。人们面对政治危机，并不能寄希望于教育。知识上的丰富，个体修养上的温文尔雅，均不能导出良好的政治判断力。在政治生活领域，哲人或技术专家、道德楷模并不具有指挥别人的天然权利，亦不具有高人一等的“优势”。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
柏拉图诉诸人的培养去应对现实世界的问题，这种教育救国的乌托邦主义，影响甚远。有些持这一主张的人未必读过柏拉图的书，但柏拉图将政治转化为教育，从而以追求个人完善代替对公共世界的关爱，在世界诸国多种政治思潮中，皆可见其踪影。以非政治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注定只是徒劳。而在极权主义政体中，教育沦为支配工具，此种堕落的迹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