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你去牙科诊所时惊恐地发现，由于病菌对各种常用的抗生素都有耐药性，拔牙竟然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这就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抗生素耐药性。 人们通常以为微生物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主要源于医疗中的抗生素滥用，但这本书揭示了一个惊悚的事实：美国售出的80%的抗生素、全世界售出的50%的抗生素，都被禽畜而非人类服用！ 抗生素问世后，除了在医疗中发挥奇迹般的作用以外，也迅速成为现代农业的助推剂。它能够促进动物生长，还能起到预防养殖禽畜患病的作用，于是农业中滥用抗生素的状况越演越烈，使微生物对各种重要的抗生素相继产生耐药性。 农业生产中的抗生素滥用酿成了严重的医疗危机，让急需抗生素解除痛苦甚至救命的病患无药可用。这场危机就潜藏在我们的餐桌上，尤其是在工业化养殖的鸡肉里。耐药菌的产生源头，正是那些集约化生产、将肉鸡关在拥挤不堪的笼子里并投喂大量抗生素的农场。鸡肉成为餐桌必需品，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肉鸡的养殖和生产加工过程怎样逐步工业化、集约化，养殖者又为何将抗生素饲养作为常规操作？更重要的是，对于这场餐桌上的危机，我们能做些什么，怎样的努力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这是一个重要且精彩的故事。
作者介绍
玛丽安·麦克纳（Maryn McKenna）是一位记者、作家，专注于公共健康、全球食品安全和食品政策领域，著有两部备受好评的书：《超级细菌》（Superbug）和《击退魔鬼》（Beating Back the Devil）。她为《连线》《国家地理》《科学美国人》《自然》《大西洋月刊》《卫报》《现象》等报刊杂志撰稿，同时也是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舒斯特调查新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部分摘录：
里克·席勒从没这么难受过。[1]
席勒51岁，身材高大，身高6英尺1英寸（约1.85米），体重230磅。他经常健身，达到跆拳道黑带级别，没住过院。但在2013年9月的最后一个清晨，他躺在了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南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发着高烧，遭受着剧痛，不敢相信地盯着自己的右腿。他的右腿此时已经肿胀成正常尺寸的三倍，肤色发紫，温度很高，又大又硬的炎症肿块似乎随时会爆开。
把席勒逼到医院看急诊的就是这条腿。凌晨3点，火烧火燎的剧痛让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拉开被子想看个究竟，结果大叫起来。他的未婚妻萝安·特兰看到他的腿也尖叫起来，两人旋即冲出家门。席勒套上内衣，用手抵着墙，萝安用力把跑车的座椅折叠起来，好给他的腿腾地方。他的腿俨然成了一截僵硬的木头。到了医院，一群护士把席勒抬下车，扶上一架轮床。他被迅速推进了一间急救室，注射上点滴，还有一剂吗啡。这一切都发生在周一天还没亮的时候，本应是急救室最清闲的时间。没过多久医生就赶到了，她进来时手上举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支消过毒的注射器。
住院医生告诉席勒，她担心他的腿肿得太大，可能会撑破皮肤。“我得给你的腿抽液，减轻压力。”她说道。席勒点点头，咬紧了牙关。医生将针头刺进他紧绷的皮肤，缓缓把针推了进去。她本以为很快就能抽出一管血或者脓，结果什么也没有。她眉头一皱，让护士换了一支针头粗一点儿的注射器，又试了一次，想找到血管里流不动的淤血或者导致席勒整条腿肿大的感染囊肿所在，但还是没有。她又换了一支注射器。席勒后来回忆说，这支注射器的针头足有铅笔的铅芯那么粗。医生擦拭针头，第三次刺入席勒的皮肤，然后轻轻地把活塞向后拉。她倒吸了一口气，他听见了，向下看了一眼。针筒里充斥着又红又稠的东西，看起来像肉。
几个小时以后，席勒努力回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烧还没退，头上顶着冰袋，镇静剂的药效让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大腿仍然僵硬着。他认为，一切可能都源于10天前的半夜里他吃的那顿快餐——三明治、墨西哥煎玉米粉卷和一杯奶昔。他吃的时候就觉出味道不对了，所以没有吃光，结果后半夜就开始呕吐，持续的呕吐和暴发性腹泻纠缠着他，让他恶心到连清水都几乎无法下咽，直到入院。
从那天晚上到入院这天清晨，席勒去地区医院看过急诊，也找过初级保健医生看病。医生当时怀疑席勒感染了肠道病菌，于是取了他的粪便样本，最后告诉他说过不了几天就能痊愈。但席勒的症状一直没有好转。他时而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时而在客厅和卫生间之间脚步踉跄地走来走去，饭也吃不下几口。不过就在住院的前一天，他突然胃口大开，让未婚妻熬了锅汤，喝了几勺，还吃了几块薄脆饼干，但很快就又不行了，浑身无力，直到大腿的抽痛让他清晨惊醒过来。
医生用针筒给他的大腿抽液没能揭示他到底怎么了，后来医生又紧急预约了超声检查，还把席勒送到放射科做了磁共振成像（MRI）检查，但这一切都未能解开这个谜团。席勒的大腿里没有脓液可抽，没有血栓可消，似乎没有原因能解释他来势汹汹的高烧和肿胀。现在，医务人员只能等待给他使用的药物见效，同时等着化验室发来化验结果，然后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席勒又疼又累，浑身颤抖不已，蜷缩在化验室病床上的毯子里，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急诊室。医务人员拿走了他的衣服，可他还留着自己的手机。他划开锁屏，点开了录音应用程序。由于呕吐和恐惧，他的声音很嘶哑，但他还是努力保持着平静。“小Q，”他叫着未婚妻的昵称，“下面是我的遗嘱，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席勒再次醒来的时候，那一天还没过去，他仍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大腿的肿胀和疼痛也没有消失。很明显，他体内的某个地方一定发生了感染，而且感染已经进入了他的血液循环系统。免疫系统识别出入侵者，并做出了响应。免疫应答的结果就是发烧和炎症，炎症阻断了血液循环，导致他的大腿肿胀起来。席勒入院的时候，医生给他静脉注射了广谱抗生素，这是一类能应对多种致病菌的抗生素药物。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看药物能否发挥作用，或者医院的实验室能否从病人的血液中培养出任何细菌，这样才能确定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两天过后，席勒腿上的肿胀终于消了。他站起来，倚着病床立着，试着给病腿加了点儿重量。就在此时，电话响了起来，是那个初级保健医生。医生拿到了他当时因为呕吐和腹泻去看病时所做化验的结果，那时候他还没被送进急诊室。
医生说：“你知道你是沙门氏菌中毒了吗？”
席勒回道：“那你知道我进了医院，差点儿就不行了吗？”
保健医生挂了电话，随后打给医院询问席勒的治疗情况。有了保健医生的化验结果，就不用等待医院的化验结果了。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导致食物中毒的病原体，每年美国都有100万例感染病例，[2]全世界的病例则多达1亿例。大部分人在痛苦挣扎一周后都能痊愈，但在美国每年都有几千人因此被送进医院，其中约有400人不幸病故。确定病原体后，医生就能为席勒制订合适的治疗方案了。几天后，虽然席勒依然肌肉酸痛、浑身颤抖而且精疲力竭，但高烧已退，病腿的功能也基本恢复了。他出院了。
整个住院期间，席勒一直把这次生病归咎于他出现症状那天吃的那顿快餐。但几周之后，他接到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他对自己生病原因的认知。电话是州卫生部门的疾病调查员打来的，调查员的名字叫埃达·余，她说想多了解一点儿关于席勒感染的事情。席勒告诉她自己吃了快餐，而且当天夜里就开始呕吐了，但隔着电话他都能知道她在摇头。“时间对不上，”她说，“这个时间差太短了。”
调查员解释道，在病人吃下受到污染的食物后，沙门氏菌需要在体内潜伏几天才会发作，绝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引发那么严重的症状。所以，她还想问问席勒在生病之前的几周都是在哪里购买食物和吃饭的。她问了很多问题。当席勒反问她为何问得如此详细时，她告诉他，在加州的其他几个城市同时出现了类似的感染病例，很可能是同样的食物来源导致这些患者中毒。CDC是在全美范围内监控疾病发生的联邦机构，正在和州卫生部门合作，努力缩小调查范围。政府已经锁定了几种可能会传播疾病的食物，所以她想让席勒回忆生病之前购买食物的任何细节，尤其想知道他有没有买过鸡肉。
直到接到调查员的电话，席勒才知道自己并不是这种病的唯一患者。他是一场食源性流行病的亲历者，而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食源性流行病之一。到这场瘟疫结束时，这场流行病已经波及美国的29个本土州和海外的波多黎各自治邦，共感染634名已知患者，[3]可能还有数千人得了病却未就诊。[4]
情况不对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席勒患病前几个月，也就是2013年6月。CDC的一个电脑程序发出了一个警报：西部各州突然出现多例沙门氏菌感染病例。有一类特定菌株——海德堡沙门氏菌——引发的病例数量异常地多，致病菌为这类菌株中的一种，研究者将其命名为第258号菌。
不过，CDC负责监测异常情况的程序——脉冲网（PulseNet）[5]只负责发出警报，警告工作人员未来可能暴发瘟疫。脉冲网程序不会去调查病例和医生，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从已确诊的患者身上提取的食源性致病微生物DNA（脱氧核糖核酸），制作出特征图像并进行筛选。在实验室中，让致病微生物的DNA显现出特征的技术手段叫作PFGE（脉冲电场凝胶电泳），“脉冲网”由此得名。PFGE技术能够分离微生物的DNA片段，然后在凝胶层中利用电流对遗传物质进行拖拽。PFGE技术生成的特征图像很像商品的条形码，其功能也很像条形码——图像内能容纳许多微小的差异，这让它成为一种区分众多的食源性微生物菌株和亚种的好办法。流行病学家把这些“条形码”叫作“DNA指纹”。顾名思义，就像犯罪现场留下的凶手指纹一样，PFGE技术检测出的DNA指纹也能在某种微生物导致疫情暴发时帮助科学家验明其正身。
过去人们很容易辨明一种食物是否引起了疾病，因为这类疾病的患者一般都会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如果有100个人喝了同一口井里的水，或者吃了同一个教堂分发的晚餐，然后生了病，那么这群人里一定会有人意识到真相并通报给主管部门。但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食品工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首先是运输技术的进步，其次是公司间的联合，最后通过某些经济手段，人们可以在一个国家的一边养殖、屠宰禽畜，然后在另一边享受美食；甚至还可以在一个半球种植、收获水果，再运到另一个半球进行销售。如果食物在屠宰、封装或处理的地区遭到了污染，然后漂洋过海，在数百或数千英里外的地方销售，由此引发的病例就很有可能看不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脉冲网能将不同病例的DNA指纹进行比对，找出其中的关联性，即便他们远隔重洋，或者根本不在一个时代。
席勒被送进圣何塞医院急诊室的那天，CDC正在跟进一条线索。那里的流行病学家发现，自3月以来共有278个人生病，其中最小的一个是婴儿，年纪最大的一个已经93岁了。而且，患者遍布全美17个州，南至佛罗里达，东达康涅狄格。所有病例中无一死亡，但几乎一半都住了院，这对普通的沙门氏菌感染来说比例也太高了。通过对从患者身上采集的细菌样本和在实验室培养的标本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同样的DNA指纹不断出现。100多名患者填写了冗长的调查问卷，其中也包括席勒。问卷调查的目的是缩小可疑的“肇事者”范围，最终，在问卷中反复出现的食物就是鸡肉。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调查过自己的档案，并分析了从全美各地的超市中买来的肉类上采集的食源性致病菌，最后在鸡肉上发现了相同的沙门氏菌DNA指纹。同时，美国农业部锁定了一家很可能有问题的屠宰场——患者食用的正是这家屠宰场所属公司加工的鸡肉产品，FDA的数据库将其记录在案。
另外，政府如此着急对这场瘟疫进行调查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暴发的沙门氏菌感染不仅造成了比以往更严重的疾病，还同时对多种常用药物表现出耐药性，包括氨苄西林（氨苄青霉素）、氯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链霉素、磺胺类药物和四环素类抗生素。侵袭席勒的疾病就是细菌的一场示威，展示了它们对抗生素的耐受能力。联合国称，这种能力是“最严重、最迫切的全球性危机”，[6]而如今，这种危机正在以食物为媒介进行传播。
对大多数人来说，抗生素耐药性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名词，除非他们自身不幸感染，或者有家人、朋友感染。目前，针对耐药菌感染，没有明星为其代言，政府的资助微不足道，也几乎没有医患组织对这种病症进行宣传。每当人们想到耐药菌感染，脑中浮现的画面总是那种罕见病，感染的也不是像你和我这样的人——不管“你和我”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印象中，被耐药菌感染的一般都是在养老院里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或者被慢性病长时间折磨的病人，又或者是被送进加护病房的重伤者。但耐药菌感染其实是一种广泛又常见的问题，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身上：幼儿园中的儿童、运动场上的运动员、戴耳钉的青少年、健身房里的普通人……然而，尽管普遍，耐药菌依然是人类面临的一大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日趋严重。每年，耐药菌至少会夺走全球70万人的生命，[7]其中2.3万人在美国，[8]2.5万人在欧洲，还有超过6.3万名印度婴儿[9]。除了致人死亡，耐药菌还会导致数百万人患上各种疾病——仅在美国每年就有200万感染病例，[10]消耗数十亿的医疗预算，[11]给各行各业和国家的生产力造成损失。据预测，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性将导致全世界损失100万亿美元，每年还会造成多达1 000万人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