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流行病学的古老源头，到职业健康、母婴保健、营养学的兴起，从人口统计的诞生，到第一次国民健康调查、第一套地方卫生行政体系、第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破土，卫生学泰斗、医学社会史先驱乔治•罗森细数公共卫生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展现政治、经济、科学、思想背景下的卫生大历史，讲述一个关于挫折与前进、迷茫与奋战的故事。《公共卫生史》联结过去与现在，试图从历史中找到公共卫生获得进步的必要条件，以此指明未来的方向。
作者介绍
乔治·罗森（George Rosen，1910—1977），医学史家，医学社会史的奠基人。前国际医学史学会主席，前美国医学史协会主席，曾担任纽约市卫生局卫生教育主任、《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编辑，生前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公共卫生学、传染病学、医学史。另著有《疯癫与社会》《矿业工人疾病史：一项医学与社会解释》《美国医疗实践的结构，1875—1941》《美国的预防医学，1900—1990》。2014年，美国医学史协会设立“乔治•罗森奖”，旨在嘉奖公共卫生史及医学社会史方面的优秀著作。
部分摘录：
在人类历史中，人类所要面对的主要卫生问题与社区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对传染病的控制、对物质环境（卫生设备）的控制和改善、对优质的水及食物的充足供应、对医疗的供应，以及对残疾与贫困人士的救济。这些问题各自的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它们之间密切相关，并且正是因为它们，逐渐形成了我们如今所知的公共卫生。
卫生设备和住房。人们在非常早期的文明中发现了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活动迹象。大约四千年前，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在印度北部缔造了一种伟大的城市文明。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朱-达罗以及旁遮普的哈拉帕出土的遗址表明，这些古印度城市已有意识地以矩形的方式进行布局规划，这显然依照了建筑法则。在挖掘出的建筑中常见浴室及排水系统，铺平的宽阔街道埋设了下水道。下水道铺在街道地面以下约两英尺处，大部分由模压砖制成，并用灰泥浆浇筑。房屋内则运用了更加优质的材料，至少在一个实例中提到使用陶土制作下水管道，并将其嵌入熟石膏中，以防可能的泄漏。
来自埃及中王国时期（前2100—前1700）的发现使我们得以了解一些当时的状况。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发现了卡洪城的遗址，这座城市是应国王命令根据统一规划所建造的。它对排水很注意，在街道中央铺设了砖石沟渠。公元前14世纪的阿玛纳的废墟与卡洪城结构基本相同，但有一处细节值得一提。那些较小的房屋中，有一栋发现了一间浴室的残垣断壁。
早在基督纪元前的两千多年里，为大型社区提供充足饮用水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例如，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中存在大型沟渠，挖掘出的古迹也表明特洛伊拥有非常精妙的供水系统。和任何一个普遍认可饮用水供应系统的地方一样，废水处理也同样受到管理，污水排放系统得到极大发展。在一些王宫中，例如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王宫，不仅有豪华的浴室设施，还有厕所专用的冲水装置。在小亚细亚的普里恩城废墟中有一些现在仍清晰可辨的遗迹：私人住宅里留有可能才安装不久的水管，尽管在当时的很多地方，人们是从公用水井中取水使用。
印加了不起的污水排放系统和浴室遗迹证实了其在公共卫生工程上的卓越成就。他们在有充足水供应的城市建造了完善的排水设施，为社区卫生提供了良好基础。印加人还发现，物质环境的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健康。因此，他们认识到水土适应与不健康之间的联系。从高地来到炎热村庄服役的军队实行轮岗制度，一次仅停留几个月。
清洁与神圣。在现代原始人中发现的清洁与个人卫生行为，无疑也被史前和早期人类运用实践。原始民族通常会用一种卫生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排泄物，但这一行为的出发点与我们截然不同。在很长一段人类历史中，因宗教信仰和习俗，清洁近乎神圣。人们保持清洁是为了让自己在神的眼里是纯洁的，而不是出于卫生原因。基于这一点，清洁和卫生受到了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希伯来人及其他民族的重视。
印加的盛事，西图雅节，就是一个体现清洁与神圣之间关系的有趣例子。每年的9月，在会带来疾病的雨季来临之前，印加领导的人民会举行一场祈祷健康的仪式。除了祷告、献给神的赎罪祭和其他宗教行为之外，所有的房子都要彻底打扫干净。
疾病与社区。只要人生活在大地上，就会遭遇疾病的困扰。疾病与生活息息相关，全世界的人们都希望尽其所能消除疾病。古生物病理学的研究不仅表明疾病的历史源远流长，还发现疾病会以相同的基本形式出现，如流感、炎症、发育和代谢障碍、外伤，以及肿瘤。例如，现今在埃及流行的血吸虫病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出现在人的肾脏中，而在前哥伦比亚印第安人的骨骸中也诊断出了脊柱结核。此外，埃及绘画表明脊髓灰质炎和软骨发育不全性侏儒症在当时便已存在。然而，尽管这些疾病的基本形态并未发生改变，但疾病的发病率和流行程度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认识疾病出现时的这些变化，对于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中社区面临的卫生问题，以及理解那些处理卫生问题的人的思想和行为而言至关重要。
根据某些关于疾病性质的主流观念，社区和个人面对地方性或流行性疾病的难题展开了行动。基于原始的知识，这些举动通常以超自然的方式展现。但现代医学则试图通过研究人体正常和病态的组织结构和生理过程来了解和治疗疾病。它还可以通过尽可能地对疾病的症状、位置和起因进行明确定义，而识别和区分许多不同的疾病。然而，关于不同病种的这个概念直到最近才被提出。
古代和中世纪的医生一般不会这样区分不同的疾病，但对病人所表现出的五花八门的症状，他们心怀关切。这些健康失调的证据可以用体液混合异常理论（体液学说）或以身体固态部分的紧缩和放松（固态学说）来解释。只要这种疾病概念仍在流行，医生就无法根据病例的性质专注于特定的疾病。
然而，早在某些疾病的成因被发现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它们的传播性，并且若干世纪以来，对一些传染病也有所认识。毫无疑问，古代世界曾多次受到传染病的侵袭。M.A.拉弗认为，公元前1000年前后，埃及可能存在天花。他对一具埃及第二十王朝的木乃伊进行了检查，在其皮肤上有“一种特殊的呈水泡状或球状的疹子，它的形状和大致分布与天花惊人地相似”。在《伊利亚特》中，我们读到阿波罗通过掷毒使特洛伊城前的敌军遭受瘟疫的袭击；在《圣经·旧约》中的《撒母耳记·上》，我们听到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战败的非利士人身上，“使他们生了痔疮”。
几千年来，流行病主要被看作神对人类恶行的审判，这些惩罚可以通过安抚愤怒的神灵得到赦免。例如，在埃及，当瘟疫女神赛克赫迈特被唤醒时，流行病就会发生，而当她被安抚后，流行病就会减弱。这种关于疾病的神学理论绵延了近千年，但与此同时，有一种观点逐步发展起来，认为瘟疫是由自然原因引起，尤其与气候和环境相关。这个观点是思想上的一次巨大解放，它始于希腊，并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达到顶峰，当时人们首次尝试用理性、科学的理论来解释疾病的起因。这并不是说希腊的医学思想完全摒除了宗教的成分，但越来越多伟大的希腊医生和思想家将此世作为自己前行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