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契诃夫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之一，但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园艺师。他亲手设计和建造自己的花园，像斟酌词句一样把握水分、土壤和阳光的互动与平衡。他在四十四年的人生岁月中，一半时间在生病，一半时间在写作、造园和旅行。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中以自己特有的伦理道德去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家。早在160多年前，他就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思想，他的文学和人生追求的核心在于对“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救赎。这位培植花园的俄罗斯园丁，也在培植着自己的心田，同时在文学中培植着关乎人类未来的良知的土壤。 契诃夫一生钟爱玫瑰。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亲手在雅尔塔的别墅花园栽下了一百多株玫瑰。如今这些玫瑰还在吗？这本由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撰写的契诃夫的精神传记，以契诃夫对于自然的真挚热爱为基底作人物传记，漫步他人生的重要节点，引领我们踏上一场“寻找契诃夫的玫瑰”的心灵奇旅。 本书精装全彩，收录300余幅精美插图，既有珍贵历史图片，又有专业摄影师亲赴俄罗斯拍摄的高清相片，真正走进契诃夫的精神深处，感悟他对自然、土地、花园以及文学和艺术的爱。只要契诃夫的花园还在，这一伟大而高尚的灵魂就永驻人间。
作者介绍
顾春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学、戏剧学、电影学。主要著作有《戏剧学导论》《呈现与阐释》《意象生成》《她的舞台》《戏剧交响》等，传记《我心归处是敦煌》以及诗集《四月的沉醉》等。
部分摘录：
森林可以教会人懂得什么是美
徜徉在伊斯特拉河边
在那荒芜却充满诗意的庄园里
只有候鸟才知道何处是它的尽头
叶尼塞河的雄伟壮观
我爱上了阿穆尔河
1860年1月29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俄罗斯南部的塔甘罗格。1860年是农奴制在俄国存在的最后一年，第二年爆发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名置身于启蒙思想和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是在19世纪俄国社会大转折、大动荡、大分化的土壤中诞生的。在四十四年短暂而艰难的人生中，他见证了一个农奴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站在世纪交替悬崖边的契诃夫，敏感于历史的沉疴、时代的阵痛和未来的召唤。当我们回溯契诃夫的人生时，会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转型和人生际遇在其文学作品中的深刻烙印。
有两份资料比较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契诃夫的真实情况：一份表明了他的出身，一份表明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契诃夫出生的房子，塔甘罗格
第一份资料是契诃夫自己写的简历。关于契诃夫的生平，最可靠的资料来自一封信。1891年8月14日，契诃夫暂住包吉莫沃时，给奥古斯丁·费尔扎尔写了一封信。信上提到《新时报》书店曾通过费尔扎尔转给契诃夫一项要求，让他提供关于自己的生平材料。于是契诃夫就写下了这样一份个人简历。
致奥古斯丁·费尔扎尔
1891年8月14日，包吉莫沃
阁下！
根据您通过《新时报》书店转给我的要求，我向您提供自己的生平材料。
我于1860年出生在塔甘罗格（在亚速海岸）。我的祖父是乌克兰人，是一个农奴。在解放农奴以前他就赎买了一家人的自由，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在内。父亲是做买卖的。
我曾在塔甘罗格中学受过教育，以后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受教育，从那里毕业时获医生学位。1879年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我曾为许多定期刊物撰稿，发表的主要是一些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以后就成了以下几本集子的材料：《五颜六色的故事》《在昏暗中》《短篇小说集》《阴郁的人们》[11]。我也写过剧本，这些剧本曾在国营和私营的剧院里上演过。
1888年皇家科学院授予我普希金奖。
1890年我穿过西伯利亚到萨哈林岛旅行，目的是了解苦役劳动和流放移民区。待我写的关于萨哈林岛的书出版后，我寄一本给您，而为此也请您将您翻译的我的小说寄给我。
我名字叫安东·巴甫洛维奇。
此致敬意，有幸为您忠顺地效劳的
安·契诃夫[12]
第二份资料是1894年3月27日契诃夫在雅尔塔写给苏沃林[13]的一封信，信中详细地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情况。他告诉苏沃林，自己在雅尔塔住了一个多月，深感乏味，想去基辅瞻仰圣地，享受乌克兰的大好春光。那段时间他突发严重的肺病，但是口袋里只剩下250卢布了。可能是感到孤独，他写下了这封特别长的信，好像是一段细腻的心灵告白。
致阿·谢·苏沃林
1894年3月27日，雅尔塔
您好？我住在雅尔塔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雅尔塔乏味极了。我住在“俄罗斯”饭店39号房间，而住在38号的是您喜爱的女演员阿巴里诺娃。这里的天气已是春天的天气了，暖和晴朗，海阔天空，然而这儿的人们却是非常沉闷的，无精打采，没有生气。我做了一件傻事：把整个3月份都交给了克里米亚。应该到基辅去才对，在那里瞻仰圣地和静观乌克兰大好春光。
我咳嗽还没痊愈，但4月5日我仍然要北上，回老家。我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再说钱也没有了。我随身只带了350卢布。如果除去来回的路费，那就只剩下250卢布，而用这几个钱是吃不胖的。如果我有1000或者1500卢布，我就会上巴黎去了，而这从各方面来看都会是很好的。
总的说来我是健康的，只是某些部分有病。例如，咳嗽，心律不齐，痔疮。有一次，心律不齐持续了6天，感觉一直非常糟糕。自从我戒烟后，忧郁和惶恐的情绪已经没有了。也许，由于我不吸烟了，托尔斯泰的教义不再感动我了，现在我内心深处对它没有好感，而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在我身上流着农民的血，因此凭农民的一些美德是不能使我感到惊讶的。我从小就信仰进步，而且也不能不信仰，因为在打我和不再打我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喜爱聪明的人，喜爱礼貌、机智和神经过敏。对于一些人挖老茧，而他们的包脚布散发出臭气——对于这一切我是抱无所谓态度的，就同我对小姐们早上带着卷发纸走来走去毫不在乎一样。但托尔斯泰的哲学曾经强烈地感动过我，它控制了我六七年，而且对我起作用的并非一些基本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我以前也知道，而是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他的审慎明智，可能还有他那种独特的魅力。现在呢，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在抗议，算计性和公正感告诉我：对人的爱，在电力和蒸汽中比在贞节和戒绝肉食的做法中多一些。战争是罪恶，法院是罪恶，但由此并不得出结论说，我应当穿树皮鞋，应当跟长工和他的老婆一起睡在炉台上，等等。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不在于“赞成和反对”，而在于对我来说，不管怎样，托尔斯泰已经消失，我心灵中已经没有他了，而他在从我心中出走时说：我把您的空房子留下来。现在没有什么人留宿在我的心灵中了。各种各样的议论都使我厌烦了，而像玛克斯·诺尔道这样一些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人所写的东西，我读了就反感。发寒热的病人不想吃饭，但他们还想吃些什么，于是他们就这样表达自己的模糊愿望说：“给我一点儿酸酸的东西吃。”同样现在我也想要一点儿什么酸酸的东西。而且这并非偶然，因为我在周围人们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情绪。好像是这样，以前大家都在热恋之中，而现在都不再爱了，都在寻找新的情人和爱物。很可能是这样，也很像是这样：俄国人又要迷恋自然科学了，唯物主义运动又流行起来了。现在自然科学正在创造奇迹，他们会像玛玛依那样，推向民众，并以自己的巨大和宏伟征服民众。不过，所有这一切全在上帝的手中。你要是空谈起来，你的头脑就会发昏。[14]
弗拉迪米尔·达维多夫、契诃夫、帕维尔·斯沃博丁和苏沃林，圣彼得堡，1889年1月
在这封重要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戒烟之后的好处，经济上的拮据，内心的孤独感，特别谈到了他已经逐步摆脱托尔斯泰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对俄国思想界的现状，特别是对那些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文学界重要人物，他深感厌恶。
作为农奴的儿子，童年的契诃夫体验过种种屈辱和伤害。同其他俄罗斯作家相比，作为一个平民作家，契诃夫的精神和人格，经历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升华过程。但是，他最终摆脱了世俗的偏见和伤害可能带给自己的精神扭曲，不仅使自己从农奴身份的外在桎梏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灵魂从内在枷锁中完全超越出来，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
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是个港口城市。童年时代的契诃夫常常和哥哥们一起去港口钓鱼、游泳，还喜欢去市政公园散步，在那里不知疲倦地眺望着远方的大海、桥梁和船只。他在小说《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娜坚卡的假期作业》（1880年）中这样感叹大自然的美：“大自然美极了。幼小的树木长得很密，还没有任何人的斧子碰到过它们的苗条树干。细小的树叶造成一片虽不浓重却几乎连绵不断的阴影，落在柔软的细草上，而草丛中点缀着毛茛的金黄色小花、风铃草的小白花、石竹的深红色小十字花……在朝霞放光的地方有一群鸟在飞。在一个什么地方，有个牧人在放牧他的畜群。有些白云在比天空略为低点的地方飘飞。我非常喜欢大自然。”[15]
契诃夫家世代是农奴。爷爷叶戈尔·契诃夫辛苦劳作了三十年，攒够了3500卢布，赎回了自己和家人的自由。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娶了服装商人的女儿叶甫盖尼娅，在塔甘罗格开了一家杂货铺，成了一名小商人，还在商人同业协会里谋得了会员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