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的历史过程中，重新理解他的文学，理解一个“得其自”的文学家，如何转变为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又如何在精神的严酷磨砺下身处时代边缘却成为深入历史文化深处的实践者。 本书沿着沈从文的作品展开，透过字里行间，剖析他在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实践，贯穿起三种形象，勾连成一条变化的、丰富的生命轨迹，并进而探讨他身后形成的绵延不绝的“沈从文传统”在当代的回响。
作者介绍
张新颖 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的前半生》；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斜行线》；随笔集《九个人》《沙粒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诗集《在词语中间》《三行集》《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等等。 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部分摘录：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写到看尸体，上学绕路到牢狱旁，“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不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不再过去，只远远的看看，就走开了”。[10]
叙述得这样“若无其事”，读者却会心惊。
但更惊心动魄的不久就来了。接下来的一篇《辛亥革命的一课》，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是看了一个月的杀人。“革命”失败的早晨，“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叔父问我：‘小东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极好，我说‘不怕。’”[11]
这还只是开始。城防军分头派兵下乡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被杀的、杀人的、看热闹的，这三者之间的数字对比不能不说是奇观。被杀的差不多全是苗乡的无辜农民，杀到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有点不忍了，就想了个决定杀还是不杀的办法：“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12]
“我”呢？“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掷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13]
以后，当作者十六七岁，在部队里当小兵期间，看杀人的经验就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部自传后半部分的《清乡所见》《怀化镇》，对杀人多有叙述和描写。另外他的作品《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等，都涉及砍头杀人情景。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作家这么多次地写到这么大规模的砍头式杀人，也没有哪个作家能控制得这么“不动声色”地写看杀人。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讲了幻灯片事件，那是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14]这个留学生深受刺激，弃医从文，现代中国文学因此而有了鲁迅及其作品。《药》里拿来治病的蘸了烈士鲜血的馒头，《铸剑》里自愿割下和被割下的三颗头颅在沸水中的啮咬追逐的大战，以及杂文里一而再、再而三论及的“神往”或“满足”于杀人场面的“看客”，这些，是谈论鲁迅作品时经常会说到的话题。
王德威有一篇文章叫《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讨论两人不同的砍头故事所代表的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不同路线。[15]鲁迅对杀人示众场面所“象征”的意义耿耿于怀，他最痛感和激愤的就是国民的愚弱和麻木，如此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而被杀和“鉴赏”这杀戮盛举的“看客”。这是鲁迅“国民性”批判中尤为用力和集中的方面，他的尖利和深刻也使“看客”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中能够不断引起“众议”的“经典形象”和“经典问题”。
如果按照鲁迅的说法，沈从文俨然也是一个“看客”。《怀化镇》里说：“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种雅观的游戏，本部队官佐中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而且，看过之后，“总有许久时间谈到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地方，或又辗转说到关于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鲁迅大概是没有亲眼看过杀人的，他看的是幻灯片和报纸上万人争看杀头的新闻，通过“媒介”得来的“信息”，已经令他反应激烈；沈从文是亲眼看的，而且看得那么多，反倒是“平静”的。他不仅看得多，而且常见匪夷所思的情景，譬如说，“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匹耕牛。这一行人众自然是应当到我们总部去的，一见到时我们便跟了去”。[16]
鲁迅和沈从文反应的不同，除了经历、性格、志趣、思想等等方面的个人原因外，是不是还跟看的“方式”有关：通过“媒介”来看，比起在现场的亲眼看，更容易引向情景的“象征”意义，而且往往到头来“象征”的意义比引起“象征”的情景更为重要；在现场的亲眼看，由于其真切性，集中注意的就是现场发生的情景本身。当然，即使是现场的看，也并非不能产生任何一点由情景而起的“引申”，只是任何的“引申”都是附属性的。
回到鲁迅和沈从文的不同，简单点说，鲁迅通过“象征”性事件看到的是令他忧愤的“国民性”及其现状，而沈从文直接看到的就是杀人。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和沈从文在与生活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对待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鲁迅是能够而且善于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的极端敏感的天才，而沈从文是把不平常也当作平常来接受的那么一个人；鲁迅是质疑性的，沈从文是容纳性的。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世界的真实就是这样，而鲁迅则要问：这样就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沈从文当然也不因为生活世界如此便对，但他在质疑对错之前，先接受生活世界本身的“教育”。沈从文也写过发生在北平的杀人和看杀人，但他的叙述确实没有鲁迅那样激烈。他从湘西到北平后，目睹过鲁迅笔下的情景，不过在他的回忆文字里，却是强调它的平常，它的“司空见惯”：“这个文明古都，并且经常还可见到一小队武装人马小跑通过，末后一辆平板大车上，坐了个面目肮脏的赤膊壮汉，作成京戏中上法场的情形，或痴痴呆呆一言不发，或嘶声嚷叫‘砍了头不过碗大一块疤’，‘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更自得其乐是‘小孙子，大闺女，来为老子送丧！’恰正是在全国任何一省都是每天发生的悲剧，同样是人人司空见惯的事情，除了少数有闲好事的人，或在街头闲荡的小孩子，跟着车后追去，大多数人都带着一种麻木神情，等待车一过身，就又依旧做他应做的事！”[17]
前面谈到沈从文叙述看杀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平静”，用这些词的时候都加了引号，因为其中还有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作者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反应和很多年后作者回忆时的反应，以及作者把这些过往经验写出来给别人看，意识到同时也要给别人看自己的什么样的反应，这之间，是有着微妙差别的。我们从作品里读到的，当然是作者叙述的结果，或者说是作者设计、驾驭、控制叙述的结果。
作者这样叙述，是表明他的冷漠和麻木吗？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那么，作者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与给人的表面印象恰恰相反，作者想表达的却是，看杀人深刻地“教育”了自己，成为建构自己的人事现象中重要的因素；而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自己这么一个人，当然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别的人，有着重要的、无法泯灭的区别。所以，他在叙述怀化镇的生活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切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