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文集集冯尔康先生治学成果之大成，共10卷，即《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清代宗族史论》《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清史专题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徽学研究》《文化史散论》《史料学研究》《师友述怀·序跋札记》。本套文集收入冯尔康先生的学术论文、读史札记、序跋书评、回忆文章等，共403篇，460余万字，内容涉及史学理论、清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族史、徽学等领域，极具学术价值。
作者介绍
冯尔康，湖南岳阳人，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本科暨研究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后一直任教南开，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荣退后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冯先生于改革开放之初首倡中国社会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冯先生治史60年，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史、清史、宗族史和社会结构史、史料学，从1985年至2017年，出版著作60余部，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清代人物三十题》《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等。冯尔康先生是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和史学名家，是南开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本书编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是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历史悠久，师资雄厚。
部分摘录：
“雍正帝及其时代”是冯先生较早且至今一直关注的研究课题，从1980年起便不断发表这方面的相关论文，并随着涉猎的广泛、深入而撰写专著。先生所撰本卷“前言”，大致介绍了这一研究的简要历程。
本卷所收“雍正帝及其时代”这一专题的论文，大略辑为4组四个方面：雍正继位问题、雍正帝其人、政治革新、关于雍正史的研究。
雍正继位问题是研究雍正帝必须涉及的。以前，学界前哲孟森先生、王钟翰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分别有长篇论述，认为雍正继位是篡夺。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一问题又成为清史学界研讨的热点问题，出现了各种说法，其中较重要的观点是雍正帝属于合法继位。冯先生便持这一看法。以往的研究，把皇位授受之际的诸种事件、现象及传位遗诏等，作为重要甚至是关键的分析内容。冯先生另辟蹊径，撰成本卷所收《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一文，把继承皇位前的皇四子胤禛，放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分析竞争储位的各皇子党的成员、活动、区别特点，康熙帝对他们的看法，以及第二次废太子后康熙帝的计划等问题。最后判断：康熙帝晚年欲于皇四子胤禛、皇十四子胤之间选择一人，究竟是谁，未作最后确定，或者已有成算，但未公诸于世，而最终择定胤禛为皇位继承人。文章指出，留存至今的传位遗诏是雍正继位后所作，不能作为传位于他的依据，坊间所传改遗诏之事也不可信。康熙死前不当面立胤禛为太子，是因为康熙多年不准立太子，如果立胤禛，不符合他的做法，康熙可以要求等自己死后再行宣布。文章还认为，要全面分析康熙对诸子的态度，只强调看中允 是片面的。以上考察扩大了视野，将以往雍正继位的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本组文章还有对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所述内容的考证或分析，从而加强了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如所收《清世宗本叫胤禛，并未盗名》《康熙帝十四子胤改名考释》《二百年疑案再断：雍正继位问题考实》，以及前述《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都有这方面的讨论。
以下两篇是雍正继位以后的内容，与储位之争相关人物及继位问题有关。
《一道为允禩集团“定谳”并晓谕众人的上谕——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档“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解读》，是以这份档案分析雍正打击允禩党人、驳斥谣言而为自己辩白等行为，指出其目的是使臣民从同情允禩集团方面转移到支持皇帝，是在舆论上争取臣民之心。并指出这篇上谕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资料价值。
《理郡王弘晳移居郑各庄折射雍正帝与废太子允礽关系——解读有关郑各庄的四份满文奏折史料》，从雍正帝为废太子允礽之子弘晳封王，迁居郑各庄王府及优待安置其生活，办理允礽之善后与追封其亲王等措施，指出雍正的这些做法的政治含义——是对弘晳寓优遇于控制之中，折射出对允礽的宽容；封王弘晳也是对允礽的一种补偿，昭示雍正帝对允礽的兄弟友爱，收揽人心，稳定刚刚获得的帝位，也证明世间传言雍正帝杀害允礽、霸占其妻妾的不实。
“雍正帝其人”的一组文章，重点是关于雍正帝行政、作为方面。另外，揭示了其作为普通人，在情感、性格、喜好方面的特点。
雍正帝的行政，尤其是改革方面，一个重要特点是范围广泛，什么事情都想改一改、变一变，还要移风易俗。这些情况及其特点是研究雍正帝的重点内容。先生除了在专著《雍正传》中有较细致的阐述外，还有专题文字，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本组所收《倡导改革的清世宗胤禛》《雍正帝的各项社会政策》《雍正帝文化教育政策》《从历史长河看雍正帝地位》，对雍正帝行政方面有比较系统、全面的揭示。诸如改革赋役制度方面，实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设立会考府，清查亏空；推行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变革行政制度方面，实行秘密立储，完善与推广奏折制度，设立军机处，增删法律条文，固定律文。民族边疆事务方面，实行改土归流，对青海用兵，设立驻藏大臣，与俄罗斯签订确定中俄中段边界的《恰克图条约》。政治性的文化政策方面，改临雍“幸学”为“诣学”，改以往帝王临雍祭孔立献为行跪拜大礼，为孔子之名避讳，以及提倡“四书文”、改革科举制度、笼络士子等。还有强调天下一统下的华夷一家，批评华夷之别，频兴文字狱（另见第三组文章所述），讲求祥瑞政治、崇佛用佛等。社会政策及习俗方面，由于实行摊丁入亩进而取消丁口编审后，百姓可自由离乡，从而推行新的保甲制，以加强社会治安管理。阐释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而成《圣谕广训》，增加宣讲效果。确立、推行乡约制度，提倡宗法伦理、设立族正。设立善堂，奖励乐善好施。放宽旌表节妇条件。力行主佃关系平民化。除豁贱民（专论，见第三组中文章《雍正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改订服色婚丧仪制。要求闽粤官员讲官话。严惩窃盗，严禁民间秘密宗教，镇压民众运动，等等。与此相关的是对雍正严猛为治、务实除虚的施政特点，以人为治、反对因循苟且的为政观念，以及雷厉风行的行政作风的阐述。上述文章还对雍正改革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认为在雍正多方面的改革中，摊丁入粮、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奏折制度与军机处、秘密立储、改土归流、设立驻藏大臣、除豁贱民等，都成为清朝一代不可移易之法。
他的政策自然含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后果，不过积极意义是应当注意的，克服了清朝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促使社会向前演进和清朝的稳固统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作用。赋役制度的改革削弱了对民人的人身控制，客观上起到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民族方面的施政如改土归流、设立驻藏大臣，对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有利的。有些施政是失败的或不切实际的。同时指出，雍正朝与康熙、乾隆时期文字狱频生，其时是思想统治的残暴时期。总体而言，雍正之为政、改革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其改革内容远比以往的改革家们广泛，是他们所不可企及的。其改革还具有某种近代成分，如取消人口税是近代平等、自由、民主社会的理念，是近代社会才能够实现的。摊丁入亩制度下田多者多纳税，与近代社会的累进税制——资产多者赋税多——有相通之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已在向近代财政预算方向作出努力。雍正的政治活动又同他的才能、性格、作风息息相关。没有他的才华，没有他的刚毅性格，没有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也就没有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雍正时代的政治深深打着雍正个人的烙印。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启后者，是在某种程度上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杰出帝王。同时，雍正的改革又受时代的限制，是在传统社会制度内进行的，是从维护这种制度出发的，而这种制度已经进入它的晚期，时代已不允许它作出更有深度的制度性的更新和调整，所以改革的成果是有限度的。
《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论述了雍正帝的政治思想与为政原则，也是对他的总体评价。认为雍正帝之行政强调人治，有治人即有治法，把得人、用人视为治理政务的大纲，把“才”作为选官的首要条件，而不必拘定满汉、资历。他自己也秉承“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至治原则，励精图治、勤政，实现高度集权政治；告诫臣僚唯知尊君、不能结党。其为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实行严猛政治。其为政务实，反对虚文邀誉。当政期间雍正改革赋役，整顿吏治，奖励农业，压抑工商，打击朋党，变更官制，强化皇权，解决或试图解决历久相沿的弊政，对清朝历史的发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下启乾隆时期的“盛世”。可以认为，雍正是奋发有为、对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另一方面，其施政又是利弊并存、得失相当。所实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革除了一些弊病，不久又产生新的弊端。大力兴办农业而效果并不好。打击朋党有合理性，但搞扩大化，随之而来的文字狱，大搞文化专制，对后世影响极为恶劣。为了强化君权，极力愚弄人民，大讲祥瑞，宣传天授君权及其“盛德”。以上诸方面又有消极因素。他颇具才智，洞悉世态人情、社会弊病，性格坚毅不拔，决策果断，而又缺乏深入思考，某些做法带有盲目性。爱记仇、虐待冤家，品性残忍，打击严酷。另外，时代条件、社会痼疾也局限了他的改革作为。
九五之尊的皇帝雍正也与庶民一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如敢作敢为、不图虚名、直言无隐、自称汉子、敢于自责。性格上残忍、偏激、多疑、精细、慈爱交织。另外还崇佛用佛，和道教也大有瓜葛，迷信道术。这些体现了雍正帝的性格、作风、崇尚喜好等特点的内容，可品读《雍正帝自称“汉子”》《释雍正帝的“为君难”印章》《清世宗的崇佛和用佛》《雍正帝与道士贾士芳》等文章，对上述方面有详实的叙述，且文字活泼，其中也不乏与政治有关的分析。这方面内容也避免了人物传记“千人一面”的刻板状况，揭示了有血有肉、有个人特点的雍正。
民间传说、小说中有关雍正的离奇内容很多，诸如雍正会武功，发明杀人利器血滴子，私访探秘，被刺暴卒，等等。研究雍正皇帝，对这类传说应作分析，从而客观地揭示雍正其人的真实面目。《倡导改革的清世宗胤禛》对这类内容也有分析。
以往的朝野之中，雍正又是一个有着恶名的挨骂皇帝，这也是评价雍正帝不能回避的问题。先生在关于雍正的研究中，多次涉及这一内容，此外还有专论。《从历史长河看雍正帝地位》一文中，有“雍正帝改革与挨骂的辨证考察”一节，认为其挨骂原因有三：一、严惩贪官，甚至过严过苛；二、对储位之争中对立面的骨肉亲属及同党打击过分；三、改革政治之方针政策过于严猛。以致遭多人嫉恨及崇尚仁政理念的人士的不满。
第三组“政治革新”诸文，收录重要官员辅助雍正治政及与雍正治政相关的专题文章。其中，田文镜的为官行政与雍正政治关系密切，他在河南省任职期间，积极推行雍正的一系列改革，对雍正帝的革新政策在全国的推行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其行政作风与雍正有相似之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雍正帝的政治；另一方面，他投雍正之所好，也是雍正帝弊政的体现。《论田文镜抚豫——雍正帝政治的样板》一文对此作了详细、深刻的分析。而鄂尔泰在雍正朝的重要政绩，是在西南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鄂尔泰（传略）》是一篇以此内容为主的文字。
此组其他数篇所述为雍正治政期间的重要事件，各篇题目已明确表明主旨内容。关于文字狱的文章，指出雍正朝的文字之祸有着发展变化过程，前期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期则是为强化思想统治。前期遭祸者及曾静案中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期冤情更增，多是无辜受害者。其中，整治吕留良、屈大均、徐骏等文人，纯粹是出于强化文化专制的需要。以上详情可见《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述论》。而《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则辨明了此案的真正原因，论证其具有政治斗争和文字狱的双重性质。《江宁织造曹家的被抄及其原因》也值得注意，因不少红学家断言，曹家被抄的原因不是雍正帝宣布的经济亏空，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此文从康熙后期曹家在经济亏空、眷宠渐衰方面潜伏的危机，雍正帝对曹家态度的转变等多方面分析，详细论证曹家主要是因经济亏空而被惩治，并非因朋党而受政治打击。此后发掘出的档案证明，曹家因骚扰驿站而导致抄家，而非政治原因，也佐证了上述论点。雍正削除乐户、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贱民的贱籍，是在清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事件。《雍正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论述了丐户的职业和身份地位，雍正削除丐籍的原因、进程和历史意义。文章指出，堕民的籍称是“丐户”，但它不同于乐户、丐户，更不同于军、民、匠、灶等良人户，而是贱民。雍正朝削其户籍，就是豁除其贱民。丐户不是靠乞讨为生，而有谋生职业，吹唱演戏是堕民的主要职业，服务于人们的红白喜事和士大夫的宴会，或应地方政府的差役。还有堕民从事各种小手艺和小买卖，以及抬轿子、保媒、卖珠、从医（妇女有做接生婆、为小儿看病的，堕民男子也有从医的）等，特点是属于服务性的微贱劳动，被人们看不起。他们多数人经济困窘，也有的人比较富裕。在官方法令和民间习惯中，堕民同倡优隶卒一样，为不齿于平民的贱民，不能读书应举，不准做官，不能与良人通婚，同良人不能平等相处，还被以服饰标志卑贱、禁乘车马等。雍正削除贱籍，是为厘革弊政，获取政治资本，肃风化、正人伦，以维持君主社会的秩序和伦理，消弭堕民的反抗斗争，也是压抑绅权的一个措施。由于堕民自身很难改业，社会上也需要，以及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制度的限制，堕民开豁令只是其漫长解放过程的开始。雍正朝之后，仍有相当多的堕民没有改籍从良。但削籍令是政府宣布的，是堕民解放的开始，也体现了雍正敢于革除旧弊的政治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