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全书理念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脉相承，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民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一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文化的重要作用》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入手探讨文化问题。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民主有什么样的联系？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分，应该承认一种文化比另一种好，还是要尊重所有文化？文化在男女平等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运作模式？对于文化变革，我们应如何面对，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措施呢？《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穿越时空的迷雾，详细、生动、全面地叙述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事件的全过程，以独特的视角深刻分析了事件的整体内在逻辑，揭示了与其相关联的各种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展现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千百万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困窘和悲惨后果。所披露的内容，仅就其权威性而言，已绝非其他人物撰写的回忆录所能比拟。《国富国穷》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五六百年前，地球上只有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二者之间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在欧洲，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能先后称霸全球，尔后又逐一衰落？为什么美国、日本能后来居上？20世纪后期，为什么又有一批国家能够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而另一些却陷于穷者愈穷的境地？本书将地理、历史、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合在一起，多层次地分析了财富创造、国家兴衰更替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人类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一场权力危机正在不断酝酿。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包括：权力中心从西方快速向东方转移；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政治上纷纷觉醒。这一危机将对美国的利益、一些濒危国家的生存、应对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的共同努力，以及更广泛而言的地缘政治稳定构成长期挑战。在危机时期，美国可以并且理应积极介入并起到领航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解决其国内问题，制订能够回应其不同地区利益的战略。《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本书聚焦从1941年4月至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八个月，从日本国内视角审视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集中了当时的历史细节。作者发掘了大量罕见的日文第一手材料，提出了多年来一直被众多历史学家忽略的重要问题，例如：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带上危险的道路？为什么他们做出了从一开始就错误的决定？《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作者以美国为背景对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作答。作者考察了自由、平等的美国理想承诺与美国政治真实表现之间的持续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人对权威的敌视态度，解释了政府运作的真实机理，提出了改革运动形成的新理论。本书旨在设定一条考察美国政治的路径，凸显那些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提供一个研究视角，从某个角度解释美国何以既有如此之广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这里的政治是指“关系”——对每个人的成功都至关重要的各种人际关系。作者克里斯•马修斯曾担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演讲撰稿人，数十年生活在政坛高层的台前幕后，经历、目睹了许多政治人物的沉浮成败。他从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政坛成败的潜在法则是人际关系的普遍真理，适用于在政坛、商界、职场锐意进取的每个人。《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从历史、外交、经济、文化、双边、区域、全球等多角度，全面评估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书中认为中美关系是“深度依存”、“有限合作”与“日益竞争”的独特结合，其演变将对国际政治、亚洲地区以及许多国家民众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从历史、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多个角度分析了大国冲突背后的逻辑，并提出中美之间的冲突并非无法避免，为了避免冲突爆发，双方应找到一种合适的战略，以加深互相理解。
作者介绍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博士、教授，曾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等。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929年9月28日生于顿涅茨克州捷尔仁斯基区杰列耶夫卡村(现捷尔仁斯克市)。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从1950年起即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先后任技师、工程师、总工程师和厂长。
戴维·S·兰德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著有《时间的革命》（Revolution in Time）和《摆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Unbound Prometheus）等书。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顾问和董事会成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美国对外政策学教授。
部分摘录：
不论好坏与否，美国都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美国比肩，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它的多种族民主一直是全世界政治觉醒的大众所向往、嫉妒，有时甚至是敌视的对象。这一基本现实引出了几个关键问题：美国制度仍是值得全世界学习的典范吗？政治觉醒的大众是否认为美国的今天将是自己的美好明天？他们是否把美国视为世界事务的积极影响者？美国对国际事务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取决于全世界如何看待其社会制度和全球地位。因此，一旦美国国内的不利现实和国际上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令其丧失传统权威，那么其国际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因此，即使拥有先天与历史两方面的强大实力，美国也必须克服国内的巨大挑战，调整有失偏颇的外交政策方向，以重新赢得世界的赞赏，重振其制度优越性。
1.同一个美国梦 多少年来，“美国梦”令无数人心驰神往，吸引着他们奔向美国的海岸。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那些志向远大的人，不仅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并希望继续寻求更高等教育的人，还包括希望挣脱不发达国家贫困奴役的人，这一切绝非偶然。很多外国的科学家、医生和企业家仍然认为，他们在美国会比在自己国家获得更多的事业发展机会。那些更年轻的移民则希望能到美国攻读研究生，因为获得美国的高等学历可以提升他们在本国和国外的就业机会。每年，近百万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因为机会的诱惑而选择留下来。还有那些有时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到美国从事低技术工作的中美洲穷人，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个选择使他们从此脱离了那些没有勇气踏上这条危险旅程的人还在过着的生活。对这些梦想者而言，美国仍然是通向更美好人生的最具吸引力的捷径。而美国也成为这些个人梦想的最终受益者。
美国的吸引力经久不衰的关键在于，它把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两大激励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结合到一起。理想主义表达的是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它崇尚先人后己的精神，并要求对人类天性中的高尚品质给予社会政治上的尊重。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把握住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通过构建政治制度，维护了有关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等共认的基本前提（尽管没有废除奴隶制是其不光彩的一面）。政治理想主义从此得以制度化。与此同时，美国幅员辽阔而且从未经历过封建社会，因此，这个疆域广袤的新生国家给那些渴望个人解放和发财致富的人，提供了令他们向往的物质机会。在公民权利与创业精神两个方面，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是当时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
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双重吸引力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的特色。美国还吸引了大西洋彼岸那些渴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够践行美国独立战争精神的人。不管是法国的拉斐特[6]大将，波兰的柯希丘什科[7]，还是19世纪中期匈牙利的科苏特[8]，他们个人对美国的贡献，都让一种值得学习的新的社会模式在欧洲得到广泛认同。托克维尔[9]剖析美国新式民主的著作和马克·吐温笔下充满西部风情的自由生活，加深了欧洲人对这种新社会模式的向往之情。
然而，如果不是这个年轻的国家里有数不清的发财机会，上述因素都不足以吸引移民群体急切地涌入美国。免费的土地和没有封建地主的制度召唤着他们。廉价的移民劳动力推动着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移民们在写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讲述着自己如何成功拥抱美国梦，不过这些描述往往过于夸张。天哪！一些人来到美国之后痛苦地发现，这里的马路居然不是“用金子铺成的”。
没有重大的外部威胁，偏安一隅的安全感（与大洋彼岸当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意识的觉醒，以及广袤边疆的发财机会，给这种新式生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画上了等号。另一个原本极其麻烦的问题也因此被掩盖，甚至合法化：印第安人不断遭到驱逐，最终近乎灭绝（183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这是第一个将种族清洗合法化的案例）；奴隶制依然存在，美国黑人长期遭受社会歧视与种族隔离。但是，美国人对外宣称的现实却大体上是一个理想化的版本，不仅美国人对这种自我形象津津乐道，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这种形象也得到广泛认同。
直到进入20世纪几十年之后，人们才开始看清美国的真实面目，在此之前，只有美国的南方邻居对这种所谓的美好形象嗤之以鼻。在墨西哥眼中，年轻的美国是另一番模样：一个实行扩张主义和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强国，无情地追逐物质利益，为满足国际野心而奉行帝国主义路线，假腥腥的民主热情。虽然墨西哥本国的历史也不是那么无可指责，但这个国家对美国的憎恶都是基于历史事实。美国的强大牺牲了墨西哥的利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帝国主义架势和领土野心，与它那极富魅力的国际形象并不是那么相符。很快，在不断的扩张中，美国把国旗插到了夏威夷王国，几十年后，甚至插到了太平洋对岸的菲律宾（美国直到二战后才从那里撤出）。古巴和中美洲的一些地方，也有过类似于墨西哥的与美国实力碰撞的经历。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比较复杂。南美的一些国家起初对美国敢于反抗欧洲殖民者统治十分钦佩，一些国家还向美国学习，制定美国式宪法。但是，反对欧洲插手西半球事务的“门罗主义”，却并未赢得广泛而明确的认同，一些南美人怀疑美国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一己私利。政治和文化的对抗多了起来，特别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活跃人士。两个具有地区野心的南美国家——庇隆[10]时期的阿根廷和瓦加斯[11]时期的巴西——在20世纪对美国的地区霸权公然发起挑战。与美国相距较远、政治觉醒也较晚的亚洲国家，此时也隐约感受到美国巨大物质成就的吸引力，但它们并不像欧洲那样，在思想上感到兴奋，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共鸣。
美国的全球声望在20世纪两次达到顶峰。第一次是一战刚刚结束时，第二次则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新国际地位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中得到体现，该计划与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国际政治的参与者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一战中的强大军事干预，和在民族自决新原则指导下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标志着一个具有独特思想和物质吸引力的强国已经屹立于国际舞台上。即使在美国对外来移民关闭大门之后，这种吸引力也从未消失。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开始改变国际事务的基本模式。
然而，仅仅10年之后，“大萧条”便对美国制度的内在缺陷发出警示信号，美国的全球吸引力也随之突然下降。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以及它所导致的大范围失业和社会问题，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缺陷和不平等性，说明美国缺少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网（欧洲当时刚刚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试验）。然而，美国大地充满机会的神话依然深入人心，这主要是因为纳粹德国对欧洲和美国公开信奉的共同价值观构成了直接挑战。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很快就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大西洋宪章》总结了那些受到威胁的共同价值，并在事实上承认，这些价值能否存在下去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实力。美国也成为那些希望躲避纳粹统治和战争灾祸，同时又对共产主义的日益传播心存恐惧的欧洲移民的主要避难所。与早期移民不同，这些新移民中受过良好教育者的比例较高，因此，他们给美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马上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与苏联的制度性对抗。这位新对手不仅是全球霸权的有力竞争者，还为人类追求美好未来提供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备选道路。西方的“大萧条”，加上苏联在二战后逐渐成为地缘政治赢家——20世纪40年代末，莫斯科几乎控制了整个欧亚大陆——使苏联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苏联式的粗糙、做作的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梦所代表的精神展开竞争。
在革命之初，新生的苏联就宣称自己正在创造世界上第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充满信心的苏联，开始有计划地迈入以所谓的平均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创新时代，进步的苏联领导人把这些原则强行制度化。服务于理性唯物主义的高压理想主义，成了富有感染力的乌托邦药方。
尽管苏联模式动用了恐吓、强制劳动、大规模流放和国家杀戮等手段，但它依然打动了那些对接连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心有余悸、政治意识萌牙初现的人们。它吸引着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在“大萧条”中对工业进步失去信心的贫困阶层，那些反殖民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亚洲和非洲大众，尤其是那些试图从一百年来的起义中寻找历史必然性的激进学者。甚至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刚刚爆发，俄国尚处于社会匮乏状态和内战中，共产主义试验刚刚起步之时，一些来到这里的外国学者就成为苏联的忠实追随者，这不免让人想起历史上的美国。异想天开的美国左翼政治作家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919年短暂访问俄国后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已经去过未来世界，那里看起来很不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信仰成为广泛美化苏联试验以及对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无动于衷甚至为其辩护的指导思想。不管是让-保罗·萨特[12]还是基姆·菲尔比[13]，不管是圣公宗[14]牧师还是贵格会[15]传教士，抑或是亚非反殖民主义政客，甚至包括曾访问苏联集中营的美国副总统（当时别人向他介绍说这是一个社会康复中心），在这些人看来，苏联对未来的这种认真而“理性”的建设相对于美国的自发式发展而言是一种进步。这种想法在当时那个“社会设计”第一次看上去似乎行得通的年代，开始具备广泛的号召力。
关于苏联即将实现社会平等、全体就业和全民医疗的说法，也欺骗性地增加了苏联制度的吸引力。此外，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与美国的太空军备竞赛的第一阶段获得巨大成功，而且苏联当时已经掌握了核武器，这一切似乎预示着苏联在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竞争中必将获胜。事实上，就连苏联领导人也公开做出过这样的预测，他们宣称，苏联经济将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美国。
美国制度受到的第一次挑战，在25年后突然宣告结束，此时差不多恰好是克里姆林宫预计苏联制度将称霸全球的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中一部分源于苏联外交政策失误，一部分源于国内意识形态失效、官僚政治盛行和社会经济停滞，加上东欧政治动荡加剧和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苏联解体揭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苏联声称自己的制度具有优越性，外国的支持者们也齐声赞同这一点；事实却证明，这些所谓的优越性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上都是谎言。这一巨大的失败之前一直被统治精英口中具有学术吸引力的“科学的”社会管理掩盖，统治者一边实施极权统治，一边可笑地掩饰着自己的特权。随着这种统治土崩瓦解，人们发现，四分五裂的苏联政治制度下掩盖的是一个发展滞后、穷困潦倒的社会。事实上，苏联只在一个方面对美国构成了威胁，那就是军事力量。就这样，美国在20世纪再次确立了无可匹敌的地位。
1991年之后有一段时间，美国的胜利看上去似乎将维持很久，美国在当时没有什么敌人，全世界都唯其马首是瞻，历史的脚步在这一刻似乎停了下来。制度上的挑战看来已经结束，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领导人开始像落败的竞争者苏联那样信心十足地宣告，21世纪还将是美国的世纪。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1月20日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定下基调：“在这本世纪最后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让我们放眼下个世纪，看看我们即将遇到的挑战……在21世纪之初……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小布什做出了更为响亮的呼应，“上帝选中我们的国家，历史赋予了我们担当世界典范的使命”（2000年8月28日）。
然而，不久之后，中国令人吃惊地跻身世界大国之列，20世纪80年代因日本经济崛起而产生的国家焦虑再次出现。与此同时，美国在21世纪前10年逐渐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经济的活力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越来越难以确定。“9·11”事件之后，目标不清晰的“反恐战争”和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的单边战争，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在全世界，甚至一些盟友中普遍失助。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全世界对美国保持长期经济领导力的信心，与此同时，危机还揭示了美国制度中社会公正和商业道德两个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