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3世纪蒙元帝国的崛起，是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学界已经有多方面深入的研究。但是，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在蒙元帝国的崛起进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长久以来是基本未被触及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书系统地明确了军事礼仪与军事法这对概念，以及二者在思想史与制度史层面具体而微妙的关系形态，在此基础上，从芜杂的历史记载中复原、重构蒙元帝国军事礼仪和军事法的基本面貌。作者广泛搜集不同时期各类语种的相关记载，用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加以甄别考订，追溯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结构。作品还依据史料对蒙元帝国的围猎、检阅、旗鼓仪仗、军装服色、行军纪律、战场守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展现，解析了其中蕴含的独特的游牧军事文化传统，为重新认识蒙元帝国历史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者介绍
周思成，男，1984年生于湖南长沙，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能阅读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译著4部，已出版作品《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部分摘录：
中国古代的“军礼”，是军队训练以及战争中需要遵行的各种礼仪规范，包括亲征、遣将、受降、献俘、论功行赏、田猎、大阅、大射以及救日伐鼓、傩祭驱邪，等等[1]。这种军礼，据说可追溯至周代，常常是古代王朝合法性表征的必要组成。不过，笔者要探讨的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礼”和“军礼”这对古典概念并不完全重合，而是更加宽泛一些。
谈到古代中国的“礼”，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儒家那套无所不包的家族伦理和社会秩序：“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2]。礼仿佛只是一套支撑并加固“存在于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和存在于社会中的贵贱上下的分异”的制度[3]。不过，礼的最终儒家化，经历了从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到殷商“祭祀文化”再到西周“礼乐文化”的嬗变过程[4]，然后再经春秋战国的孔孟学派对“礼”之内在伦理本质的发掘、大一统帝国的意识形态化，最终定型为唐宋国家的礼制。经历这番曲折变化之后的礼，已然面目全非。其实，礼的原初形式，无非是“祭祀的仪节”，是部族民祭祀鬼神和祖先的集体仪式[5]。礼的起源，乃是“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而这些带有原始宗教和巫术色彩的原始“仪式”，长期以来形成了氏族制末期的传统习惯，在贵族阶级、国家、宗法制度产生后，才被定型为一套“礼”[6]。
于是，包括军礼在内的古代礼制，主要呈现为一套理性化、人文化的“社会规范体系”：在形式上，它充斥了大量的儒家—法家的政治表征，巫术化或非理性的因素几乎绝迹，仅有被纳入唐宋军礼中的个别项目，如祭、救日伐鼓[7]，依然带有某种巫术色彩。但是，其他非汉族文明或族群的“礼”，就未必呈现这种面貌。姑且以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政权为例，契丹皇帝亲征，竟有“射鬼箭”礼：“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8]。这种“军礼”，就与儒家化的传统军礼大异其趣。蒙元帝国的类似制度中，也有不少带有鲜明巫术色彩的仪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称为“军礼”，而以“军事礼仪”来统括。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礼制，经由唐宋国家权力的背书和认可，系统化为“五礼”（吉、凶、军、宾、嘉）。“军礼”可算这一传统分类法的次级概念。传统分类还有“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陈来先生认为，“五礼”和“六礼”的本质区别在于，“五礼”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礼仪制度，颇与一般社会生活脱节，“六礼”则体现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普遍性（即涉及个人、家庭和宗族生活）[9]。丸桥充拓对以唐《开元礼》为代表的“五礼”，特别是“军礼”自汉魏以来的演化史做了仔细考证。他发现，周秦以来，诸礼本分散存在于社会中，经儒家学者汇集、整理为学术化的礼学体系后，迟至南北朝时期，经过一个“分分合合，经历各异”的演化过程，才最终定型到“现实的国家礼制”中，形成“吉、凶、军、宾、嘉”的五礼结构。此前，军礼中的许多项目一度分属其他门类，如出征礼属于吉礼，射礼属于嘉礼，等等[10]。
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既难归入“五礼”，更难归入“六礼”，其特殊性体现在：在内容上，它是以古代蒙古国家为主体的礼仪制度，同时也保存了不少来自草原社会的军事习俗，兼具“国家”与“社会”的二重性。这种“社会性”又有别于“登降之礼”“趋翔之节”（《墨子·非儒》）这类贵族君子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而是产生于游牧族群和游牧文化。在形式上，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也不同于唐宋时期古典形态的“军礼”，它不具备成熟、规范的文字载体（礼典），而主要存在于集体和个体的军事活动实践当中。
二、“法”的血腥面孔 西汉高后末年，太后吕雉专权，诸吕用事，刘氏天下危如累卵。年仅二十的朱虚侯刘章入侍吕后宴饮，担任监督宴席的“酒吏”。他借机陈言：“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之间，吕氏权贵有一人大醉，逃避饮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回报吕后：“有亡酒者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吕后及左右大惊失色，事先允诺以“军法”行酒，亦无从加罪[11]。
军法，是一个比军礼更为古典的概念，据说已见于《周礼》：“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不过，《周礼》中“军法”指军队的组织编制规定[12]，后来的“军法”，则多指朱虚侯执行的那种较常律倍加严酷、动辄决以死刑的血腥刑法。不过，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古代的军法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军法包括一切有关军事内容的法律、法令和法规，是关于军事法律规范的总和[13]；狭义的军法是指军事刑法，也就是规定军事犯罪行为及相应处罚的特殊法律[14]。
这里所说的蒙元帝国的“军事法”，既包括狭义的军法，即军事刑法，亦包括广义军法中一些关键门类，如武装冲突法（战争法）、军事司法和军功制度，因而要比军法这一古典概念宽泛。另一方面，此前的研究者，往往将军事法理解为包含军事行政法、兵役法、后勤装备管理、武官铨选法等方面的综合体系。就蒙元帝国而言，这类制度已经有相对充分和独立的探讨，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因此，本书的“军事法”，所指又较一般所谓“军事法”为窄，乃是一个有特殊规定的研究范畴，比较接近叶山（Robin D.S.Yates）在《早期中国的法律与军事》中定义的“military law”，即“一套关于军事纪律和训练、作战规则和赏罚细则的规定”[15]。后文出现“军法”的场合，多指军事刑法，或系古典文献中的原本用语。
军令是古代文献记载中与军法关系最为密切的另一范畴，是君主或君主代理人颁布的临时性或长期性的军法。秦末巨鹿之战前，宋义忤项羽意，不救赵军，下令军中：“猛如虎、很（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16]这就是临时颁布的军法。曹魏有《军令》《军策令》《船战令》《步战令》等，《晋令》四十篇中“三十一军战，三十二军水战，三十三至三十八皆军法”[17]，这就是长期有效的军法。另外，汉文帝时，冯唐言汉朝的边关士卒，出身农家，“安知尺籍伍符？”《汉书》颜师古注引李奇：“尺籍所以书军令。”又引如淳：“汉军法曰吏卒斩首，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18]斋藤忠和认为：“军法”和“军律”基本是同义词，都是指相当于刑法的“罚则规定”，主要同行军和作战行动有关；“军令”则兼赏令和罚条，所指较广泛[19]。
之前所述朱虚侯的故事还揭示，在古代世界，军法的触须绝不仅仅盘踞于军营一隅，它与“常律”（普通刑法），理论上虽有明确区分，现实中往往产生重叠、交集和冲突。首先，古代军事刑法的管辖权，侵入甚至替代普通刑法，自先秦已然。商鞅为秦立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20]，这是以军法的赏罚比附告奸的赏罚。拓跋鲜卑初兴之时，“属晋室之乱，部落渐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人乘宽政，多以违令得罪，死者以万计”[21]。这是以军法代行常律。南宋初年，州军长官对和平时期违犯常律（如劫盗杀人）的士卒，“概以军法从事”，“至族其家”，高宗不得不下诏戒饬：“知州兼统兵去处，非出师临阵，自今无得轻用重刑。”[22]可见，军法侵入常律之疆界，实为古代法律中颇不为人所注意的一个传统。[23]蒙元帝国的军事刑法，也有短暂取代普通刑法发挥作用的场合。周驰《闲邪公家传》记载，庚午秋（至元七年，1270年），河南等地发生蝗灾，李秉彝“衔命往捕，有不尽心，听以军法从事”[24]。不过，这类记载尚不多见。
三、双生的“礼”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