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小威廉·休厄尔以兼顾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考著称。《历史的逻辑》认为，只有把历史学家对时间性的复杂理解与社会学家深刻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催生出令人满意的社会理论。在本书中，他透露了这种结合可能是怎样的形态，也展现了如此结合能为哪些议题提供指引，以及此举将如何影响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本书于2008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分会杰出理论图书奖。
作者介绍
小威廉·休厄尔在职业生涯中亲身经历了新社会史运动、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等学界重大事件，亦在诸多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深耕、立著，试图建立不同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以对学术界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有所反思。本书就是休厄尔的这种跨学科身份和关怀的最佳体现。本书不仅开启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间的前沿理论对话，更以众多研究实例展示了这种学科“破壁”的可能性。休厄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三种时间性”，更是成为今天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产物——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指引。
部分摘录：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在21世纪初，寻求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话算不得什么新闻。以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为例，他们于1929年创办颇具影响力的法国著名历史学期刊《年鉴》（Annales）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科都深受来自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采用历史学科知识的现象也逐渐增加：尤其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越来越关注有关历史变迁的问题。此外，至少是在大体上可以说，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同一些基本性问题：社会关系是如何运作、再生产以及转型的。究其根源，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从同一个话语领域中诞生的学科。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还有经济学，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逐渐独立和专门化的学科。在那之前，思想讨论通常游走于界限尚未明确的不同学术类型之间。我们该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当作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把马克思当成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抑或认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还是政治学家？我们往往很难用现在的标准把那个时代的学者归入某个单一的学科。直至20世纪早期，学术界才出现了用系所、讲席、课程和博士研究项目来划分的不同学科。学科也就成了真正的（或许也是人为的）彼此不同的思想宇宙（Abbot, 1999; Clark, 1973; Keylor, 1975; Lepenies, 1988; Novick, 1988; Ross, 1991）。只有当历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之间有着足够明确的界限，我们才可以考虑发起对话的必要性。如今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的跨学科涉猎，也可以由此被看成是我们这门学科将要回归学科分野之前的黄金时代的预兆。
划分学科界限彻底改变了18世纪末或者19世纪初那种伊甸园般的智识图景。而“学科”（discipline）也名副其实地形成了控制与约束学术的种种强大的规训（disciplinary）机制。学科通过垄断学位颁发和管理课程设置、聘评教职、分配资金进一步加固了这种边界。历经好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当下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语汇和评价标准都已截然不同，以致他们彻底变成了两个独立的话语共同体。虽然不免出现“盗运”和经常性的“边界争端”，但正是由于学科分野如此有效地分割了知识领域，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必须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对话。
学科之间的壁垒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无疑日益松动。人们已经习惯了称赞在论文或学术训练中的跨学科实践，尽管实际上这些实践往往缺乏明确目标。这种情况在涉及聘评教职的时候显得尤其突出。目前，历史学研究中突破学科界限的情形已数见不鲜，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用渊源各不相同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学研究。由此可见，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每天都在进行着对话，而且它们都默契地扩大了交流范围，涵盖了对人文学科的理论借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席卷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把始于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的关于意义和表征（representation）的理论带入了跨学科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一波对话都带着参与者各自学科文化的浓重印迹。有鉴于此，即便目前跨学科交流已经为人所熟识，我仍然乐于指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探讨社会理论的必要性。
理论之于历史学远不及它之于社会科学那样至关重要。在19世纪末系统性学科划分才刚开始的时候，历史学家旨在记录研究对象之独一无二性的“个殊式”（ideographic）或“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和社会学家力求建立通用法则（或至少是有效的概括）的“律则式”（nomothetic）或“解释性”（explanatory）(1)研究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这一特性是理论和形式化的方法论使然；而历史学尽管需要谨慎处理档案或“原始”材料，严格采用时间顺序并熟练掌握叙事，但形式化不足（却同样有效）。这一差异在两学科的研究生课程中一览无遗。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在学术生涯之初都要先学习本学科的理论和（或）研究方法；而历史学研究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本都是纯粹的选修课程（如果有的话）。对历史学系的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学科训练场所并非必修的理论或者方法论课程，而是研讨班。在研讨中，研究生们学习使用原始资料和撰写历史叙事，而不是掌握本领域的理论和清晰的方法论以成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等到修完正式课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但已经可以熟练地进行研究和写作；而社会科学家们尽管在理论方面有无限深入的见解，却常对如何开始一个研究课题感到迷惘。
这种对待理论的差异将始终贯穿在两类学科学者治学生涯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期刊的文章几乎都是以有关理论的探讨开始；而历史学期刊中的文章倾向在开头写凸显其研究对象特质的内容：一段轶事或者是来自当代资料的为人熟知的引文，而非理论性或历史阐释性的论述1。同样的差异还体现在职业的定义上，人们往往在招聘告示上看见某职缺和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理论相关，但我本人从未见过告示上写着历史学理论。有数不清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以理论著述享誉学界，而同样以理论作品成其大名的历史学家不但寥寥无几，而且能举出名字来的几位基本没有单独的历史学教职。他们之中我能想到的唯一以理论研究闻名的历史学家，就是在学术生涯中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Santa Cruz）分校的跨学科意识史人文课程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73, 1978, 1987, 1999）。其余的比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她以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为人称道；或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他既是思想史家，也在文学理论界中有相当的地位；还有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他关于情感的社会和历史意涵的理论著作极具开拓性；以及一位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他以经验研究成名并且在这一领域仍有著作。这些学者在历史学之外涉足其他学科绝不是偶然2，他们的理论著作在历史学之外获得关注这一点表明，理论不再是历史学家的禁地，但长于理论的历史学家不仅少有而且并不总是被归入历史学界也显示出理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处于边缘。
现在历史学家阅读并在他们的写作中引用社会理论家的观点已经很常见，引用的对象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lie Durkheim），这些都是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常见的名字。不过，即便理论在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频率增加，这仍然不能被称作是一个真正的对话，因为历史学家很少作出回应。在从不主动介入社会理论的辩论之余，他们只在提出思考时运用社会理论，或借用社会理论的词汇来审视史料或者构筑观点。在这种社会理论概念的借鉴中，我们常会发现概念本身并不太恰当，要经过调整、细分，或者和其他明显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结合起来之后才能被用于历史研究。由此可见，历史学家对待理论的态度事实上是批判性的，但我们从未在作品中反映出这种调整、细分和结合。我们不仅回避质疑历史研究中突兀借用的理论是不是本身就有缺陷，也避免提出可能改善或代替现有概念的新词汇和概念图式3。所以，尽管我们在实践中常常隐含着对社会理论的批判态度，但对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学者现有的理论储备几乎没有影响。拜本学科的训练和当前历史学界的主流文化所赐，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主动参与理论辩论的勇气。
我想在本书中指出：如此裹足不前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意见不仅重要而且有启发意义。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亟须融入历史学的思维，而这当然不能依靠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来完成。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打破缄默，系统地批判和重整我们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流变不居的世界的社会理论。
历史学家知道什么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自己所知的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俄国革命、意大利城邦、印度洋贸易、罗斯福新政、明朝官僚制度、布尔战争、巴西流行文化等等，当然还包括如何运用和阐释相关的出版物和档案材料。但在他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之外，历史学家还懂得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时间性。历史学家的共同主题就是人类行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我们对时间的思考往往是隐性而非显性的，它只有在表现特定的一系列事件或者共同体、国家或话语场域的特定转型的叙事中才能具体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并不能说自己已经发展了一套关于社会时间性的理论。但我认为，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时间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构成和转型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并且这些假设能够被抽象地表述。简言之，历史学家们对社会时间性已经有了隐性的、可行的理论。我甚至敢说，这些已经相当精细复杂的理论远胜于困扰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繁复难懂的同类假设。历史学家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社会时间性的理论家的身份投入到社会理论的辩论中去。
然而，历史学家自己如何看待社会时间性呢？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时间是决定性（fateful）的。时间无法逆转，已经完成的某个动作和经历过的某个事件是不可磨灭的。它会留在受其影响的人的记忆里，并就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发生那一刻所处的状态。就像尽管我可以作出许诺接着再毁约，但我曾经许诺某事的事实是无法撤回的。对我本人和其他知情人士来说，我从此就成了一个作出过承诺又撤回了承诺的、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人。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会改变当时的状况：在走廊里遇见同事时点头致意仅仅是重申我们在同个机构工作的事实，但这个简单的姿势本身对我在工作机构（于我而言是某校政治学系）中后续的社交关系史非常重要。假如我之后不再有点头问好的动作，就会立刻被注意到。如果我是径直走过、没有任何表示，这个动作可能会被认为带有暗示性，意味着我在系内派别之争中处于敌对派别，或者我打算稍后投票反对让这位同事升职。尤其是如果我再三这么做，缺少应有的问候将使我和被怠慢的同事形成紧张的社交关系。两种动作——不管点头与否——都形成了一种历史残留，这会影响我和那位同事乃至整个系的社交关系。毋宁说更戏剧性的举动，比如在教职员会议中指责某位同事，或者激烈反对学系中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分支专业聘请新职员，或者邀请只有点头之交的同事合作授课或者合写论文，这些都将对系内社交关系的进程产生更大影响。
尽管个人行动看似会造成决定性的社会效应，但其实每个行动都是一个行动序列（sequence）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动在这个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假如我最近已经三四次没有在遇见点头之交的同事时问好，或者这位同事曾被已知是我朋友或者同伴的人冷落，又或是我近来曾经在系内会议上大肆抨击她的研究，我和这位同事之间的关系将会因为我的不点头变得严重不和。与此相反，假如我和她曾经在争取改革学系的投票程序时站在同一阵线，或者业内最重要的期刊刚接受了她的一篇论文，我没有点头致意的负面效应将大大降低。历史学家认为，不清楚事情发生的时序就无法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这意味着历史学家认为任何行动、事件或者趋势的结果可能都是偶连的（contingent），其效应将取决于它所处的特定的复杂时间序列。某个特定的日常发生（happening）的影响可能会被之前、之后或者同一时间出现的日常发生所抵消、放大、偏转、加重、疏导，或是散播。某件事的结果的偶连性，并不仅仅由更广泛的行动、趋势、事件决定，同时由包括其发生在内的确切时间序列决定。这意味着历史上的日常发生是不可预测的。
诚然，社会科学家也承认时间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的决定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能意识到，生育婴儿，决定换工作，被伴侣离弃，和改变自己想法的同事做朋友，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危及性命的重病，这些都对一个人的生活有着重大且不可预测的影响。我认为其中的差异在于，尽管社会科学家也将时间的决定性视为日常真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拒绝把这个真理纳入他们的科学意识里去。他们注意到了日常和个人经验的决定性和痛苦，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仍然认为这些存在完全是随机的，一如杂音。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偶连性和混乱性，找到实际支配着生活整体的有效规律。而历史学家拒绝在研究中割裂日常生活和社会总体，认为个人经验中的时间的决定性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