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
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
作者介绍
菲利普·S. 戈尔斯基，耶鲁大学社会学与宗教研究教授、比较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获美国社会学会理论议题设定奖、最佳比较历史社会学论文奖以及科学研究宗教学会最佳论文奖，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的贡献享誉世界。
部分摘录：
国家创建的社会学理论：回顾与批判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史诗体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und seine Bruder）中警告我们：“若把宗教和政治截然分开，我们将看不到世界的统一性。”[5]托马斯·曼说的是古代埃及，但他的警告同样适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因为在欧洲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时期像宗教改革之后的两个世纪那样，宗教与政治如此密不可分。但令人困惑的是，大多数历史社会学家忽视了托马斯·曼的告诫。他们只将近代早期的政治轨迹归结为两场进程的产物：资本主义发展和军事竞争。[6]从而，他们完全忽略了第三个因素的影响：俗称“宗教改革”的宗教革命。
马克思主义模型：阶级关系或交换关系？ 在过去的20年中，国家创建领域的社会学分析主要由两种理路所主导：侧重于物质因素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强调地缘政治的战争中心论。在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近代早期国家的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两部著作当属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
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指出，近代早期是一个“绝对主义时代”。在他看来，绝对主义起源于14世纪席卷西欧的“封建主义危机”；当时，人口的拥挤和过剩使贵族阶级对土地的掌控逐渐减弱。与此同时，商贸发展促成了城市商人这一新阶级的出现，他们向贵族阶级的政治权力垄断提出了挑战。[7]面对乡村农民骚乱和城市商人霸权的双重威胁，西欧贵族阶级投向了王室的怀抱。在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奥地利，一系列“新的君主”与贵族阶级联合，合力对抗农民和商人，从而壮大了自身的实力。安德森认为，这种联盟提供了绝对主义的社会基础。用他的话说，绝对主义国家是“一种重新部署、恢复元气的封建统治机制”[8]。东欧的社会经济状况则与西欧大相径庭。那里仍然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地，人烟稀少且城镇衰败。导致那里的封建秩序摇摇欲坠的并非内部危机，而是外部威胁，也就是西欧绝对主义所带来的军事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东欧统治者被迫建立起常备军，并通过集权化掠夺机制来供养军队。由于农民和商人阶级实力较弱，无力抵御集权化的冲击，绝对主义在东欧显得尤其严酷和残暴。在西欧，绝对主义仅仅阻止了贵族阶级社会权力的下滑；而在东欧，绝对主义实际上借“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提升了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因此，尽管将国际军事竞争视为中介因素，安德森对近代早期国家创建的解释主要还是着眼于社会经济方面。例如，他坚持认为，国家结构取决于生产模式及其所引发的阶级关系类型。
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看来，关键在于交换关系，而非阶级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结构与它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相对应；这一体系就是发轫于近代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交换关系体系分为三大区域：核心、边缘与半边缘。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域掌控着“贸易条件”；“强国”由此产生，拥有“伴以民族文化的强大国家机器”，并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商人阶级的利益。[9]经济落后区域则为核心区域输送原材料和徭役。在这些区域，国家实力孱弱，缺乏组织与自主性，连统治阶级也要臣服于其帝国主义霸主。处在核心和边缘之间的是半边缘，这是一个新兴国家和衰落国家共同占据的交界区域，由式微的社会阶级或成长中的国家建设精英控制。总而言之，沃勒斯坦以下面这个因果链来解释国家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同角色“导致了不同的阶级结构，后者又导致了不同的政体”[10]。
战争中心论解释：“财政—军事模型”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中心论者看来，国际军事竞争才是国家创建的推动力。战争中心论者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做出批评。首先，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后者认为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步调一致；他们批评后者忽视了“欧洲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国家”这一事实，这一批评可能特别针对安德森。[11]其次，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单方面强调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却忽略了国家间军事竞争的重要性，这一疏漏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2]因此，新一代战争中心论研究试图对近代早期国家结构和实力的此消彼长做出全面的解释，并强调经济发展和军事动员的互动，从而将社会经济与地缘政治变量均纳入其模型。有学者将这一理论贴切地称为“财政—军事模型”。[13]我在这一部分回顾这一模型的两个版本：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0年）》（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90，1990年）和布赖恩·唐宁的《军事革命与政治变迁》（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1992年），然后考察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试图超越二者的《利维坦的诞生》（Birth of the Leviathan，1997年）。
蒂利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国家发展理论的战争中心论模型和马克思主义模型加以整合。他在一开始就重申了战争中心论的核心观点，即“战争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转型”，但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军事动员战略影响深远。[14]从而，他主张以军事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来解释国家结构的差异。在资源匮乏的地区，也就是经济落后区域，必须通过具有集权色彩的攫取性行政手段从人口中直接汲取资源。而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就是经济发达区域，统治者可以通过“与资产阶级订立契约”来获取资源。[15]其中最强大的国家得以将经济发展（富饶的资源）与行政集权（有效汲取）这两项优势结合在一起。由此，蒂利指出了国家创建的三条主要路径——强制密集型（coercion-intensive）、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与资本化强制型（capitalized-coercion），它们对应于历史上的三种不同的国家类型，即宗主帝国（tribute-taking empires）、领土碎裂国家（territorially fragmented states）和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s）。他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能最终在军事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蒂利意在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做出一般性解释。
布赖恩·唐宁的解释对象有所不同，尽管他同样雄心勃勃。他追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足迹，力图探寻“专制与民主的起源”。唐宁将“近代自由民主”的根源追溯到“中世纪立宪主义”（medieval constitutionalism），也就是欧洲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议会机构和法治”传统。[16]他认为，立宪主义在一些国家保存了下来，为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但这一传统在其他国家消亡了，从而为独裁统治扫清了道路。在唐宁看来，关键转折点在于催生了常备雇佣军的16世纪的军事革命。打造和维持这些军队给近代早期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当他们试图调用必要的国内资源时（如法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法团主义国家（Ständestaat）的代表制度遭到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王室控制下的集权官僚体系，由此产生了“军事—科层绝对主义”（military-bureaucratic absolutism）。如果由于地理原因，统治者免于遭受军事革命的冲击（如英格兰）或找到了其他的资源调用方式（如荷兰的资本市场或瑞典的军事征服），立宪制度就安然无恙，为19世纪的民主化提供了制度基础。波兰等国未能意识到国际军事竞争的重要性，从而经历了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命运。唐宁因此得出结论：专制与民主的起源主要在于政治因素，而非社会因素。其根源不是商业化农业对阶级结构的影响，而在于不同国家对军事革命的不同反应。
财政—军事模型由此区分了两种基本结局——强制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蒂利）或军事官僚主义/立宪主义（唐宁），或者更简单地说，绝对主义/非绝对主义。这种分类体系的问题在于，它不足以涵盖国家和政体结构的所有类型。例如，在蒂利的分析中，许多非绝对主义政治体都被放到资本密集型的范畴中，如城市国家［威尼斯（Venice）］、城市联盟［汉萨同盟（Hansa）］和邦联国家（荷兰共和国）。唐宁同样将以中世纪立宪主义为基本要素的国家混为一谈，这些国家以代表大会、地方政府和法治来抗衡君主集权。这一范畴包含了在结构和实力上大相径庭的国家，如波兰的新封建“贵族共和国”、瑞典的征服型军事帝国以及北荷兰共和政权。因此，虽然蒂利和唐宁在解释绝对主义和非绝对主义的结果方面贡献良多，但他们并没有对非绝对主义国家（资本密集型、立宪主义）的各种类型进行区分，遑论解释。总而言之，财政—军事模型留下了许多亟待解释（或没有指明）的现象。
但以上批评不适用于托马斯·埃特曼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的研究。[17]事实上，埃特曼批评蒂利和唐宁“过于急切地将一种政体和唯一一种国家体制联系起来：绝对主义和‘科层制’的联系以及立宪主义/议会制和缺乏‘科层制’的联系”[18]。他指出，其他排列组合其实同样有可能，如绝对主义和世袭制的组合，或者立宪主义和科层制的组合；因此，必须将国家结构（绝对主义/立宪主义）和政体结构（科层制/世袭制）区分开来。从而，以这种分类体系为基础，埃特曼区分了国家创建过程的四种不同结果：科层制绝对主义、世袭制绝对主义、科层制立宪主义以及世袭制立宪主义。[19]
但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些迥然不同的结果呢？埃特曼提出了三个“自变量”：地方政府类型、军事革命的时机以及议会机构的独立影响。地方政府的类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所产生的代议制机构的类型有影响，这反过来影响了政治精英抵抗绝对君主的能力。这要从帝国的黑暗时代（Dark Age）说起。埃特曼认为，在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地区［拉丁欧洲（Latin Europe）和德意志］，地方政府机构遭到铲除，无法充当代议制机构的基础。此时，议会由三院组成，也就是三个分开议事和投票的独立实体（教士、贵族和平民）。由于三院分开议事和投票，它们就更容易受到绝对君主分而治之政策的威胁。在免于帝国统治的欧洲地区（不列颠诸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兰和匈牙利），相关制度则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动态。在这些地区，地方政府的原有制度保存完好。从而，代表大会一般分为两院，也就是两个独立的议院：按照规定，上院由上层贵族和神职领袖组成，下院由下层贵族组成（有时也包括城镇代表），后者一般由郡县或城市居民选出议员。埃特曼认为，两院制立法机构倾向于推进跨阶级的联盟，并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因此更能够抵抗绝对君主花言巧语的诱惑。基于上述原因，他得出结论，在旧帝国的核心区域比在欧洲边缘的不发达地区更容易建立起绝对主义政体。
埃特曼列出的第二个自变量是持续的地缘政治竞争。和蒂利、唐宁及其他战争中心论者一样，埃特曼也认为战争是集权化行政架构的核心诱因。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埃特曼主张，战争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不同的后果。他更具体地区分了在1450年之前面临持续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法国、英格兰、苏格兰、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大公国与城市国家）与在1450年之后才开始面临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在埃特曼看来，这个时间点的重要性体现在这两个时期的行政人员类型以及行政与财政组织模式上。在1450年之前建立起基本架构的建国者不得不同位高权重（且治国无方）的诸侯们合作，而且只能采用封建或教会的官员任命模式，官职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继承和转让的财产形式。此外，由于在此之前不存在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货币市场或银行体系，为了满足短期信贷需求，统治者不得不求助于私人出资方——考虑到战争期间的财政需求和征税的困难，这种需求很可能非常强烈。而在1450年后建立起基本国家架构的建国者们所面临的形势要有利得多。欧洲大学体系在此期间的迅速扩张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他们可以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它还意味着基于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ssions）原则的新公职模式，为公职人员的举贤任能提供了便利。一言以蔽之，那些在1450年之前即开始持续地缘政治竞争的地区，结果是世袭制架构，且腐败丛生；而地缘政治竞争出现较晚的地区，世袭制色彩较淡，基础架构更具有科层制特性。
基于这两个变量，我们可以预测出下列结果：（1）拉丁欧洲（法国、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的世袭制绝对主义；（2）日耳曼国家的科层制绝对主义；（3）不列颠的世袭制立宪主义；（4）波兰、匈牙利、瑞典和丹麦的科层制立宪主义。前两条预测与历史事实相符，第三条和第四条则并不属实。不列颠的实际结果是科层制立宪主义，波兰和匈牙利是世袭制立宪主义，瑞典和丹麦则是科层制绝对主义。为了解释这些异常现象，埃特曼引入了第三个变量：“议会机构的独立影响”。埃特曼认为，这五个异常个案[20]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处于欧洲边缘地带，因而具有强大的两院制代议政府，后者“将它们从时点效应本身所引入的道路上岔开”[21]。在英格兰，议会在1641—1642年的内战中涤清国家架构中的世袭元素，并在王政复辟（1660年）后将一系列原有的科层制改革措施强加给心有不甘的国王及其腐败的政府。匈牙利和波兰则有所不同，强势的代议制机构使地主贵族得以抵制统治者打造科层制架构的企图，而科层制架构最终成型于德意志等其他后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