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一部永远应时的政治哲学理论经典之作。在本书中，阿伦特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条件，围绕着“我们正在做什么”这一中心主题，阿伦特系统地讨论了劳动、工作和行动。她理解的人的“条件”，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那些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离开了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
作者介绍
汉娜·阿伦特，德裔美籍犹太人，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班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以及《人的境况》等著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部分摘录：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我打算用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the basic condition)。
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每个个体的居所，但它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存。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
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的事实。尽管人类条件的所有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但复数性却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而且是充分条件(conditio per quam)。因此在罗马人(也许是我们已知的最富政治性的民族)的语言中，“活着”等于说“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死去”等于说“不再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 desinere)。行动的复数性条件甚至最早包含在《创世纪》中(“他创造了他们男人和女人”)，假如我们理解这一关于人的被造的故事根本上不同于另一个故事版本的话。[在那个版本里，上帝最初创造了“一人”(亚当)，即创造了“他”而非“他们”，以至于人类众生只是繁衍的结果。][1]假如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重复和复制的结果，其本性或本质就像任何其他东西的本性或本质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则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劳动、工作以及行动，就它们都承担着为作为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源源不绝的新来者，提供和保存世界并为之谋划的责任而言，它们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不过在这三者当中，行动与人的诞生性条件联系最为紧密；我们能在世界上感受到诞生所内含的新的开端，仅仅因为新来者具有开创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力。在此创新的意义上，行动的要素(从而也是诞生性的要素)内含在所有人类活动之中。而且，既然行动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那么诞生性而非有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有死性乃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人的条件包括的不仅是生命被给予人的那些条件。人也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条件。积极生活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物组成的，但是这些完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除了人在地球上的生活被给定的那些条件外，人也常常部分地在它们之外，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人为的条件；尽管后者来源于人，因而是可变的，但也跟自然物同样具有了制约人的力量。因而，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都立刻带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条件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人类做什么，他们都总是受制约的存在者的原因。任何自行进入人类世界或被人为拉进人类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了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世界现实对人类存在的影响，被感知和接受为一种限制人的力量。世界的客观性——它的对象性或物性——与人类条件互为补充；因为人类存在是被条件制约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没有物而存在，而如果物不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它们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的物品的堆积，一个非—世界(non-world)。
要避免误解：人的条件不等于人的本性，与人的条件相应的所有人类活动和能力的总和，都不构成任何类似于人的本性的东西。无论是我们本书中讨论到的人类活动和能力，还是像思想和理性那样略去不论的活动或能力，甚至对活动和能力最详尽无遗的列举，都不构成所谓人存在的本质属性(意即没有它们，存在就不再是人的存在)。在人的条件中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极端的改变，莫过于人从地球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这一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意味着人将不得不生活在人造的条件之下，完全不同于地球给予的那些条件。的确，到那时，劳动、工作和行动，以及我们所知的思想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然而，即使那些我们想象的离开地球的漫游者，也仍然是人；我们关于他们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声明是：他们依然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者，即使现在他们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的。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我对我自己成了一个问题”(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换言之，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2]此处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企图定义人的本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终结于构造出某个神，哲学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图以来，这个神已经被思辨为某种关于人的柏拉图式理念)。当然，神圣者的哲学概念被揭露为不过是人的能力和性质的概念化产物，并不是一个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辩护；但是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对“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怀疑的目光。
另一方面，人存在的那些条件——生命本身，诞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复数性以及地球——从来不能“解释”我们是什么或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些条件从未绝对地限制我们。一直以来，哲学对此的意见不同于那些同样也关心人的问题的科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业已在科学上证明了，虽然我们现在，也许将来要一直生活于地球环境中，但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地球的生物。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就在于它能从一个真正宇宙的观点来对待地球所限的自然(earth-bound nature)，也就是说，明确大胆地从地球之外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积极生活一词承载且过度承载了传统的负担。这个词跟我们的政治思想传统一样悠久(但并不早于它)。而这个远没有把西方人全部的政治经验加以总结和作概念化表述的传统，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聚合：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冲突。这个传统取消了与其直接政治目的无关的许多更为远古的经验，并最终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终结。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在奥古斯丁著作中已经出现，在那里作为交谈或实践的生活(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仍反映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3]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劳动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强迫和主人的统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简言之，任何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4]而其余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即关注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在享乐生活中，美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营役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消遣而改变。[5]
亚里士多德的用法和后来中世纪对这个词的用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显然只用于人类事务领域，强调建立和保持人类事务领域的行动、实践(praxis)。在他看来劳动和工作都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bios)，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劳动服务于必需的东西，工作生产有用的东西，它们都依赖人类的需要和缺乏。[6]政治生活能脱离这一论断，要归功于希腊人对城邦生活的理解，城邦对他们意味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出于自由而选择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决非任何一种为了让人们有序地聚合一起所必需的行为模式。虽然不论希腊人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即人类生活总是需要某种政治组织，对臣民的统治也可以构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样式，但在他们看来暴君的生活方式不能说是自由的，也跟政治生活没什么关系，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必然性。[7]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奥古斯丁也许是最后一个至少知道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人——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乃至于后来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尊严的高度。[8]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考虑，以至于沉思[理论生活(bios theōrētikos)此时被译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9]
不过，沉思相对于任何其他活动、包括行动在内的这种巨大优越性，在起源上并不是基督教的。我们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就可以发现这种优越性，在那里，对城邦生活的整个乌托邦重构不仅为哲学家的高超洞见所引导，而且除了使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阐述也显而易见受到沉思(theōria)理想的引导(在他对生活方式的排列中，享乐生活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古代人脱离生命必需性的自由和脱离他人强制的自由之外，哲学家们又加上了免于政治活动(skholē)[10]的自由，以致后来基督教宣称的脱离俗事，从所有现世活动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正是以后古典时代哲学的非政治化(apolitia)思想为起源和先导的。只不过曾经要求于少数人的事情，此刻被看成了一项所有人的权利。
从而包括了全部人类活动在内，并被从沉思要求的绝对宁静来定义的积极生活一词，就差不多等同于希腊的不宁静(askholia)，亚里士多德就用这个词来指代一切活动，而不仅仅指希腊的政治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区别宁静和骚动，区别对外在物理运动无声的弃绝和各类活动的喧嚣同样早期，却更为重要的区别是政治生活和理论生活的区别。这种区别类似战争与和平的区别：正如战争是为了和平一样，每一种活动，甚至纯粹思想的运动，都必须在沉思的绝对宁静中达到完满和终结。[11]每一种运动，无论身体和灵魂的运动还是言说和推理的活动，都必须在真理面前止步。而真理，无论是古代的存在真理还是基督教永活的上帝的真理，都只在人的彻底沉寂中显露自身。[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