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人们不断向我们揭示人是社会性动物。但这种哲学式的指引无助于缓解我们纷繁复杂的现实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实证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恰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为我们刻画出社会性动物的细节。
戴维•迈尔斯和琼•特韦奇的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以“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为主题，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近百年来社会心理科学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大部头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将每个有趣的主题组织成多个10000字左右的模块，以符合人们长时注意的习惯时长，获得阅读的“完成感”。为了更加方便读者携带和阅读，我们在保留模块化编写优点的同时，在新版的改编中将500多页的原书按上述三个主题拆分为三个小本。
本书《改变或免疫：心理学实证研究社会影响》，便来自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的第三编——“社会影响”。迈尔斯和特韦奇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例如基因、文化、性别、从众、服从、说服等，同时也给出了抵御不良影响、坚守自身价值观的方法。在最后一个模块中，他们还亲自展开说服，呼吁人们关注气候问题，倡导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全篇逻辑严谨、用语清晰、言必有据，与市面上处理这些主题的常见写作手法形成鲜明对比；它或许不能解决您的所有困惑，但不论您是心理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专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读者，本书都能为您带来惊喜。 作者简介：
戴维•迈尔斯
1942年生，美国密歇根霍普学院（HopeCollege）心理学教授，是知名的心理学家。迈尔斯著述颇丰，已出版17部著作，包括经典畅销教科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纲要》等。迈尔斯在30多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包括《科学》《美国科学家》《美国心理学家》和《心理科学》等。他还致力于把心理学知识介绍给普通读者，在近50种科学杂志上撰写专栏，包括《今日教育》和《科学美国人》等。由于迈尔斯在研究和写作上的突出贡献，他曾获得众多奖项，包括美国心理学协会的“高尔顿•奥尔波特”奖、美国脑和行为联合会的“杰出科学家”奖、美国人格及社会心理学分会的杰出服务奖以及2011年美国科学院的总统奖，等等。
琼•特韦奇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凯斯西储大学完成了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后研究。现在是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已发表120余篇科学论文，主题涉及代际差异、文化变迁、社会排斥、性别角色、自尊以及自恋等。她的研究曾被《时代》《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等报道过。她在多个网站和杂志上为普通读者撰写文章，其中《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获得了全美杂志奖的提名。她经常向大学教职工、军人、夏令营负责人和企业高管讲授代际差异问题。
部分摘录：
我们人类有哪些差异？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对于当今多元化的社会而言，这些都是核心问题，正如历史学家亚瑟·施勒辛格[1][*]所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突增的爆炸性问题。”在这个因种族、文化和性别差异而撕裂的世界中，我们能否学会接受我们的多样性，尊重我们的文化同一性，并认识到我们人类血族关系上的相通？我们相信自己能做到。要知道原因，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性演化的根源、文化的根源。
演化与行为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相似性都大于差异性。作为拥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成员，我们不仅在生物学上具有共同点，还具有共同的行为倾向。我们都要睡眠，也会醒来，都会感到饥渴，并通过相同的机制习得语言。我们都偏爱甜味而不是酸苦；比起麻雀，我们更害怕蛇。我们和整个地球上的同类都可以理解彼此的皱眉和微笑。
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很强的社会性。我们会加入团体，从众，并认识到社会地位的差异。我们会知恩图报，惩罚冒犯行为，并且会因心爱之人的死亡而悲痛。在婴幼儿时期，我们8个月左右就表现出对陌生人的恐惧。而长大后，我们会偏爱自己所属团体的成员。我们会以戒备或消极的态度对待那些具有不同态度和特性的个体。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2]识别出了几百种这类普遍的行为和语言模式。仅以字母“V”开头的单词为例，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动词（verbs）、暴力（violence）、探访（visiting）和元音（vowels）。
甚至我们的很多道德都存在跨文化和跨时代的普遍性。婴儿在学会走路之前，就会表现出道德感，他们不喜欢错误或淘气的行为[3]。不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男性还是女性，也不论人们生活在东京、德黑兰还是托莱多，当问及“假如致命毒气正从通风口涌入房间，房间里有七个人，是否可以把某个人推入通风口堵住毒气，杀死一个人来拯救另六个人？”所有人都会回答“不可以”。如果改变问法，“若有人自愿牺牲自己来拯救其他人，我们是否可以眼看着他跳进通风口？”人们对此更可能给出肯定的回答[4]。
体现人性的普遍行为源于我们的生物相似性。我们可能会说“我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的根在中国”或者“我是意大利人”，但如果追溯我们的祖先，回到10万年或更久以前，我们都是非洲人[5]。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寻觅食物，原始人类穿越非洲，迁徙至亚洲、欧洲、澳洲次大陆和美洲，寻找新的家园。随着对新环境的适应，早期人类发展出了差异。依据人类学尺度的测量，这些差异是新近产生的并且是表面上的。那些留在非洲的人肤色更黑，这被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6]称为“热带地区所需的防晒霜”，而那些迁徙到赤道以北很远地方的人则演化出更浅的肤色，能够在缺少阳光直射的地区合成维生素D。
我们曾是非洲人的日子还不算太远，以至于平克[7]指出，“人类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积累许多新的基因版本”。确实，研究人类基因的生物学家已经发现，我们人类都是极其相似的，就像一个部落的不同成员。尽管人类比黑猩猩更多，但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却更大。
为了解释人类以及其他物种的特性，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8]提出了演化论的观点。他提议追踪遗传物质的变化（他所说的，就是后来的基因）。达尔文的理论认为，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使得演化成为可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9]因此将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思想的金牌”颁给了达尔文的演化论。
这一理论可以概括为：
有机体有许多不同的后代； 这些后代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互相竞争以求生存； 某些特定的生物学和行为上的变异，提高了它们在环境中存活和繁殖的概率； 那些存活并成功繁殖的后代，更可能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群特征可能会发生变化。 某些基因会增加物种生存和繁衍的概率，因此自然选择意味着这些基因会越来越多。比如，在北极冰天雪地的环境中，那些可以形成保护色的白色厚毛皮的基因，就在北极熊的基因竞争中获胜了。
自然选择早已成为生物学的一条组织原则，近来也成了心理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也译作“进化心理学”）不仅研究自然选择如何偏向于那些有利于适应特定环境的生理特征，如北极熊的毛皮、蝙蝠的声呐系统和人类的颜色视觉等，而且研究自然选择如何偏向于那些有利于基因存留和延续的心理特征和社会行为[10]。演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如今的特征，是因为自然选择偏向于那些拥有我们如今特征的个体，比如，那些偏爱食用营养丰富、高能量的甜食，讨厌有毒食物酸苦味的个体。而那些没有此类偏好的个体则不太可能存活并繁衍后代。
我们作为活动的基因机器，继承了祖先具有适应性偏好的生理和心理遗产。我们渴望拥有任何有利于我们祖先生存、繁衍并养育后代的特质和事物，并以此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甚至负面情绪——焦虑、孤独、抑郁和愤怒——都是大自然激励我们去应对生存挑战的方式。“心脏的目的是输送血液，”演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拉什[11]说，“而大脑的目的就是指引我们的器官和行为，从而使演化取得最大的成功。这就是演化的真谛。”
演化论重视我们人类共同的本性。我们不仅有相似的饮食偏好，而且对一些社会问题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我应该信任谁？我应该帮助谁？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和谁结婚？谁可以支配我？我又能控制谁？”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情感和行为上的回答，与我们的祖先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害怕什么？通常，我们所害怕的正是远古祖先所面临的危险。我们害怕敌人、陌生面孔和高处，因此，可能的恐怖分子、其他种族的人和飞行都会让我们感到害怕。我们更害怕突然出现的直接威胁，而容易忽视诸如吸烟和气候变化等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威胁，后者的危害较缓慢但更严重。
因为这些社会性的任务对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样，所以人们才会倾向于做出类似的回答。例如，所有的人类都会按照权威和地位来对他人划分等级，而且每个人都对经济公正有所认识[12]。演化心理学家强调这些普遍的特性是经由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然而，文化则给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些基本社会生活的具体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