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荀学探微（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本书的主要内容在于矫正后人对荀子天论和性论之误解。荀子言天道，分本体与现象两部分。本体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而莫知其无形，这属于天职的部分。现象即能生之本体所产生的自然现象，有其运行的规律，所谓“天行有常”，故人若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属于人职的部分。荀子讲明于天人之分，其目的即强调人伪比天性更重要。荀子论性，认为人既有好利疾恶之性，亦有好义欲善之性。但好利疾恶不等于恶，人一味放纵好利疾恶之性，以至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才是恶。同理，好义欲善不等于善，只有学至全尽、知类明统、深思熟虑，实际上建构出礼仪法度来，才是善。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说是“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是因为孟子不重视后天人为之伪。因此荀子言性，只是本始材朴，无所谓善恶。故与其说荀子是性恶论者，不如说是善伪论者。
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虽然其整饬吏治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则对以后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皆与之从游。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儒的“内圣”与“外王”是相贯通的。南宋理学时代，与其称为“后王安石时代”，不如称为“后范仲淹时代”。
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自宋明以来，儒学圈普遍尊孟抑荀，并且多从孟学立场曲解荀子思想。本书作者自2001年起，以“当代新儒家荀学派”的立场和“创造的诠释学”的精神，建构一个“当代新荀学”的基本理路，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本书的要旨如下：（1）跳出孟学立场的误读，彻底重读《荀子》，为荀学哲学找到一个全新的、等值的、比较符合华人心理倾向的表达形式，如天人合中有分、弱性善、积善成性等，可称作“荀子哲学的普遍形式”。（2）以此普遍形式为标准，将历代许多隐性的荀学思维挖掘出来，呈现一个完整壮阔的荀学哲学史。（3）本着“当代新儒家荀学派”的立场，表彰荀学（孔荀之学）的正当性，接着明清自然气本论讲，建构一个具有本土现代性，能与当代文化、当代学术高度相容的，属于全民大众的“当代新荀学”。
新四书与新儒学（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儒家的仁义思想不只是由仁而义，还包括由义而仁，前者是孟子的“居仁由义”，是由道德而政治，后者是荀子的“处仁以义”，是由政治而道德，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仁义观。传统四书不足以反映儒学的完整面貌，不足以体现仁义的精神内涵，故需要有新的经典体系出现，这就是本书所提出的《论语》、《礼记》、《孟子》与《荀子》，合称“新四书”。在“新四书”中，孟荀既相互对立，又存在相互补充的可能与需要。孟子人性论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以善为性论，有利于突出道德主体，说明人的道德实践；荀子人性论并非传统所认为的性恶论，而是性恶心善说，适合说明礼义、制度的建立，易于解释人的政治实践。统合孟荀，方可创新儒学。
走下神坛的牟宗三（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镇，著作等身，代表着20世纪后半叶儒学的最高水准，在海内外有着重要影响。其思想涉猎广泛、艰深曲折，是一段时间以来儒学研究最困难的题目，没有之一，因而一部分人有将其神化的倾向。 《走下神坛的牟宗三》力图将牟宗三从神坛上请下来，作为一个哲学家，与之展开对话。本书分别从坎陷论、三系论、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五个方面，扼要介绍牟宗三思想的主旨，汲取精华，指明缺陷，一同在哲学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部分摘录：
本套丛书名为“中国哲学新思丛书”，意在反映中国哲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成果。作为丛书的主编，本套丛书自然包含了我的一些想法和思考。
2008年完成思孟学派的研究后，我的研究转向了荀子。孟子、荀子乃战国儒学的双峰，但二人的地位和影响却大相径庭。按照传统的说法，孟子经子思、曾子而接续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之道统，而荀子则偏离了这一儒学正统。但我在研究郭店竹简子思遗籍时，注意到子思的思想不仅影响到孟子，而且为荀子所继承，从孔子经子思到孟子、荀子，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固然使儒学的某些方面得到深化，但也使儒学原本丰富的面向变得狭窄。所以，立足儒学的发展与重建，就不应在孟子、荀子谁是正统的问题上争来争去，而应统合孟荀，重建更合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儒学体系。所以，在完成、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后，我自然开始关注起荀子的研究。由于这个缘故，本套丛书中有两部关于荀学的著作，分别为唐端正先生的《荀学探微》和刘又铭先生的《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这既有我个人的考虑，也说明荀学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
唐端正先生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君毅先生的学生，《荀学探微》所收录的文章多发表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洗礼，这些成果不仅没有失去学术价值，反而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由于唐先生的文章多发表于香港、台湾的杂志上，内地（大陆）读者检索不易，故我征得唐先生的同意后，将其有关荀学的论述整理成册，再次推荐、介绍给读者。我在梳理前人的荀学研究中，注意到港台地区的荀学研究似乎存在两条线索：一条以牟宗三先生的《荀学大略》为代表，认为荀子代表了儒家的客观精神，但存在“大本不正”“大源不足”的问题，其价值在于可以弥补孟子思想之不足。这一看法在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韦政通的《荀子与古代哲学》、蔡仁厚的《孔孟荀哲学》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其最新论述可以台湾政治大学何淑静女士的《孟荀道德实践理论之研究》《荀子再探》为代表。作为牟先生的弟子，何教授在整体继承牟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深化。这条线索影响较大，代表了港台地区荀学研究的主流，故可称之为主线。另一条则以唐君毅先生为代表，不同于牟先生对荀子的贬斥，唐先生认为荀子言性恶，乃是针对道德文化理想而言，是用道德文化理想转化现实之人性，“荀子之所认识者，实较孟子为深切”。唐端正先生则注意到，《荀子·性恶篇》的主题，不只是性恶，还提到善伪。“我们与其说荀子是性恶论者，不如说他是善伪论者。”针对牟先生将荀子的心仅仅理解为认知心，唐端正先生则强调，荀子的心实际具有好善、知善、行善的功能，绝非能简单用认知心来概括。两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这条线索，影响虽然无法与前者相比，只能算是辅线，但在我看来，实际更值得关注。近些年我借助出土材料，提出荀子的人性主张实际是性恶心善说，即是对唐端正先生观点的进一步推进。我甚至认为，不断摆脱牟先生所代表的主线的影响，而对两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辅线做出继承和发展，可能是今后荀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这也是我向学界推荐、介绍唐端正先生旧作的原因和用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