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本书基于整个汉王朝演进的宏大背景，全面地呈现了两汉军事、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各自的鲜明特征。它带领我们深入汉代历史的内部，又跳出中原走向草原，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整个历史的进程，看中央王朝边缘的激烈交锋，边缘如何转化为影响中央王朝国势的重要力量。本书语言流畅、故事性强，内容丰富，读起来既有趣味，又可以收获丰富的知识，还可以了解更精彩的汉代历史。 《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本书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历史图景，是丝绸之路经济繁荣的写照。 《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中国长期维持着大一统体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现象，也是中国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本书考察水西、乌撒两大彝族君长国自宋代至清中叶逐渐整合进王朝大一统秩序的历史过程，进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话语中提炼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分析模型，用以理解王朝中国在南方地区的展开过程，并从中发掘出非汉人群的主体性，以揭示被“王朝中心观”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复杂历史面相。 《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纪念文集》本论文集收录了2018年3月在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相关论文，该会议以纪念日本著名的亚洲区域史研究专家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而召开，为了推动丝绸之路区域综合研究，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奠定学术理论基础，论文集还收录了国内学术界著名的有关研究欧亚区域史和海陆丝绸之路史以及区域研究方法论的专家论文，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欧亚区域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的有关成果，也体现了当代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欧亚区域史和丝绸之路综合研究的前沿水准。 《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作为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重要区域，中亚在古代、近代和当代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生态与地缘政治意义。作为与之存在密切历史与地缘关联的中国，如何在历史的连续性维度中构筑起我们对于中亚认知的整体性，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西北方向域外认知框架的丰富与完整。基于对中亚地缘重要性和中国对外认知整体性的考量，本书从整体和分区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的中亚认知流变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力图在我们既有的西域认知和当代中亚区域认知之间，补充近代中亚认知的缺漏环节，从而构筑一幅历史连续性的中亚认知图景，并通过认知中亚更好地理解作为“共同体”的中国。 《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本书把中亚放在全球史的大视野上，从理论、方法、具体问题上讨论了中亚史研究。第一篇为“‘一带一路’与区域研究”，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史上中亚地区的历史地位，强调中亚地区是古代连接欧亚大陆的中心；第二篇“重思‘中亚’”，主要论述前近代18—19世纪的中亚历史；第三编“转型中的‘中亚’”，以学术史为主，讨论我国中亚史研究1949年以来相关的学科建设、范式与话语的转换。 《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本书的叙述时期起于阿拉伯帝国建立，终于帖木儿帝国时期，时间跨度近800年。记述的地理范围：以报达城（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东部地区，东至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荒漠地区，西达今叙利亚、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南濒波斯湾与印度洋，北抵高加索山脉，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及中亚诸地。书中直接和间接引用了记述该地区的多种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历史地理文献资料，并分别从自然环境、城乡聚落、农田水利、商业贸易、道路交通、风俗物产、名胜古迹等多个方面记述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
部分摘录：
“边缘的西州”：争霸的中心 “西州”是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在当时天下的政治层级结构中，是处于京畿与西域之间朝廷能够通过郡县体制控制的区域。在两汉时期，西州的内涵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所指区域扩大；其次是内涵重心转移。西汉时人以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例如，由于广汉郡群盗横恣，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汉成帝显然是在用西州指称广汉郡所在的西南地区。经历了汉武帝时期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汉朝收复河套、开拓河西并设立郡县后，西州所指称的范围渐次扩及西北。到两汉之际，西州成为涵括西南和西北的实行郡县体制的大西部区域概念。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变化，即“西州”概念的内涵重心发生转移。在东汉时期，虽然“西州”有时仍被人们用来指称益州地区，但用之指代凉州、朔方等西北地区的用法后来居上，变得更为常见，甚至是当西南和西北同时出现时，西州被用来专指西北。[2]例如，东汉初光武帝以陇、蜀为忧，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3]隗嚣控制着凉州，但是他首鼠两端，所以刘秀说“西州未附”；占据巴蜀的公孙述（字子阳）称帝自立，所以刘秀说“子阳称帝”。在这个语境中西北凉州和西南益州同时出现，但是此处的“西州”显然仅指凉州而言，光武所说的“西州方略”，是指对付隗嚣的策略，当平定隗嚣“得陇”之后，光武才得以“望蜀”。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的“西州”应该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凉州、朔方地区，但本书研究的“西州”暂不涉及西南地区，而是仅指西北的凉州和朔方地区，这是因为本书研究之重点在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国家之互动关系，而且越是往后人们使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情形越少，“西州”一词反而主要被用来指称后进的西北之凉州、朔方，在对汉代国势盛衰脉动的影响方面，西北地区显然起着比西南重要得多的作用，就整个西部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不在西南而在西北。
“国势”指国家的兴衰、国力的强弱形势，亦指立国规模、统治能力、社会风尚、时代气象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西州经略与两汉国势的脉动有着密切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国势”的强弱决定了朝廷经略“西州”的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经略“西州”的后果必定会对两汉“国势”之走向产生反馈作用。作为边疆地区的“西州”与汉朝中央之间的交互作用贯穿整个两汉时期，深刻影响着两汉史的走向，故而是一个重新梳理和思考汉代史的切入点，也是观察比较西汉、东汉两个时代特质的有效视角。两汉历史的演进有两条前后相继的线索，一条是西汉一代围绕“汉匈关系”展开的对西州之争夺、开拓和经营，另一条是东汉一代围绕“汉羌关系”展开的西州羌胡化、西州军事集团的崛起及其对东汉政权的冲击。本书将围绕这两条线索，对两汉的“西州”经略与国势盛衰之间的交互关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多角度分析，以展现“西州”之开拓—“西州”地方力量之成长—“西州”武力对中原腹地的反馈冲击这样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并探究西汉与东汉不同的时代特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