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理想国2020年人文社科文学精选》涵盖以下作品：
1.《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是作者近年来最新学术研究的文章结集，着眼于思想概念史，是努力承接前贤、续写辛亥历史的第三本书，与之前出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及《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起，作为对清季民元重大历史转折重新审视的结果，同时构成尝试续写大历史的开端。 2.《我是谁，或什么：一部心与自我的辩证奇想集》本书选文27篇，包含了从科幻小说、戏剧对话到哲学论文多种文体，除两位编者的作品外，更有图灵、博尔赫斯、道金斯、内格尔等重要人物的代表作。各篇文章围绕自我感、精神是否存在及有否特性、身心关系、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自我”特性等经典问题分类编排，每篇结尾均附主编者的评论反思。选文、反思及二者间的隔空对话，各有精彩与妙趣，对理解相关哲学认知问题、生物问题、人工智能问题等应大有助益。 3.《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写作本书使我成了一名“专业抑郁者”……我感到，抑郁研究领域里，缺少的是综合。很多学科都分别探讨过抑郁的成因，太多有趣的事发生在太多有趣的人身上，太多有趣的事在被讲述——而这个“国度”里仍是一片混乱。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共情，真正地理解抑郁的人；第二个目标，也是对我来说更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秩序，尽可能基于经验主义得出秩序，而不是随意用些逸事拼凑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4.《理想国译丛041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艾希曼绝非盲目服从的平凡纳粹官员，而是一个善于伪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本书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艾希曼的误读，更还原了战后纳粹与残余极右翼分子构成的逃亡网络，呈现了联邦德国的鲜活片段，揭示了美洲纳粹圈子的真实面貌。 5.《生活与命运》通过沙波什尼科夫家族在卫国战争时期的遭际，再现了斯大林时代整个苏联社会国家的全景，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纳粹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在本书中以非凡的人道主义勇气，描绘了战争与极权碾压之下一个黑暗时代的心灵史诗。书中对无情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纳粹灭绝营、苏联古拉格的哀歌与反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6.《许倬云说美国》客居美国六十余载，华人史学大家许倬云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历史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敏锐视角，将他在美国客居生涯中印象深刻也值得回味的人、事、地、物生龙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并摆回它们所属的文化、制度与社会脉络之中，追溯这些经历背后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源流，讲述从“五月花”号到特朗普的美国发展，以及近年来的衰败、冲突与问题。 7.《人的疆域：卡内蒂笔记1942—1985》为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四部笔记合集，包括《人的疆域》《钟表的秘密心脏》《苍蝇的痛苦》《汉普斯特德补遗》，创作时间跨度从1942年直至1985年，是卡内蒂小说、政论、回忆录和戏剧作品的重要补充。 8.《亚洲与一战》中国和日本在一战中博弈，其结果为日后历史走向埋下伏笔；印度和越南通过一战认识到自身的民族命运，战后谋求独立；朝鲜希冀通过战后西方国家的帮助而独立，最终失望地走上自主的进程。各具特点的五国在一战中纷纷打开视野，在战中或战后迎来民族觉醒。 9.《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清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以沉淀百年的经典社会学理论作地基，从构成社会的秩序与人性出发，探讨和理解当下中国。从社会学家的专业视角，视察最普遍、热门的社会现象，剖析社会问题，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世界。从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揭示背后的社会问题。以七位社会学奠基人的经典社会学理论，结合30多个案例现象与分析。让读者了解社会现象的核心本质，同时理解其中的社会学规律。带领读者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穿透生活日常，观察人性的幽暗与良善，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培养独立思辨的品质与勇气，从理解社会蕞终走向理解我们自己。 10.《群众与权力》探讨了群众与群体的动态关系，以及群众如何、为什么服从统治者的权力。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充斥着集体迫害、群体狂热、世界大战等毁灭性灾难，促使卡内蒂思考群众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指令”和“蛰刺”是卡内蒂解释群众与权力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卡内蒂认为，权力的本质是“指令”对人的伤害（即“蛰刺”）。追溯指令最原始的形式，是动物遇到死亡威胁时的逃亡，因此“每一道命令都隐含着残忍可怕的死刑判决”。 11.《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一部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独出机杼的核心纲要”，由百篇历史人物评论组成，除了那些醒目的路标式人物，更多的是被留存在遗忘边缘的名字。二十世纪几次大灾难历尽生死存亡，无数人消失在晦暗的断裂中，更多不合时宜的事实经过筛选淬炼，重组为我们所知的历史。詹姆斯提醒人们，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过去的记忆。本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捕捉“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以此抵抗遗忘，并重新建立联结。 12.《光明共和国》有一天，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群来路不明的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说着无人能懂的语言。起先他们靠沿街乞讨过活，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更令人心惊的是，本地的孩子似乎也被这种暴乱的气息感染了，有人声称能听到他们的心声，有人在暗夜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政府的搜捕之下，孩子们先是躲进大森林，后来又藏进下水道，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名为“光明共和国”的法外之地…… 13.《梦室：大卫·林奇传》是一部回忆录与自传“合璧”的传记，由克里斯汀·麦肯纳与大卫·林奇合作完成：克里斯汀先用传统的传记写作方法完成一个章节，林奇则在通读后做出补充和修改。为了写作此书，克里斯汀采访了与大卫·林奇有关的一百多位人士，包括他的前妻、家庭成员，以及合作过的演员、经纪人、音乐人、同事等。借用他们的回忆，勾勒出林奇人生的不同阶段。林奇通读后，会在此基础上做出回应和补充。 14.《当代艺术的十九副面孔——大师与我们的时代》收录的是他与19位（组）当代重要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对话，其中包括大卫·霍克尼、吉尔伯特和乔治双人组、格哈德·里希特、路易丝·布尔乔亚、雷姆·库哈斯、奥斯卡·尼迈耶、扎哈·哈迪德，等等。他们都是（或生前曾是）当代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被誉为“英国艺术教父”的大卫·霍克尼，当代重要的女性主义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建筑风格独特又备受争议的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曾参与修建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奥斯卡·尼迈耶，等等。 15.《伟大的电影2》是世界知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系列的第二部。他延续了前著的妙语连珠与犀利观点，携带私货的毒舌，以及吐槽精准的幽默。《伟大的电影2》中收录的100篇影评，是100部被作者形容为“没得看，就会死”的电影，其中一些与伟大的名字相伴——罗伯特·布列松、希区柯克、伍迪·艾伦、戈达尔、斯皮尔伯格；另一些，人们通常不会将其与“伟大”联系起来，甚至会排斥。 16.《余下只有噪音》讲述那些特立独行的人格，他们抵制对古典主义的过去的崇拜，与广大民众的冷漠作斗争，并违抗独裁者的意志。无论是用最纯净的美来吸引听众，还是用最纯粹的噪声来打击听众，作曲家们一直都洋溢着当下的热情，拒绝古典音乐作为一种式微艺术的刻板印象。 17.《电影时代》原书为《纽约书评》作者兼凯尔的多年好友桑福德·施瓦茨（Sanford Schwartz）所编，中文版在此基础上由知名书评人刘铮选篇集结，收录了凯尔最为风趣、畅快、见解独到的篇目，让我们得以与她展开一段充满启示与娱乐意义的对话。她带我们重温伟大艺术家的精髓——例如奥逊·威尔斯和罗伯特·奥特曼，也不吝于赞美垃圾商业片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情感的方式。同时也决不放过整个电影产业日渐堕落与自欺欺人的腐败事实。
部分摘录：
“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界，出现过相当多引起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的学术争鸣，其中之一，便是史与论的关系。在所有学科都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认定下，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在学理上，史与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实践中，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却是聚讼纷纭，相当棘手。由于意见不一，无所适从，于是展开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这场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中间虽经“文革”停顿，可是“文革”结束后再度接续，前后时断时续进行了三十余年。讨论由“以论带史”引发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成为史论关系认识的三种基本取向，围绕这三种取向，在相互批评和争辩中，还出现“以论代史”等延伸的变相。[1]
讨论莫衷一是，后来只能不了了之，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直至今日，史论关系仍然困扰不少新进乃至成名学人。可是，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一般而言，历史论著有无理论，俨然已经成为衡量水准高下、程度深浅的标尺。所争主要在于以什么为理论，或者说什么才是正确、恰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治史当然不能有论而无史，否则就不成其为史学，但如果被认为有史而无论，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也有失公允。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史论关系没有定论，尽管人们对于以什么为论后来实际上取法各异，言人人殊，却不仅大都并不否认论的重要，而且相对于史，似乎还显得更加重要。虽然人们习惯性地声称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在最应看重事实的史学领域，其实却是以雄辩为高明，事实只是基础初步。相较于史事不清、史料不足，没有理论或理论不足，更受诟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历史论著的主要功能无形中已经由叙事转向说理。本来治史首要求真，可是误解“一切历史都是自己心中的当代史”的说法，以为真相不在、不可求，或是碍于材料太多，头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干脆宣布无法还原。尽管名义上还没有放弃求出真相，实际上却认为真相不会自动显现，只有符合一定之理的事实才是真。结果类似于字还没有识完微言大义已出的情形日渐普遍，事实不详而认识层出不穷，在史学领域似乎已成常态。不要说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多半向虚，所说大都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历史，即使研究人、事、机构等实而又实的题目，也将评判、认为放在澄清、还原之上，往往是发表了一大通“我认为”的说理，实情究竟如何，还是让读者一头雾水。越来越多的历史认识变得众说纷纭，于是悬而未决的史论关系再度浮现，即使不再专门讨论，具体研究和写作时，还是会面临如何处理的棘手难题。
民国以来，治史尤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往往好将材料与论述分别，引文单纯作为证据，支持引号之外作者表述的论点，从而形成一种普遍定式，引号中的征引文字多数情况下无形中成为单纯的史料，引号外的表述才是正论，代表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更有甚者，即使所征引的材料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用自己的话概述一遍。有一种说法叫做夹叙夹议，这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史论结合比较好的体现形式。这与傅斯年等人将材料整理好以呈现史事的主张明显有别。
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阅读时史与论是分离的，引号外的“议”即论，更加受到重视，而引文部分则是必须有却不大看，至少是不大留意，除非对议的部分有所疑虑，才会认真审视一下史料是否吻合论点或能否提供充足的支撑。可是，严格说来，议论不过是后人的认识，并不等于当时的事实。在传统史书里，间中也会出现“议”，如《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只是《太史公书》本来未必是专门史书，《资治通鉴》也是写给治国平天下的君臣看。况且，他们的“议”与“论”、从史出的论看似相近，却与后来的论主要所指的理论，基本不是一回事。尤其是两位司马的“曰”毫无疑问是个人的议论，关乎对史的认识，却不会与史实本身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