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权力及其逻辑》政治关乎权力与抉择。谁若想理解乃至掌握政治，就必须知晓权力背后的逻辑。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不做隐遁避世的自我放逐者，权力就与你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本书作者有着20 余年在欧洲政治咨询领域广泛而深入的经验，熟悉权力运作的竞技场，对权力的实践有着敏锐和深刻的洞察。本书以哲学的高度，围绕权力的本质、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权力的行使，对西方政治实践中的“权力”从基础理论到具体策略和工具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阐释，为读者提供一个诚实、客观，且全面了解西方权力理念及具体操作的观察视角。 《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本书集中讨论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下的性行为。作者雄辩地指出，男女关系只有完成从传统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复归，才能恢复性行为美好、高贵、纯洁和快乐的本真特征；在伙伴关系下，性行为不再低贱、肮脏和痛苦，爱情、性爱、生育将成为人类幸福的最重要部分。本书探求的是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从文化和生物进化的大视角看待性及其神圣性，破除我们的性史中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话，重新认识迄今仍为宗教教条或科学术语所掩盖的真相。 《拜占庭帝国大战略》拜占庭帝国依靠自己的大战略，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抵御一波又一波敌人的侵扰，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作者看来，与残暴的军事实力相比，拜占庭得以幸存，更多依赖的是联盟、外交和对敌人的遏制。本书通过“宗教及治国方略”“特使”“王朝婚姻”以及“拜占庭战争艺术”等精彩章节，深入论证了作者的观点，其中也包括对武器、军事战术和税收的详尽描述。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版）》1793年，由英国王室派遣，东印度公司资助，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访华使团抵达中国，目的是觐见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此即清王朝和海上霸主大不列颠这两个欧亚帝国在18世纪晚期的初次正式接触。本书从历史角度审视了两大帝国的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作者摒弃了传统针对此类问题的欧洲中心观，代之以一种对称性的叙述，通过详细考察中英礼仪冲突的表象和实质，旨在打破文化中心论及现代性宏大叙述对历史研究的垄断。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本书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是如何真正变富的，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本书是韩裔英国教授张夏准博士的代表作，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对于中国改革30年后思考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遏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2019年版）》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的经典著作，饱受读者和学界欢迎和好评的译著，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部著作中，斯科特以其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揭示了国家在面对自然和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上而下重新设计的逻辑，所阐发的见解发人深思，它对那些忽视项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视地方传统的国家发展规划进行了清晰而独到的分析，对各个国家的社会改革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试毒小组：20世纪之交一位化学家全力以赴的食品安全征战》在《试毒小组》一书中，黛博拉·布卢姆为读者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为争取食品安全立法，为完善食品监管，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民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的发起者和引领者是站在消费者一边的化学家哈维?威利。为了测验添加剂的危害性，威利招募志愿者，在农业部化学局进行人体试验，因此被称作“试毒小组”，正是通过以威利为首的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1906年，美国首部《纯净食品药品法》才得以诞生。 《古埃及女性：从生命女神伊西斯到末代女法老》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法国著名古埃及史学家克里斯蒂安·雅克讲述了若干声名赫赫的人物，例如哈特谢普苏特、纳芙蒂蒂、克利奥帕特拉等女法老，还呈现了很多普通古埃及女性的故事，她们的名字虽然不为人熟知，却同样闪耀着自由的光芒。在克里斯蒂安·雅克极富才华和热情的讲述下，所有女性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伊西斯女神的后代。伊西斯是古埃及最重要、最强大的神，掌握着死而复生的秘密，因此古埃及女性才有了超越时代的地位。即便是现在，这本书依然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
部分摘录：
权力是多种多样的，随处可见。我们在政治实践中也见过多种形式。权力通过军队阅兵盛况得到展现，反映在国家元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中，体现于议会决议或道路旁的警察岗亭中。权力框架有意无意地渗透进社会关系里。由生到死，人们都处于这样的结构中。权力既是微妙、不讲理的，也是安静且富有说服力的。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性作品《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针对这些差异巨大的社会现象将权力概念定义为“社会学上的无定形”（sociologically amorphous），即引人注意却难以捉摸，韦伯的这本书在他逝世后才得以出版。[1]诚然，权力是否有单一定义，是否有一个涵盖性术语能够有说服力地囊括并且识别所有权力现象，这是值得商榷的。[2]尽管存在这样的挑战，冒险给出一个定义仍旧是必要的，即便这个定义可能会有争议。我们希望给出一个务实的工作定义，适用于我们在这一话题中感兴趣的具体领域，既作为政治进程中的代言人，也是这些进程的观察者。
我们不是从零开始。几千年以来，国家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研究了权力的概念，并给出了多种且彼此常常相互对立的定义和描述。这可以主要通过两个争议来进行简要概述，也为给出我们的定义提供了方向。[3]第一个争议是，从根本上，权力应该被理解为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能力，即行动权（power to），还是应该被理解为管控他人的能力，即控制权（power over）？第二个争议是，权力是一种能够被个人和集体所占有的资源吗？还是它构成了一种指导或完全决定了行为体行为的社会结构？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两种争议在内容上是相互独立的。回答了其中一个问题不代表另一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为了得出一个工作定义，我们将在以下篇幅中对这两个争议进行讨论并阐述我们的立场。
将权力视为行动权很早就出现在历史当中了。早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书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提出了他的核心概念——潜在性（dynamis），根据内容的不同，也可翻译成可能性、能力或代理。[4]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从本质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潜在性就是有机体有目的地改变自己或其他事物的能力。因此，富有活力的生物有能力积极改变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为之。我们发现这样的定义亘古未变，从学者们将希腊语的“潜在性”（dynamis）翻译成拉丁语的“潜能”（potentia）即可看出。令人兴奋的是，“潜能”的概念直到中世纪都几乎保持不变。[5]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近代早期就总结出了强有力的权力定义，但明确地缩小了权力概念。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他进一步给出了新的定义：“一个人的权力……指的是其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现有手段。”[6]霍布斯认为，权力是特别属于人类社会的，他将此与实现主观利益的条件结合起来。
可以确定的是，从他将权力行为视为权力概念的核心就可看出，霍布斯尽可能地尊重以亚里士多德为起源的概念。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范围取决于他们通往目标的行动选择范围。他的定义对之后乃至今天的权力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都产生巨大影响。哲学家艾米·艾伦（Amy Allen）的立场就是受这个概念的影响，她将权力视为“实现一个目标或一系列目标的能力”[7]。在将霍布斯范式具体化的同时，艾伦也认为这种能力不代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如果一个动作的执行使预期的效果有可能显现，那么该行为体已经拥有权力。因此，艾伦扩展了霍布斯的概念，加入了一个明确的概率元素。行为体的权力不仅仅是由其行动选择的范围所决定的，还取决于成功实施该行动的可能性。
权力起源的第二种说法是控制权（power over），即权力的本质是人类之间的统治，这个说法较难追溯。对于许多社会理论家来说，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其经典权力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8]然而，毋庸置疑，现代大多数关于这个概念的著名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权力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体不顾阻力、实现自身意愿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么”。[9]有必要将这个简短的定义进行分解。第一，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控制权概念意味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10]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权力定义仅仅以成功且负有目的性的行动为基础，这只能够应用于仅存一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韦伯关于权力的理解是不再成立的。根据韦伯的理解，权力是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性的，需要至少两个人。[11]第二，控制权定义暗示了潜在的阻力是可以克服的。换句话说，如果权力预设的具体意志与那些掌权人的意志相反，那么在他们希望的情况下，这些预设的意志是可以被毁灭的。[12]就像韩炳哲所宣称的那样，这不是说权力必须以强制的形式表现出来。[13]一方面，任何屈服于权力的人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由地跟随统治者的意愿；另一方面，统治者能够在不放弃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放弃使用胁迫手段并且容忍被统治者的不服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根本上来说，行为体掌握权力的多少取决于他/她实现自身利益时不顾他人反对的程度。这与不顾他人行为本身是否展现了自身意志或行为体是否发挥了自身能力无关。第三个关键的元素是权力总是与实现利益的机会相关。我们在讨论行动权概念的时候已经涉及，这指的是控制权概念含有概率元素。统治者拥有权力，但这不能确保他们的意志得到实现。这只意味着如果统治者使用胁迫手段，那么这些手段很有可能成功消除反抗。
两个权力概念所展现的二元性绝不是西方特色，这也体现在其他伟大的文化传统中。这一点在道家和儒家两大中国经典伦理流派的观点中就有充分的体现。[14]两个学派的理论不是像柏拉图对话那样专注于概念性的理论呈现，而是为皇帝和大臣们提供实践的指导。[15]所以，通过研究它们来寻找权力概念的抽象定义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理想统治者人格的清晰分析。老子作为道家创始人和孔子一样，都强烈反对对权力的索求，无论是控制权还是行动权。[16]例如，老子在其经典语录《道德经》第十九章中写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7]有道德的统治者不应该提高其行动能力、增加其成功的机会；相反，他应该从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中引退。“无为”是这一中国哲学的关键词，可以翻译为“什么也不做”或“戒绝行动”。[18]只有避免这种致命的愿望循环，统治者才能为他的臣民树立榜样，激发他们的忠诚和守法。出于类似的原因，中国道德伦理的创始人们也反对控制他人的欲望。因此，孔子反对以欲望和惩戒来统治，认为这必然会导致人民的不满甚至失去良知。相反，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出于本能并且在行动中遵守道德，那么他们就会有是非观，成为具有美德的人。[19]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考量。决策者每一次试图对他人施以权力，或迫使他们违背个人意志做某事，都促进了抗衡势力的发展，这将走向暴力和混乱。与此同时，另一种政府选择是保守、掌握分寸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政府是道德健全的，为人民树立榜样。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子对国家的建议不仅仅是对儒家传统的补充，还较早地揭示了安静且谦虚的政府这一自由主义政治理念，那里的人民诚实守信，而生活在张扬且强硬的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则是虚伪、不值得信任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