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鲤译丛?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在日本汉学家中，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大批史学家的经典实证性史学著作曾被中国史学界系统地介绍和吸收，也受到欧美汉学家高度重视。在这群星璀璨之中，堀敏一先生以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著称。他的《均田制研究》《隋唐帝国与东亚》等著作很早就由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史学研究者译介成中文，一时洛阳纸贵。此外，我们选定这部《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翻译出版，不仅由于以上原因，也因为这部著作集中代表了堀敏一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的通视观点，这在他的其他著作特别是已经译为中文的著作中还未见到。 《鲤译丛?倭寇：海上历史》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倭寇”，在理解上存在误区，概念与史实都有所混淆。甚至《中国历史大辞典》中也不能幸免。该辞典明史卷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其实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因为《鲤译丛?倭寇：海上历史》的作者田中健夫已经将倭寇的来源、特点、分期、历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倭寇既包括日本人，也包括明朝人、高丽人乃至女真人。 《鲤译丛?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一个血腥、残酷，但却励精图治、克服艰难、终成名君的伟大帝王的一生……一个帝国、一座大都、一桩桩充满趣味的历史谜案……明帝国的第二代君主永乐帝朱棣辉煌一生的传奇，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日本明史研究学者檀上宽力作《鲤译丛?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将为您一一呈现朱棣许多历史谜题的答案和解读。 《鲤译丛?蒙古帝国的兴亡（套装上下册）》一部全球范围内欧亚史、蒙古史顶端学者——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有关蒙古帝国历史的精彩铺陈，杉山关于蒙古帝国兴亡历程的研究精华。
部分摘录：
“中华”的概念 自古以来，中国自称本国为“中华”。
所谓中华，就是居于天下的中心、拥有最优秀文化的地区。居于东亚之首，广传文明，始终作为周边各国、各民族领袖的中国人经常自信又自负地这样称呼自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当中依然保留着“中华”的字样，由此可见一斑。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国大陆上演王朝兴衰更迭的，确实是曾居于世界之冠的中华帝国。
“中华”一词本身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最早也不过是从东汉至三国时期出现的。此前，在西周（公元前11～前8世纪）时期使用过“夏”“华”“诸夏”“华夏”“中国”“中州”“中土”等称呼。当然，这些称呼并非指现在的中国全境或中华帝国，而仅指以位于陕西的周王朝政权为中心的一定地域范围。一般认为，周王室与同族、同盟各国之间相互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一体感，逐渐催生出了这些称呼。
其中，“夏”源自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华”则由“华美”转义而来，含文化优秀先进之意。概言之，“诸夏”“华夏”都是彰显中国文化先进性的称呼。
另一方面，“中国”“中土”“中州”则是表明本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提出的称呼。周王室及其同盟各国自己命名为“华夏”或者“中国”，旨在强调、尊崇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俯视除自身之外的周边各国或异民族。
两种概念范围的“华（夏）”与“中”最终相互连接产生了“中华”的概念。“中华”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地理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进一步说，“中华”成为规范世界体系的概念。此后，虽然“华”及“中国”等称呼也一直在使用，但那始终是“中华”词义的简称，或者说，并不是“中华”概念之外的其他含义。
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华”的观念，早在“中华”一词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中华”的词义本身虽分为“中”与“华”两个部分，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是浑然一体的，“中华”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虽说“中华”是以周王朝为中心的同族、同盟意识的产物，但也包含了很多对“中华”以外周边世界的想象。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华”的四方存在着被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夷狄”，将他们与“中华”区别开来，确保了中华世界的优越性。
一般来说，“中华思想”的世界观，其思想主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中国处于周边异民族的包围之中，在与现实存在的周边各民族长期接触、交往（包括战争、对立、妥协、和平等）的过程中，把异民族贬低为“夷狄”，并确认了中华世界的优越地位。正因为“夷狄”的存在，“中华”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华思想也可称为“华夷思想”。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虽然认为与异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太歧视他们。直到战国时期以后，“夷狄”在儒家典籍中反复出现，成为侮蔑的对象，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别”，认为夷狄与禽兽无异，被视为野蛮人，自此，“夷狄”的概念被确定下来。
假如仅仅是满足于区别与“夷狄”之间的差异，那么中华思想也就仅仅是一种民族排除的理论，而也许它本身也有那样的倾向。在世界上也存在与中华思想类似的思想，如古埃及、古印度都有过类似的思想。但中国与那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设定了“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差异，而且将“中华”置于“夷狄”的上位，并将两者共存的世界提升为一种思想体系。
而给予这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巨大贡献的，无疑就是助长“华夷之辨”的儒家思想。先假设存在这种差别，然后再将其归纳成一种思想体系，这确实是强调中国优越性的巧妙手段，但必须承认，中国为处理与周边民族的现实关系而架构的“中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天命思想 具体地说，在处理华夷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是作为中国思想基础的“天命思想”。
对中国人来说，作为宇宙主宰和万物本原的“天”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天的观念产生于周朝，随着历史变迁，其内容虽有变化，但这种观念始终贯穿于中国人的意识中。他们认为从天体运行到四季变迁，万事万物万象皆是基于天的意志而存在。
其中，天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有德者承天命，来治理天下。天作为抽象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统治天下，因此要让有德者代行上天的意志。天子是得受天命的天之子，必须要修身养德，教化民众，以应天命。
天子一旦失德，百姓离心，上天就会另选有德者改奉天命，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想要避免“革命”，天子就必须不断用心德治，教化民众，充分发挥自身“德”的能力。
天子以德治国，恩德广播四方。夷狄仰慕天子之德、中华之文化，四方来朝。中华与夷狄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
作为天子与百姓之间媒介的“德”起到了使夷狄臣服的作用。“有德君民（有德者成为民众的君主）”的天命思想就是天子教化民众的“德化思想”，它成功地将中华与夷狄结为一体。
五服图 谋求华夷共存的中华思想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塑造了如下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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