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家小书”其中收录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整齐地展示学术成果；又是大家民众的读物，可以开阔读者眼界，一窥学术堂奥。而一册小书，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浓缩了学者毕生的心血和才华。本书典雅而大方，对于青年学生，对于爱好文史的读者，养眼且怡心！
部分摘录：
一个国家的文学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又一部，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作品产生、流通与承继的过程，归根结底，可以说就是作品的出现史。然而有趣的是：作品的出现史也就是作品的争议史。因为每一部作品一旦成为社会精神产品并为社会所有以后，它就再由不得作者去掌控了。读者不妨思忖一下，中外文学发展史不断证明，不知有多少作品都在读者和研究者心中、书中、文章中不断地被争论着。而且越是名著，越是伟大的作品，对于它的争议就会越大。我想，这除了读者所处时代、所属阶层、认识水平、价值观、感情体验、审美力等等差异而造成仁智相异的诸多原因以外，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值得研究的现象，那就是文学文本本身体现的情感的复杂性、题旨的多层次性，以及尤为重要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所独有的特质造成的解读上的多元性和歧义性？于是，针对一部作品的争论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眼下我们要研究的《金瓶梅》就可以看作是两极价值观的典型。
《金瓶梅》还在钞本流传时，就有了一个淫书的恶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此等书“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金瓶梅》一经刊刻问世，袁照就说“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味水轩日记》)。到了清代禁书之风日炽，认为是书“决当焚之”，预言谁印了它，谁就要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申涵光《荆园小语》就说：“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到了现当代，还是有人说它是“淫秽恶札”，而国外的汉学家，如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他的《〈金瓶梅〉新论》的长文中还是把它打入“三流”小说的行列，横挑鼻子，竖挑眼。当下也有学者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去观照《金瓶梅》，把对立于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又扣在这本小说的头上。
与此完全相反，最早记载《金瓶梅》钞本的袁中郎，看了以后倍加赞赏，他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还将《金瓶梅》和《水浒传》与他称为“外典”的《庄子》《离骚》《史记》《汉书》等书相并列，同称之为“逸典”(《锦 集》卷四)。明谢肇淛和《金瓶梅》的序言作者欣欣子同样给予该书以很高的评价。
到了清初，李渔把《金瓶梅词话》写定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并为之作评时，也明确表示“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继李渔之后，清康熙年间的青年批评家张竹坡，第一次写下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清末的文龙又进一步阐述，在观点上毫不含糊，《金瓶梅》绝不是淫书，是“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
到了20世纪，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则把《金瓶梅》推之为“人情小说”的代表作，认为它对世情描写之真实和深刻，“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长篇小说的进展”一章也明确表示：“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纪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还认为它的成就实在《水浒传》《西游记》之上，甚至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
是的，较为准确、客观地评价一部有影响的小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一部在文学史上带有争议的作品更是如此。中国人喜欢用“盖棺论定”一词来论说历史人物，而事实上，历史人物往往并不就是可以“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似乎已被定格，不会再有新的言行，后人本可以给予一份客观、中肯的评价了，但是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新资料的发现，乃至政治的需要，历史人物虽已“盖棺”，但却难以“论定”。君不见多少似乎被“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新评估吗？历史人物尚且如此，遑论一部小说的作者和一部用文字组成的语言文本了。
在说《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笔墨官司时，我想也不妨把自己摆进去，聊一聊我是怎样被搅进这场官司里面去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金瓶梅》的论著。在我的《说不尽的〈金瓶梅〉》中曾有一段话：“书中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他所生活的社会过分龌龊。所以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那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罪恶和黑暗，预示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至于偶尔透露出一点一丝的理想的微光，也照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这段话，至今我也没发现有什么错，但是却招来了一位学者的批评，并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对《金瓶梅》的一种“溢美倾向”！而论者的理由则是：“怎能把全书的‘昏暗一团’委过于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过分龌龊’呢？《西游记》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为什么《西游记》又没那样‘昏暗一团’呢？就是吴敬梓、曹雪芹所生活的雍乾时代，其龌龊程度也不见得比《金瓶梅》最后写定者所生活的隆万时代逊色多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都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那个社会的过分‘龌龊’，但他们的书却绝不是‘昏暗一团’的。”这段批评文字写来十分蹊跷，也颇令人困惑。
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妨试着把这个问题较为深一层次地探讨一下。众所周知，《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一写神魔，一写世情；一个是把创作的兴趣放在虚拟的、非现实的情节上，一个是追求现实性、纪实性；一个是浪漫色彩极浓，一个则是写实精神极强。严格地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可比性不大，它们只是分别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吴承恩在他的小说中“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和特点。因为任何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小说家都不可能忘情于现实社会。在《西游记》的两类故事中，就有一类故事明显带有影射明代黑暗政治的内容，如特别耐人寻味地在取经路上直接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明确地指出有些国家就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吴承恩在这里只是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所谓人间诸国到底是什么货色。它和小说中的那另一类属于涉笔成趣、信手拈来的讽刺小品很是不同。所以前者所写的故事就是作家生活时代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黑暗腐败现象的折射，它因超越了题材的时空意义而具有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诸多的现实联想。这就是说，即使是神魔小说的《西游记》也没有忘情于对他生活的时代的暴露和讽刺乃至于无情的鞭挞。至于说到我对《金瓶梅》所提及的那段话，即“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其实鲁迅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即所谓《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 爰发苦言，每极峻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看来，“昏暗一团”是明中叶以后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昏暗一团”正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何来“溢美之词”呢？
俗话说得好，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那么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也不会有两部完全相同的小说。因为相同的个性、相同的性灵、相同的审视生活的角度、相同的审美力是不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