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 1904～1920年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沙皇身边一些思虑深远的人认识到俄国在德国显著军事优势下的脆弱性，伟大的俄国需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声音仍然占据了主导。俄国统治者们认为，1914年俄国加入战争的决定是在保卫国家未来，实际上它带来了诸多问题，并对20世纪的俄国和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走向火焰》以俄国为核心研究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世界史视野下俄国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俄国视角。 《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1812年夏天，欧洲的主宰者拿破仑率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军队进军俄国，相信他会横扫面前的一切事物。然而，他的帝国不到两年后就沦为废墟，俄国则赢得了胜利。这是第一本深入探究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关键角色的历史著作，再现了两大帝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史诗性战斗。 《冷战》 扣人心弦的年度非虚构作品，让我们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世界在毁灭边缘时的情形。这是你看过所有间谍恐怖小说的真相：为什么美国和苏联陷入高度僵持；我们曾经离核灾难有多近；当时的领导者们，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里根到戈尔巴乔夫，心里都做何打算；情报人员如何密谋，以及东德度假者如何推动了柏林墙的倒塌。这是一个关于危机谈话、借口、暴君和权力争斗——以及普通人改变历史进程的故事。 《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 记者迈克尔·多布斯用时两年时间探访古巴、俄罗斯、美国等国，搜集和查阅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还原赫鲁晓夫、肯尼迪和卡斯特罗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真实面貌，如赫鲁晓夫企图摧毁美国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计划，古巴境内苏联核弹头的处理办法，以及一架迷路误入苏联上空的U-2侦察机的精彩故事。本书一经出版，便在欧美国家获得广泛的赞誉，荣获《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图书和《圣路易斯邮报》年度最佳图书。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在这部研究战后初年历史的开创性著作中，基思?罗威描绘了一片仍然被暴力缠绕的大陆，在那里，有相当部分民众仍未相信战争已然结束。他勾勒了道德败坏的沦亡景象，以及永不餍足的复仇渴望，这是长期冲突的后遗症。他描绘了种族清洗和国内战争，这些事件撕裂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他还描绘了重新建立的世界秩序，最终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大陆带来稳定。他告诉我们，上述情形存在于整个欧洲——东欧如此，西欧亦然。 《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 本书全景式地记述了二战中最有才干的将领、苏联红军传奇人物朱可夫元帅的一生。作者根据朱可夫本人未经删节的回忆录以及近年来公开的苏联档案，对朱可夫从一名农家子弟到成长为传奇人物的波澜起伏的一生进行了精彩记述。本书材料详实，叙述简洁，评论公允，拨开了围绕朱可夫的夸大之词，揭示了围绕朱可夫生活和事业的许多生活，并在他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及艾森豪威尔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洞见。作为一部权威性的传记，它恢复了朱可夫在20世纪军事万神殿中的应有位置。
部分摘录：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俄罗斯帝国铸就了非凡业绩。莫斯科的14个小公国所辖领土不断扩大，直至占有全世界地表面积的六分之一。作为欧洲最东端的国度，俄国成了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传统上，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大都认为俄国人是蛮夷，但是到19世纪时，俄国文学、音乐与绘画已成为欧洲和全球文明中最璀璨的装饰品之一。
倘若我们回顾这一庞大国度面临的重重困难，俄国人的业绩就更显不凡。在如此高纬度的北纬地区，在如此远离全球贸易和文明中心的地区，只有俄国人创立了大帝国。贸易需要城市、读写能力与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三个要素俄国都缺。1763年“七年战争”接近尾声时，俄国首次被公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大国，此时，它下辖16500名官吏，这个数字只比普鲁士的多一点儿，而普鲁士领土面积仅为俄国欧洲部分领土的百分之一左右。这批官僚的质量也成问题。普鲁士君主国可以从一系列德意志大学中招募官吏，其中很多大学已有数百年历史，而俄国只有177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在此情势下，令人惊叹的不是俄国官僚机构效率低下，而是它竟然还能运作。[1]
历史学家常常把俄罗斯帝国划为农业帝国，这意味着它需要资源来支持国力，它的辉煌也是靠压榨农民得来的。这一过程很难算得上光彩：有些帝国靠开发有利可图的贸易线路获取收益，相对而言，它们不需要那么残忍地剥削臣民。历史上，农业帝国的臣民大都是集中在肥沃河谷的比较密集的农业人口，然而，俄国农民散布在地域辽阔、（在帝国初期）往往贫困的农业区，而且这些地区的交通方式原始落后。俄国的欧洲领土远超其他欧洲国家，即便如此，直到18世纪下半叶，它的人口才超过法国。绵长开放的边境线进一步激励农民逃避国家征税和征兵。在此背景下，用农奴制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做法体现了残忍的理智。俄国的地理特征迫切呼唤美国式的最大分权，但美国自诞生以来很少在自己所属的整个半球遇上有威胁性的地缘政治对手。沙皇俄国必须极尽一切手段应对地理上的严酷现实，这大大加剧了该国臣民的沉重负担。[2]
从帝国诞生到19世纪初期，掌管俄国政权的都是专制君主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同盟。在俄国，缺乏劳动力的土地派不上用场，而农奴制保障了劳动力。沙皇和地主分享从农民手中榨取的收入。在所辖土地上，俄国贵族同时扮演国家征税和征兵代理人的角色。
国家军队和官僚机构向贵族提供额外收入，并保护他们免遭农奴起义的侵扰。宫廷贵族中的大家族是罗曼诺夫王朝最亲密的盟友，他们享有帝国发展带来的大部分财富。然而，君主国从未令自己陷入上层阶级的罗网。它仍给予出身于贫困绅士家庭的人加封贵族的机会。对一些幸运的人才来说，为沙皇效力让他们有望获得灿烂前程、卓著名望与无尽财富。
从16世纪开始，俄国领土扩展至其他民族的居住地。俄国靠征服来扩张，然后罗曼诺夫王朝与贵族地主结盟，从而巩固统治。此举不仅让国家税收与征兵系统延伸至新吞并的地区，也让罗曼诺夫王朝能招募更多人才为己效力。扶持非俄罗斯上层阶级也减轻了君主国对俄国贵族及其恩庇-侍从网络的依赖。俄国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专制的关键盟友，前者赋予后者合法性，并谴责后者的敌人。1700年时，君主已严密控制东正教会。欧洲境内，在早期现代新教区，教会土地常常落入贵族之手；在天主教区，即便在18世纪，教会也一直持有巨额财富。在俄国，君主没收教会土地，但大多留作自用。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就连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一半以上的俄国农民也不是农奴，反倒生活在国有土地或罗曼诺夫家族的土地上，并向国家和该家族缴纳全部税金、提供全部劳役。倘若对比现代化之前很多农业帝国的历史，俄国能让如此大的帝国得以存续的管理与制衡技巧便显得出类拔萃。[3]
当然了，我们万不能太乐观。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非常成功，亦非常残忍。贵族对待农奴的方式不存在任何切实约束，农奴的地位比奴隶好不了多少。1700～1874年，军事征募强迫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终身服役，继而打造了一支强大军队。直到成千上万的悲惨新兵死于震动和不幸后，其余的人才变成真正的军人。很少有新兵再见到家人或再返回乡村老家。然而这只是历史的一面。俄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军事力量是维系它的关键。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的东面和南面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它从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里是游牧武士的世界，到1700年，他们统治草原、威胁邻近农业社会的历史已达千年或更久。13～15世纪，俄国被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这不过是一个更广泛主题下的最极端个例。从16世纪开始，来自游牧草原的威胁逐渐减弱，俄国人自己的扩张开始了，他们走出森林区，穿过肥沃草原，到达南部，直抵黑海。对这片广大地域的征服和殖民为俄国日后的国力与财富奠定了基础，但是面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此过程必须有强大军力的支持。
西边同样如此。威胁潜藏于更富裕的欧洲国家，它们的经济更发达、行政机关更完备、军队更先进。来自东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减弱后，来自西边的威胁随之增加。农业帝国中，奥斯曼是俄国在欧洲最近的邻居。为了维系罗曼诺夫王朝创造的庞大战争机器，俄国人民苦不堪言。因为其统治者未能维持这样的机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至少和俄国人一样痛苦，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奥斯曼帝国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穆斯林遭杀戮或种族清洗；欧洲人渗透进穆斯林居住的部分核心地带，甚至在当地殖民。同为大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在18～19世纪一成一败，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关键在于俄国实施无情的农奴制，并且上层阶级完成了西化。1917年，俄国为这一成功付出了高昂代价：俄国革命异常血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记得曾经的剥削，而且他们觉得帝国上层阶级不只是剥削者，在文化上也完全是外国人。[4]
帝国的成功建立也带来了挑战，哪怕依据帝国标准，俄罗斯也是个庞大国度。距离以及北方的严酷气候给政府运作施加了沉重压力。18世纪，俄国信使送信的速度仍然是两千年前波斯信使的五分之一。一年中很多时间，他们都冒着在暴风雪和泥海中消失的危险。即便在1914年，80%以上的人口依然居住于乡村。俄国的欧洲领土内散布着超过50万座村庄，让它们获得现代交通、教育和福利服务是项艰巨挑战。[5]
某种意义上，俄国统治力常年不足。甚至在1900年，俄国公务员数量也不及一些更发达的西欧和中欧国家。此外，俄国政府试图做的事远远超过大部分欧洲行政机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财政部的责任是有限的，其信条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而俄国财政部已经大举干涉经济发展，其触角延伸至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领域。[6]1914年之前的十年，俄国政府自己控制的铁路与伏特加垄断企业的收入在国家岁入中占一半以上。1906年，俄国政府启动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以图转变农民农业和乡村社会。然而，最能体现俄国统治矛盾性的是警察。一方面，秘密政治警察——可怕的保卫部（Okhrana）——凭借其独裁权力和复杂技术在欧洲臭名昭著。另一方面，1900年，不足9000人的国家警察要在地方省份的100多万农民中“维持秩序”。英国政府仅在爱尔兰乡村和小镇中设置人数格外多的警力。作为“警察国度”，俄国的警察人数如此短缺，该国在其他方面欠缺统治力也就不太令人奇怪了。这解释了为何传统上政府恐惧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失控。[7]
涉及外部安全时，疆域也是个重大问题。1900年，俄国边境线长度超过18000公里。俄国人的邻居有日本人、中国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罗马尼亚人、奥地利-匈牙利人、德国人和瑞典人，这导致其很容易做潜在敌人组成可怕同盟的噩梦。更糟的是，很多这类梦魇的变体太有可能实现了。19世纪90年代，大国角力的主要焦点转移到亚太地区。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工程是俄国的最大投资，此举旨在确保自己不在这场竞争中掉队。甚至在1903年，尚未竣工的铁路总共就已耗资10亿卢布，这导致其年度建设费用增至1亿卢布。
相形之下，1900年，政府投到司法系统中的资金不足4600万卢布，投到教育中的资金不足3400万卢布。俄国政府年度支出只有20亿卢布。批评政府者称，这反映了执着于帝国荣耀的专制政权本末倒置，远离人民的需求。此言不无道理。然而，俄国在战略、政治、经济上有充足理由尽快联通西伯利亚以及帝国在欧洲的核心地带。俄国既是第二欧洲世界边缘的贫穷国家，同时也是太平洋沿岸的欧洲大国，政府支出生动说明了这一双重属性意味着什么。[8]
管理和保卫广袤领土是帝国的一个古老问题。另一个则是统治很多不同民族。1550年，沙皇统治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因为帝国扩张，到1900年时，尼古拉二世（Nikolai Ⅱ）的臣民中只有44%的人口是俄罗斯人。正如我们所见，历史上沙皇之所以能够统治非俄罗斯民族的臣民，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吸纳地方贵族进入帝国统治阶级。这项策略在波兰人身上遭遇重大挫败。波兰天主教贵族是俄国和东正教的传统敌人。他们对国家原有的力量和独立怀有光荣记忆，直到1815年这一记忆才最终消散。1830年和1863年，波兰人想靠反对俄国统治的广泛起义恢复独立。反叛被镇压下去，但直到1914年，大多数俄国政客还是相信波兰人会抓住一切俄国力量薄弱的时机再度叛乱。这一点很是严重，因为波兰的地理位置处于从西部侵入俄国的主要路径上，何况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1879年奥德两国又结盟。
1914年，圣彼得堡仍然认为，除了犹太人，波兰人在帝国民族中最不忠、最危险。犹太人大多住在被俄国吞并的原波兰领土上，所以圣彼得堡觉得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威胁相互叠加。然而，与其他地区一样，在俄罗斯帝国境内，此前不曾流露出一丝不忠迹象的国民之中正在诞生新民族主义，在芬兰、巴尔干省、乌克兰、高加索地区以及沙皇的很多穆斯林臣民中都有这类事例。诚然，哪怕在1914年，这些新民族主义的发展程度也大都不及哈布斯堡君主国和西欧的新民族主义。俄国的现代化水平更低，所以沙皇的大部分臣民仍然是对民族主义呼吁无感的半文盲。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宣传的限制也减缓了民族主义的传播速度。随着社会走向现代化，地主阶级的实力逐渐输给商人、执业团体和知识分子，而新民族主义常能吸引这些人的支持。顺应民族主义潮流很可能让帝国走向联邦制。俄国政客大都相信，倘若实施此制度，帝国必定被削弱，而且日后很可能毁灭。关于不断弱化的政府放任民族冲突后会发生什么，奥匈帝国的结局为俄国政客提供了前车之鉴：统治陷于瘫痪，军力下滑，帝国开始被很多敌人和潜在捕食者包围，他们越发渴望灭掉它。[9]
从俄国立场看，新兴民族之中，乌克兰人的运动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1914年，乌克兰的八个省（面积比今天的乌克兰共和国小）产出了帝国1/3的小麦、大部分出口谷物以及80%的糖。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有赖于帝国贸易盈余，没有乌克兰的这些产出，盈余很难维持。如何给产出水平低得多的俄罗斯北部城市提供供应也是个问题。乌克兰在重工业和采矿业中的地位更关键：1914年，帝国70%的煤炭、68%的铸铁、58%的钢材以及很多工业产品产自乌克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开发了乌拉尔工业区和西西伯利亚工业区，在此之前，倘若俄国失去乌克兰，它将失去大国地位。[10]
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身份意识既动摇了沙皇民族政策推行的基础，也削弱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祖国的理解。1897年，虽说俄罗斯人在帝国人口中仅占44%，但另外22.5%的人口至少是东斯拉夫人，即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这些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中，绝大部分信仰东正教，就认同感和政治忠诚度而言，历史上该教派是远比语言重要的标志。乌克兰人口是白俄罗斯人口的四倍以上，他们所处区域也更富裕、更发达。所以说，如果乌克兰民族主义未能发展，那么白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不会发展。假如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政治意义上可被算作俄国人，那么三分之二的帝国人口就是“俄国人”。在这个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少的民族既不能保卫自己，也不能维持自身的高级文化，于是它们的选择仅限于对立的帝国之间。俄国政府正确地意识到，比起德意志皇帝或奥斯曼帝国苏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与巴尔干地区的“少数民族”更乐意接受沙皇的统治。另外，很多穆斯林人口被认为太落后了，以至于不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
考虑到这些情况，俄国人可以认为自己的民族帝国的未来有保障，并稍感宽慰。俄国上层阶级认为，帝国之所以强大光荣，恰恰是因为它与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样体现了核心民族的民族精神，并给予俄罗斯民族重要的全球和历史影响力。然而，如果乌克兰人的确是独立民族，这番思量就要发人警醒得多。那样的话，俄罗斯帝国看起来就更像另一个对手——比以前更虚弱的、多语言的、遭到鄙视的哈布斯堡帝国。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和所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这难以置信。正如1911年基辅市重要的亲政府派报纸所强调的那样，“俄罗斯人民靠伟大壮举和重大牺牲建立了俄国，如今俄国境内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俄罗斯人……由此我们看出俄国相对于哈布斯堡帝国的伟大和制胜优势，在哈布斯堡，统治阶级德意志人在全国人口中占不到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