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提起美国，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往往是曼哈顿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与硅谷引领潮流的前沿科技。这诚然是美国的写照，却并非全部。一位华尔街交易员出于对金融行业的愧疚，开始探索中心商务区以外的美国。在《美国底层》一书中，他用镜头和文字呈现出一个割裂而真实的美国社会图景，并对弥合阶层鸿沟做了有益的思考。
他意识到，他对比他的社交圈子里穷得多的众多美国人知之甚少。因此，在布朗克斯，他开始和人们攀谈，给他们拍照。他说自己遇到的情况并不像别人告诉他的那样，那里其实友好、温暖又美丽，并不空洞、危险而丑陋。就这样，他开始了长达24万公里、历时三年的穿越美国落后地域之旅。从缅因州的刘易斯顿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克斯菲尔德，他走过城市和农村，黑人区和白人区，一路在许多地方停留。他将这段旅程写进了《美国底层》一书——一部深具同理心的作品。 作者简介：
克里斯·阿纳德（Chris Arnade）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和摄影师。他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在2012年离开布朗克斯区之前，他在华尔街担任了二十年的交易员。《美国底层》是他的首部作品。
部分摘录：
室外温度有40多度。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这家麦当劳里，挤满了躲避街头纷乱和炎热的人，有些人待几分钟就走，有些人会待上一整天。
虽然许多餐桌旁是聚餐的家庭、工间休息的上班族以及喝着咖啡闲聊的老顾客，但一天中的很多时候，这家麦当劳属于边缘人群——瘾君子、无家可归的人、精神病患者和赤贫者。
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坐在卡座里，穿着一件油腻的长袖拉链冬季工装。他低头盯着桌面，一顶宽大而低垂的帽子遮住了双眼。他时不时地站起身来，去把杯里加满冰块。他的工装靴的鞋带是散开的，走路时一下下地敲打着地板。在麦当劳的5个小时里，他没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还有一位自称“黑色耶稣”的男子。他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面前只有一杯咖啡。每隔15分钟，他会把左拳举到空中，停留15秒钟，向某种东西做无声的致敬。天气炎热，他却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冬季夹克。每喝一口咖啡前，他都用纸巾把杯子边缘擦干净。在街上混日子的人从旁边经过，都来跟他握个手或者碰一下拳。他跟他们一句话也不说，跟别人也是。
他旁边是一位岁数更大的白人妇女，灰白的头发中分之后梳到了后面，手里拿着一杯冰块。她的左手腕上有一条又脏又破的医院腕带。她一言不发，表情漠然，时而盯着窗外，时而看着桌上的一张写着“欢乐满人间”的圣诞卡片。她几次把卡片翻过来，看看背面，又翻过来，叹了口气。她保持这样的状态有近10个小时。当我问她是否能为她做些什么时，她低头看着卡片，然后目视前方，告诉我说：“我妻子刚刚去世，我要守着她。”卡片已经又脏又模糊了，但上面的饰物依然闪闪发光。
在停车场，一名妇女背着一个亮闪闪的粉色背包，身上穿着比基尼、仿皮马甲、一只及膝的仿皮靴子和一只拖鞋。她拿着一个超大号的白色手提包。她走到马路上，全然不顾来往的车辆。她停在路中央，整理了一下包里的东西，然后抓着自己的胸部，对经过的车辆飞吻，然后又走入加油站遮篷下的人群中。几乎没人注意到她。
在餐厅的其中一个入口处，一名穿着抹胸上衣和牛仔短裤的女子站在门外，帮每个人把门推开。我每次经过时，她都面带笑容，但我一直低着头。终于，她叫住了我，让我给她几美元买一顿饭。
当我打开钱包时，她看到了里面的现金，跟我说：“要不给我一张5美元的吧？”
我给了她一张5美元的钞票，问她是不是无家可归。
“不是，”她说，“我住在街那边的破汽车旅馆里，是他们给我们安排的。”
我问她是否吸毒，她说是。
“冰毒？”
“没错，就在这里吸。你可以把它叫作‘麦冰毒’。”
这家麦当劳是周边社区的缩影。这片区域充斥着快餐连锁店、闲置的地块和几家用来收容流浪者的破旧旅馆。一条溪水从城中穿过，两岸的营地和桥下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者。女人们在街上卖身。寻找妓女的男人们沿着宽阔的街道慢慢地开着车，尽管外面热得要命，他们还是把遮光的车窗摇下来。警方不时从这里经过。有时他们带着警力来抓人，四辆巡逻车围住一个目标，把嫌疑人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搜查毒品。
这片居民区就像贝克斯菲尔德的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十分多元化，从住在街上的人身上就能看出这一点。非裔、拉美裔的人和白人的数量不相上下，没人会注意别人的肤色和语言。他们的共同点是没什么文化。
贝克斯菲尔德没上过大学的居民比例在美国大城市中是最高的。至少从数据上看，它是这个国家里处在最后排的城市。在教育方面，它远远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同时面临着后排地区特有的各种经济问题。贝克斯菲尔德的许多人不光在麦当劳里寻求庇护，也在毒品中得到慰藉。
对许多“后排人”（实际上也有“前排人”，但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言，毒品的确可以成为避难所。在美国各地，我都看到了类似的社区，人们感到自己被整个世界或者他们的邻居们排斥或指责，但都在毒品中找到了安慰。有些人用毒品来麻痹痛苦，还有人可能会用它来寻死，实现永久的解脱，或是通过毒品与他人建立感情，因为吸毒者有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
在贝克斯菲尔德的这个居民区，吸毒的人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圈子，而麦当劳就是他们的俱乐部之一。他们几乎全都相互认识，帮助彼此渡过难关，交换关于房屋、药物和警察的信息。他们因为共同的创伤、痛苦和被孤立的体验而团结在一起。
他们惺惺相惜还因为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人生看不到希望。生命是如此暗淡，以至于它最坏的结局——死亡——都不再可怕。
在贝克斯菲尔德，没人会直接说“我想死”，但这是他们很多话里的潜台词。“我失去了那么多，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或者“我酒后驾驶杀死了9岁的女儿，坐了18个月的牢。有谁能从这样的事里走出来吗？”。
因为相信人生不值得过，他们变得不顾后果，对吸毒这种自毁的形式上了瘾。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观察到这种现实。这些年来，我接触到一些住在亨茨波因特的废弃建筑里、桥下和旧汽车里的瘾君子，我看到了感觉被落下的人们即使身处后排，也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求助于毒品，希望能减轻甚至结束这种痛苦。
伯妮斯就是一个例子。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站在亨茨波因特的一个街角。当时，我正要去一家小杂货铺买点汽水，她向我挥手，于是我走过去跟她说话。我一眼就能看出她吸毒了，她苍白流汗的脸、绝望的悲伤，以及胳膊上污浊的蓝色血管，都证明着这一点。
她在寻找嫖客，这我也很容易看出来。并不是因为她看起来像电视里的性工作者。性工作者几乎都不是电视里那样。她穿着舒适——红色吊带背心、牛仔裤、拖鞋，因为没钱，只能有什么穿什么——病恹恹地在街角徘徊。
她对我说，她需要20美元买一支可卡因和一支海洛因：一支能让她恢复正常，一支能让她兴奋起来。
她今年36岁，从19岁开始就以某种形式从事这个行当，其间因为坐牢或者戒瘾而暂停过，还有几次因为决心“改邪归正，不再吸毒”而中断了更长时间。迄今为止，她已经因为卖淫而受到过42次指控。
这一切都源于她童年的创伤。她一生都在寻找毒品，逃离虐待。这样的故事我以前听了很多次，后来也听了太多——一个关于贫穷、失能和虐待这些沉重话题的沉重故事。在走向一辆等在街角酒品商店外的汽车之前，她对我说：“我想要自杀。我想弄把枪，快点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太害怕了，不敢打爆自己的头。”
伯妮斯并非孤例。街上的每一个药瘾者都知道死亡并不遥远，他们都能讲出某人因一袋药效猛烈的毒品而丧命的故事。人人都有濒死的经历：48小时的狂欢之后在急救室里醒来；在铁轨上晕倒，手被火车碾断；被一个“喜欢割女人”的男子用刀划伤；独自与感染抗争，直到“警察，是的，警察，那些脏货，饭桶狗杂种，实在无法忍受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以及身上散发的腐肉味道，叫了救护车而不是把我关起来”。死亡足够迫近，以至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有时，死亡甚至诱惑着他们。当有人死于服药过量时，他们先问死的人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服的什么药？”什么牌子，袋子上有什么红色标签？是“全面管控”，还是“奥巴马医改”，或者是“冰激凌”？然后他们就去找这种药，因为它格外有效，足以把他们送到另一个世界。或许他们已经在肚子上用红色马克笔写下了母亲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丈夫、妻子、姐妹的电话号码，因为如果别人发现你死了，你会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妥善安葬，而不是和另外100万具无人认领的尸体一起，被埋在长岛湾一座小岛的沟渠里。
如果在纽约市死去后没有人认领你的尸体，你就会被埋在那里。米莉就是如此。她是在亨茨波因特街头混日子的一个姐妹，因为感染扩散到了心脏，死在了林肯医院的第九层，成了一具无名尸，具体说，是BX97——布朗克斯医学检查员的97号病案。死因：静脉注射药物滥用引发的三尖瓣细菌性心内膜炎。
还有杰姬，另一个死于服药过量的女性。但是，别人都说她是因为把药丸和海洛因跟她的哮喘药物混合在一起才丧命的。虽然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她喜欢这样，她说这样会让她特别振奋。她也死于林肯医院，被贴上了“BX”打头的标签。有人说，她的尸体没有被认领，是因为她的男人隐瞒了她的死讯，以便继续领取她的残疾人福利金。人死了就没有了。“拜托，你看不出来吗？没人给死人钱。”
就像自杀一样，吸毒成瘾通常也是人们受到排斥后的一种绝望的反应。这种排斥通常是伯妮斯在童年创伤中所经历的那种。我认识的许多毒瘾深重的人都曾经被殴打，被大声辱骂，被忽视，被送到一个又一个亲戚家里，或是被送给任何一个有房子的人。但愿她们不会被送到对儿童做坏事的那些男性家里。
当塔吉莎对我讲述她以前受到的虐待时，她的朋友卡梅拉坐在几英尺外的一个牛奶箱上，不带任何情绪地评论说：“你算是幸运的了，只有一个家庭虐待你。我在寄养系统被一堆家庭折磨。”
被本来应该拯救他们的人虐待，这彻底摧毁了他们对别人的信任，于是他们开始逃离，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治疗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解离”（dissociation）。在街上，他们把这叫作被搞惨了，而被搞惨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吸毒，多数情况下是吸食海洛因。
被排斥的感觉还源于更大的社会力量，少数族裔对此深有体会。种族主义的丑陋有很多表现，被白人占多数的“成功”社会排斥的感觉就是其中之一。在亨茨波因特、东纽约、布朗克斯，或者布法罗的东区、密尔沃基的北区，或者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作为黑人或拉美裔人的成长意味着种种局限。它意味着你不得不住在特定的居民区，拥有更少的合法机会——工作、学校、金钱以及一切。它令人感到孤立和压抑。
不光是金钱的问题。这些社区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被排除在外和被视为异类的感觉不光关系到你拥有什么，还关系到你知道什么，你将学习到什么，你看待问题的方式。你拥有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也完全不同，这让人们相互隔离起来。
它涉及大大小小的方面。你周围播放的音乐类型，你能买到的衣服，你朋友喜欢的食物，你的发型，你穿裤子的方式。它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当别人都看重头脑的聪明，你却更重视身体的强壮；当别人认为事业更重要，你却更在乎工作地点和家庭；当别人重视科学，你却更重视信仰；当别人说麦当劳很糟糕，你却很喜欢那里。它涉及方方面面，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会让人无力招架。
它意味着你站在门外，浑然不知门里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不知道如何穿衣打扮、说话，或者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式走路。因为制定规则的人在门里，如果你想要顺利完成人生的比赛，你就必须知道规则：“想要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赚钱，你就得弄懂它复杂的规矩。”
虽然创伤和种族主义一直是他们被排斥的根源所在，但缺乏教育正在成为更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正越落越远。要获得一份让你引以为傲的稳定工作并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你需要的不只是高中文凭，你必须有大学学位，而且不能是一般的大学，必须是不错的学校。这让受教育水平低的人们进一步被隔绝起来。
这种污点被认为是你自己的过错。我们声称我们的教育制度是英才教育，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和聪明，都可以取得卓越的成绩。我们赞美那些超越了目前的环境，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赢得好工作，搬到好社区的人。
我们说，任何人只要聪明勤奋，都能成功。其中的道理是，如果你失败了，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懒、笨或迟钝。
人们很少提到的是，我们的学校良莠不齐，学生们得到的帮助千差万别，他们面临的个人问题也因人而异。
这种污点让人们想要尝试毒品。走进任何强效可卡因毒品站、戒毒中心以及流浪者的营地，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太笨了”，或者“他们都说我笨”。毒品不光提供了一个逃离苦难现实的临时避难所，还提供了一种归属感，一个真正的社区。只要你一直服用毒品，毒品的世界就会接纳你。凌晨两点的街角，朋友房子的后屋，废弃建筑里点着蜡烛和可卡因烟筒的空房间，都是他们的社区。这里可能充满了“被搞惨的人，但他们是我的同类”。其他吸毒者和药贩子也在逃避着某种东西。毒窝或者毒品角落就是让你消磨时光和融入集体的地方。这里欢迎你，无论你过去怎样。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社区，那么毒贩子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邪恶的陌生人，他们是你熟悉的人。你的亲戚可能贩过毒，比如表亲、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或者叔叔。毒贩子可能是你的朋友、小学同学，或者是你姐妹的朋友。无论怎样，你都会和他们打交道。你上学时会跟他们擦肩而过，在小店铺里会从他们身旁经过，你会在你居住的建筑大厅里和他们谈笑风生。他们无处不在，你无法对他们视而不见，你当然不能说他们是纯粹的坏人。除了贩毒，他们可能跟你没什么区别。他们穿得跟你一样，他们懂你。
毒贩子，在街头和酒吧里抽大麻的年轻人，以及在空置建筑里给自己注射毒品的人，这些人不会质疑你的过去，你的未来，你的穿戴和发型，或者你说话的方式。他们懂你，因为他们懂得你的痛苦，那通常也是他们的痛苦。别人告诉你他们一无是处，反而可能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因为几乎你所有的想法和行为都被认为是错的。再做一件错事又何妨呢？
并非所有在这些居民区里的人都喜欢毒品。大多数人会远离毒品，但是那些吸毒的人会令社区更加被污名化。门里的人们现在又有了新的理由加深对这些社区的刻板印象，把它们想象成一个充斥着毒品、暴力和犯罪的漫画式的场景，然后无视和贬低这些居民。
这种由排斥、孤立和毒品构成的循环自我延续，日益侵蚀着社区的肌理，让这群人被进一步孤立，也吞噬了更多生命。只要经过了足够的时间，即使是那些试图远离毒品的人，也会被外界的期待拽进毒品的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