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印度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从欧洲殖民扩张和全球经济体的形成到当代美国与欧洲的政治角色，帝国往事并不如烟。何谓“帝国”？扩张与抵抗、帝国情结与反帝潮流如何影响世界秩序？索•恩“帝国往事”系列以独特角度剖析帝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理解帝国政治的深层逻辑。 《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的特征是什么？帝国秩序潜藏着怎样的风险，又提供了哪些机遇？突然之间，这些问题不再仅仅具有历史学意义。当今世界，美国所拥有的主导地位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威胁。规则由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制定，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只管服从规则就是了吗？还是说存在一种连华府也不得不屈从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呢？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在此书中向我们阐明，帝国如何运转，在历史的长河中又出现过哪些类型的帝国。作者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千年历史长卷，同时对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做出了精湛的剖析。 《幻影恐惧：政治妄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1789-1848》 对于18世纪后期的执政者和有产阶级而言，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些年他们被强烈的焦虑缠绕。君主及其臣子生活在对叛乱的持续恐惧中，认为他们的权力和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在他们自己偏执的想法推动下，他们选择通过监控网络、暴力手段和秘密警察镇压所有的威胁和叛乱，无论这些威胁和叛乱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从此，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作者、历史学家亚当•查莫斯基认为，旨在防止动乱的严厉措施产生了灾难性的和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措施激起了那些他们想要去镇压的叛乱。到这一时代结束的时候，在整个欧洲大陆，恐怖运动的第一次萌动已然十分明显。欧洲君主们的担心终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 在这本想象丰富的书里，历史学家马娅•亚桑诺夫追寻了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商博良等文物收藏家在埃及、印度的足迹，讲述了他们非凡的收藏故事，帝国主义的秘史由此展开，而这更是一部与法兰西帝国史相伴相随的大英帝国主义史。借助这些被卷入之人的眼睛，我们得以从帝国的边缘地带观察大英帝国，从形形色色的收藏品入手，探究权力和阻力的宏大叙事之下的历史真相。四个大陆被人与物联结起来，构成一个人们共同生活、爱恨纠缠并彼此认同的世界。正如本书所展示的那样，那个复杂世界的痕迹如今依然触手可及。 《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 美国建国可以被定义为自由与公正，摆脱暴政与压迫吗？认同英国就意味着没有“美国性”吗？效忠派海路探险的拓荒史又如何影响了加勒比、塞拉利昂和印度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效忠思想广泛存在于早期美国的整个社会、地理、种族和民族谱系中，同那些爱国者相比，这些人的“美国性”一点也不弱。他们中有刚来不久的移民，有五月花号登陆者的后代，有英国圣公会牧师、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有见多识广的波士顿人，也有卡罗来纳偏僻乡村的农民。从伦敦—纽约—加勒比—印度，虽然已有历史学家探讨过效忠派在殖民地内部的经历，却从未有人充分描述过效忠派在美国革命期间和之后散居世界各地的历史。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至今仍是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之一，这位来自波兰的水手在19世纪末的航行中见证加勒比海、东南亚、澳大利亚、非洲多地的融合与冲突，记录了声势浩大的新帝国主义将殖民旗帜插遍全球，也见证了西方所谓文明理想的虚假，将自己的全球化视角融入进一部又一部严重基于个人经历和真实世界的小说当中。历史学家马娅•亚桑诺夫回顾康拉德的文学和个人经历，串联起他走过的大陆和大洋的历史，也是对他留下的关于全球性世界下角色错位、规则过时、道德和物质矛盾、多族群社会摩擦、科技冲击等问题的思考，精彩地将小说内在的张力与21世纪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 《皇位之争：奥朗则布和他的时代Ⅰ》 奥朗则布是谁？他是最后的黄金家族的荣耀，最后一位伟大的莫卧儿人，最后一个接近统一印度半岛的君主，最后一个古典主义悲剧性格的疯子。莫卧儿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代南下印度建立的政权，传至第五代皇帝沙贾汗时，国家富裕强盛，煊赫无比，建造了著名的泰姬陵。但是，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朝野风云暗涌。围绕着皇位继承人问题，战功赫赫的三皇子奥朗则布和钦定皇位继承人太子达拉•舒科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在沙贾汗病倒后，莫卧儿皇位继承战争爆发了。本书是印度近代史学泰斗的扛鼎之作，论述奥朗则布的最权威著作，莫卧儿原始文献的集大成者，了解印度历史的精彩必读书。
部分摘录：
帝国特征简述 要理解何谓帝国，不妨先走到其反面，试析帝国不是什么。首先，帝国有别于国家，准确地说有别于制度化的领土国家，后者遵从完全不同的准则和行动逻辑，包括内部人口融合方式和对属地边界的理解。一般而言，国家间的边界清晰而明朗，但这种明晰的国界除了少数例外，鲜见于帝国。昔日帝国属地广袤无垠，边境的部落和游牧族群时而顺从、时而违逆帝国的意志，帝国之界变得模糊不明。当然，如今帝国的疆界不再如上述古代帝国那样迷失于属地的辽阔无际，但是即便那些曾经不受统治的游离地带（古典帝国扩张的触角曾得以伸入其中）早已不复存在，帝国疆界和国家边界依然迥然不同。
帝国的疆界不是将权利对等的政治实体隔开，而是起到将权力和影响力分层之用。此外，与国家边界相反的是，帝国的疆界具有单向通行的特点：进入帝国的条件，绝不等同于脱离帝国的条件。这跟帝国本身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有关，想进去的人多于想出来的人，而这一点也会对边缘政权造成诸多影响。美国人旅行、工作，在全世界畅行无阻，但没有美国国籍的人，就不能随意踏上美国的领土。这昭示了一种地位上的差距：在帝国边界之外的政治实体并不享有与帝国同等的尊严。
和帝国边界的单向通行性相对应的，是极端不对等的干预条件。从19世纪开始，美国涉足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从不必担心这些国家倒打一耙，干预美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更别提军事事务了。这种不对称性恰恰反映了帝国疆界和国家边界的差别所在。与国家截然不同的是，帝国没有与之权利对等的邻国，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是个复数概念，帝国则往往是单数形式出现。帝国这一事实上或自我标榜的独特性对其内部融合方式不无影响。由于面临来自邻国的直接竞争压力，国家在整合其境内人口时会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这就意味着：无论民众是生活在中央，还是远在边塞，都须给予其同等权利。而帝国却并非如此。在政治中心地带和外围之间总是存在融合度的落差，越往外围去，法律约束力越小，而参与权力中心决策的机会也随之下降。以美国为例，这种情况体现在所有那些被美国政权所左右但又绝无可能被美国吸纳为联邦州的地区。在加勒比海地区就不乏这样的例子。
在某些时候，帝国疆界也可以替代国家边界。曾几何时，在欧洲境内，诸多殖民帝国通过国家边界各自分开，但在亚非大陆它们则借助一道道帝国边界，同自己的欧洲邻居——很多时候是松散的统治联合体——彼此隔开。两种边界截然不同，透过边界可以看清楚，在边界之外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帝国。但是帝国疆界也可能与主权国家间的边界 重叠，而且这种叠加会使得国家间的边界更加泾渭分明、壁垒森严。曾经横亘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那条国界，在当时，也是苏联帝国的对外边界。这种功能二合一的情形，赋予了两德边界独有的特点，也正因如此，这条边界才没有在历史的长卷中被人遗忘。自地球上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以主权国家的形式在政治上被敲定以后，上述两种边界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互补性关系，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性关系了：帝国结构覆盖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但不再取而代之。这时候，辨识一个帝国就变得异常困难了。一旦认定帝国体系和国家政权之间非此即彼，那么难免会得出当今世界不存在帝国的结论。相反，如果相信帝国结构会覆盖主权国家体系，就会发现还存在另外某种权力和势力架构——它并不等同于主权国家的秩序体系。帝国的结构主要在非正式领域才显露面目，这也是帝国边界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国家间的边界往往是政治、经济、语言和文化边界的叠加。这个特点赋予边界以力量，但同时也让它显得僵化和死板。帝国边界则不同，它像一张交错的网，在那里面政治和经济的界线彼此分开，文化差异呈层级化分布，而语言差别从来无足轻重。这个特点减少了帝国边界的正式性，增加了它的灵活性。
其次，我们还可以比照霸权的支配性结构来勾勒帝国的轮廓。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霸权统治和帝国统治之间的界线是动态的。但在两者之间做个区分，还是很有必要的。霸权是形式上平等的政治行为体所构成的集团中雄踞主宰地位的力量。帝国则不同，至少在形式上，取消了平等，将弱势行为体降格为附庸国或者卫星国，而且它们或多或少仰帝国中心之鼻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都是通过在帝国和霸权之间做对比，来描述苏联在华约以及美国在北约中的地位。苏联曾被卫星国环绕四周，它们如何运转皆由中心来规制。 [1] 北约不一样，它被视为原则上平等的盟友结成的体系，在其中，美国作为实力远在他国之上的最强、最大的伙伴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美国基本始终把持着军事最高指挥权，其他成员国顶多就是拿下秘书长之位。通过对北约和华约的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在冷战时期对帝国和霸权做区分，难免带上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味道。
帝国和霸权的不同，还有一个佐证是来自更久远的历史深处，政治上也没多少争议，即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海上霸权的历史。最初，提洛同盟是在小亚细亚西岸及爱琴海地区建立起来的反波斯霸权。在同盟内部，各盟邦地位平等。当然，从一开始各个成员对同盟的贡献便千差万别。有些只掏钱，有些提供船只。而雅典始终是贡献战舰最多的那一方。 [2]
各个盟邦在贡献和实力方面事实上的差别，对同盟的内部体制不无影响。它使得这一同盟渐渐从霸权（hegemonía）转变成统治权（arché）。 [3] 当时雅典统率同盟的联军，掌管财政大权，规定盟邦盟金的金额，主导商事裁判权，并采取措施，确保其度量衡在整个同盟范围内畅行无阻。此外，它向各个盟友的城邦派驻了卫戍部队，从而对盟邦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末了，它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搬到雅典，大家宣誓效忠的对象也不再是“雅典及其盟友”，变成了“雅典人民”。它还将战争与和平的定夺大权从同盟大会移交到雅典公民大会手里。后来科林斯人怂恿斯巴达同盟 [4] 和雅典决一死战时，他们厉色声讨：霸主，业已蜕变成独裁者了。 [5]
我们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新定位置于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海上霸权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解释，理由不言自明。虽然，当时的雅典无论在疆域跨度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还不足以称为帝国。但若细细观察，帝国政治的很多因素其实已在雅典霸权里显露无遗。当然，对此我们要感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一演变过程极具开创性的论述。所以，我们在后文中将反复提及雅典海上霸权，虽然严格说来它只能归入广义的帝国范畴。
最后，帝国的轮廓还可借助19世纪以来形成的帝国主义概念来勾勒。在帝国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做区分，首先有助于我们扬弃几乎所有帝国主义理论所惯用的规范-评价性视角，转向一种专注帝国行动准则的描述性分析的思路。此外，根据帝国主义概念及相应的理论，帝国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外扩的过程。言下之意，它的发展轨迹是单向的。这样的理解，对帝国的研究是有害无益的。
帝国主义意味着要有一种成为帝国的意志，无论是出自政治抑或是经济的动机。这种意志即便不是世界帝国形成的唯一起因，至少也是主导因素。不同于这一论调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爵士 曾在1883年口出妙语，他说，大英帝国似乎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征服了半个世界。 [6] 恰恰是他这种带着刻意片面性的措辞——其实西利想借此呼吁英国实行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他担心若不这么做，大英帝国夹在新生强国美国和沙俄中间将凶多吉少——指出了帝国主义理论有多夸大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上帝国之路的行为体所抱持的野心和主观意识。其实，几乎没有哪个帝国的形成是基于“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考量。大部分帝国的诞生，都是一堆偶发事件和个别决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些决策又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毫无合法性可言的个人做出的。如此看来，可以说几乎每个帝国都是在“一时的心不在焉间”降世的。
帝国主义学说理论把目光聚焦于“中心”，但在中心之外，对“边缘”同样需要加以注意。我们要关注那里的权力真空和经济动力，关注在地区冲突中弱势一方的军事干预请援和当地主政者的决策。近来，流行一个新词：受邀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有人用它来表述美国权力和势力范围的扩张。 [7] 其实这个表述也凸显了边缘在帝国产生过程中的“发起者”作用。毋庸置疑，中心推向边缘的帝国原动力确实存在，是它将行为体自身的权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但除此以外，还同时存在一种源自边缘的旋涡般吸力（Sog），它也同样拉动统治范围向外延伸。究竟两个不同作用力孰强孰弱要视具体情势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帝国主义理论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心的原动力才是关键因素。 [8] 而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对边缘做更细致入微的考察，这不仅事关过往帝国的研究，同时对于解析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的政策也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