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造就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自古就有的，现代意义的科学探索只是近500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和发展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世界。这世界是在何时、怎样产生的呢？本书讲述了那场非凡的、孕育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化的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如何改变我们自身及这个世界。
在离我们还不算太遥远的1492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一切重要知识已经出现，不存在进步的概念，对世界的解释来自过去的先贤而不是未来的探索者。
一场悄然爆发的科学革命为旧时代画上句号。最初由数学革命引领的制图学、测绘学、航海术、透视法等技术开始将自然数字化并改变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力。接着，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和气压计的发明带来了尺度革命，增强人的知觉，让人的眼界上升至无垠的宇宙，下落到多彩的微生物界。在此之外，信息革命伴随着印刷机促成出版文化的兴起，权威的语言被削弱，信息开始被广泛交流、分享和比较。最终，科学宣告诞生。
新科学拥有殉道者（布鲁诺，伽利略）、英雄（开普勒、波义耳）、宣传者（伏尔泰、狄德罗）、耐心的耕耘者（吉尔伯特、胡克）。它引发了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消灭了对炼金术、占星术和巫术的信仰。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因它而起，继而促成对现代世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业革命。本书将改变我们对这一伟大变革发生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更加清楚现在的世界从何而来，也将有因此预见可能的未来。 作者简介：
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约克大学年度历史教授，目前专攻16世纪-18世纪的科技和文化史，著有《保罗•沙尔皮》（Paolo Sarpi,1986）、《坏医学》（Bad Medicine,2006）、《伽利略》（Galileo,2010）等书。曾经参与英国学院罗列讲座（2008），牛津卡莱尔讲座（2014），波士顿本尼迪克特讲座（2014）。2016年凭《科学的诞生》荣获麦吉尔大学坎迪尔历史奖优秀奖。
部分摘录：
1492年10月11/12日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自维京人看到新世界以来，第一个看到新世界的欧洲人要么是“圣玛利亚”号上的哥伦布，要么是“平塔”号上的瞭望员。那个瞭望员实际上借助月光看到了陆地。哥伦布则声称，在几个小时前，他就已经看到一道光在黑暗中闪耀。他们认为，他们正在靠近的陆地是亚洲的一部分。实际上，终其一生（哥白尼卒于1506年），哥白尼都拒绝承认美洲是一个大陆。第一个把美洲标示为一大片陆地（尚未确定是一个大陆）的制图员是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时间是1507年。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个未知世界，不过他当时其实在寻找一条通往一个已知世界的新航路。这个已知世界就是中国。他发现了一块新陆地，却没有一个词来描述他做的事情。哥伦布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懂几种语言，其中包括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卡斯蒂利亚语，补充了他儿时的热那亚方言。但是，只有葡萄牙语有一个词“discobrir”具有“发现”的意思，并且这个词扩展出这个意义的时间还不长，仅仅从1485年开始。当时，哥伦布希望获得葡萄牙国王对其探险的支持，却遭到了冷遇。
发现思想的产生和哥伦布为其成功探险制订计划在时间上相同，但哥伦布却不能求助于它，因为他撰写航海报告用的是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没有使用葡萄牙语。与“发现”的意思最接近的古典拉丁语动词是“invenio”（找出）、“reperio”（获得）和“exploro”（探索），与它们相对应的名词分别是“inventum”“repertum”“exploratum”。“Invenio”被哥伦布用来宣告他对新世界的发现；“reperio”被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Johannes Stradanus）用于他的版画书的书名，那本书用插图阐释了新发现（约1591）；“exploro”被伽利略用来宣布他对木星的卫星的发现（1610）。在现代译本中，这些词通常被表示为“发现”。但是，这遮蔽了一个事实，即在1492年，“发现”并不是一个已确立的概念。100多年后，在用拉丁语写作时，伽利略仍然需要使用“我之前的所有天文学家不知道的”这样绕弯的短语来表达它。[1]
在所有主要欧洲语言中，对一个意为“发现”的词的比喻用法迅速被采用，来描述发现性质的航海。先行一步的是葡萄牙人。他们率先投入了探险之旅。在始于1421年的一系列探索中，他们沿着非洲海岸航行，试图发现一条通往印度香料岛屿的海上路线（在此过程中，他们证明，与大学里公认的学说正相反，赤道地区并非热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到了1484年，在葡萄牙语中，“descobrir”一词已经被用来表述“探索”（也许正如其拉丁语翻译词“patefacere”那样，意为摊开）。然而，1486年，费尔南·都尔莫（Fernão Dulmo）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计划，即向西航行，跨越大洋，进入未知地域，去发现（descobrirse ou acharse，意为发现、找到）新陆地（两年后，哥伦布提出了向西航行抵达中国的倡议，与此同出一辙）。那次航海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生，但它将是发现之一，而非探险之一。都尔莫什么也没发现，但它的发现概念迅速拥有了它自己的生命。[2]
随着阿梅里戈·韦斯普奇所写（或被认为所写）的两封信中第二封信的出版，那个新词开始在欧洲传播。在信中，他描述了他在为葡萄牙国王服务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前往新世界的旅行。这封“致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信”（“Letter to Piero Soderini”）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并且也是用意大利语首次出版的。到1516年，它已经出现在了十多个版本中。在意大利语中，它使用了“discoperio”9次，是从葡萄牙语移植过来的。拉丁语译本（基于一个失传的法语中介本）出版于1507年，使用了“discooperio”两次。这是这个词以其现代含义“发现”的首次运用。“discooperio”存在于晚期拉丁语（出现于武加大译本中）中，但只意味着“揭开盖子”。由于它从未出现在古典拉丁语中，“discooperio”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得体的词。无论如何，发现是个新概念，最初它要求解释。韦斯普奇有益地解释说，他正在撰述对“我们的祖先绝对没有提及的”一个新世界的发现。[3]
那个新词传播的速度几乎和新世界的消息一样快。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达内（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于1551年出版了《印度的发现与征服的历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Índia，这里的印度其实是新世界），并且被迅速翻译成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来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英语，在巩固新用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其首批在书名中的出现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词被确立起来的速度有多快，其中在荷兰语中为1524年（但直到1652年才再次出现），在葡萄牙语中为1551年，在意大利语中为1552年，在法语中为1553年，在西班牙语中为1554年，在英语中为1563年，在德语中为1613年。
书籍出版表
这里有一些关于印刷书籍的本数的数字，以千计。毫无疑问，它们只是比较精确的估计数字。印刷革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冗长的过程，并且恰好与科学革命同时发生（可看下面的文字，第95页）。1500年，它只是刚开始加速：
（来自Buringh&van Zanden，“Charting the‘Rise of the West’”，2009,418.）
如果发现对韦斯普奇来说是新的，那么发明就肯定不是新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火药、印刷术、罗盘是最频繁被列举的三大现代性发明，为的是证明现代人优于古人。这三大发明的出现都早于哥伦布，但我发现，在1492年之前，它们从未被称作三大现代性发明。美洲的发现显示了罗盘的重要性。相应地，印刷术和火药或许原本显得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正如真实情况那样，只是在后哥伦布时代，它们才被承认具有革命性。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很充分。按照通常的说法，由火药决定结果的第一场战斗是1503年的切里尼奥拉之战。在1500年之前，印刷术的影响很小。
我们太习惯于“发现”一词各种变动不居的意义，很容易认为它的含义大体上与它现在的含义相同。“我发现我有权享有退税”，我们说。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发现”是在关于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的说法之后出现的。是发现性的航海让“发现”意味着“找出来”这种宽泛的用法得以兴起，并且这种宽泛的用法受到了把“invenio”翻译成“发现”这种做法的鼓励。在1492年后，“发现”的核心意义不仅仅是“揭开盖子”或“找出来”。宣布一种发现的人（如哥伦布）宣称他拔得头筹，打开一条让所有人追随的道路。1953年2月13日，弗朗西斯·克里克向剑桥老鹰酒馆里的各色人等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正是在那一天，他和詹姆斯·沃森搞清了DNA的结构。发现是一种注定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中的时刻。发现的概念带来了一种线性时间感，而非一种循环时间感。如果美洲的发现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偶然事件，那么它引起了另外一个甚至更引人注目的偶然事件，即对发现的发现。[4]
我之所以说“更引人注目”，是因为发现自身以仅仅确定一块新大陆的位置永远不能做到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5]在发现之前，历史被认为是重复其自身，传统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指引未来的可靠向导；文明的最伟大成就被认为不存在于过去或将来，而是存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我们容易说我们的世界是由科学或技术造成的，但科学和技术进步取决于一种业已存在的假设，即存在已经做出的发现。[6]这种新态度是由路易斯·利·罗伊［Louis Le Roy；或雷杰斯（Regius），1510—1577］于1575年概括的。利·罗伊是一位希腊语教授，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他是完全把握新时代特点的第一人（我引用的是1594年的英语译本）：
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找出来，然后是已经被发明、发现的东西。让我们不要那么简单，把太多的东西归功于古人，以至于相信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言说了一切，没有留下在他们之后而来的人可说的任何东西……让我们不要认为自然已经把她全部的好礼物都给了他们，她将来有可能变成不毛之地……在这个时代，有多少［自然的秘密］首次被获知、发现？我要说，有新陆地，新海洋，新的人种、方式、法则、风俗，新疾病，新疗法，天空、海洋的新面貌，它们此前从没被发现过，还有新的星星。是啊，对我们的后世子孙来说，会留下多少已知的东西呢？现在隐藏的东西，将随着时间推移大白于天下。我们的后裔会感到惊奇，我们居然不知道它们。
这段话表达的正是那种设想，即存在一些改变了世界的新发现，因为它们使现代科技成为可能。（存在“新的人种、方式、法则、风俗”也代表了社会、文化、文明比较研究思想的诞生。）
利·罗伊的文本有助于我们区别事件、词语和概念。1486年（当时都尔莫改变了“descobrir”一词的含义）之前，出现过一些地理发现，如亚速尔群岛的发现。这一发现发生在1351年前后。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些发现是发现，也没有人不辞辛苦地记录这些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没人有那么大的兴趣。后来，大约在1427年前后，亚速尔群岛被再次发现。但是，这一事件仍旧显得不太重要，也没有可靠的记述文件存在。占据统治地位的设想是，不存在新知识这样的东西。正如我在街上捡到一枚硬币，我知道它属于在我之前的某个人，于是文艺复兴时期首先抵达亚速尔群岛的海员会认为，别人已经先于他们到了那里。在亚速尔群岛的案例中，水手的想法是错的。但是，在马德拉群岛的情况中，这却是对的。马德拉群岛被发现的时间与前者大体相当。与其说它是被发现，倒不如说它是被重新发现，因为普林尼和普鲁塔克（Plutarch）知道它。但是，没有人认为哥伦布发现通向亚洲的新航路（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不重要的。尽管在美洲究竟是不是一块此前已知的陆地上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声称有古希腊或古罗马海员曾经在哥伦比亚之前向西航行过。（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即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没有罗盘，因此不愿意驶出望见陆地的范围之外。）就这样，哥伦布知道他在做出一种新发现，即使发现的不是一块新陆地，也是一条新航路。亚速尔群岛的发现者则没有这种想法。
就某物已经首次被发现且此前从未被发现（实际上，在用拉丁语写作时，人们继续依靠这样的短语来表达“发现”），已经存在一些言说方式，但在1492年之前，对任何想说这样的事情的人来说，这都非常罕见，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设想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传道书》1:9）。“descrobrir”的新含义的引入暗示着思考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理解其自身行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在1486年之前没有发现性航海，只有探险性航海。发现是一种新型事业，伴着“发现”一词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