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由学者刘东创办并主编、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自1988年起开始出版发行，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名著190余种，囊括了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谢和耐、宇文所安、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斯波义信、沟口雄三等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持续的贡献，在学术界、出版界享有盛誉，成为公认的图书品牌。目前每年出版新书十余种，并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系列等子系列。此套电子书是该丛书首次以合集形式发布。 历经32年沉淀的镇社之宝，享誉全球的海外学者聚焦中国问题，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合集发售。 【分册书名】 1、晋武帝司马炎 2、马背上的朝廷 3、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4、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5、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6、《左传》的书写与解读 7、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8、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9、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10、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
部分摘录：
在中国传统中，叙事必须从往事中寻找意义。这种要求与古人对记忆、系年和时序的关注，都融会到《左传》一书中。《左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成书，因此它掺杂了不同性质、不同年代的材料。战国晚期的各种文献，特别是《韩非子》，在称引与《左传》关系密切的片段时多称之为“春秋”。[1]“春秋”一词泛指列国的编年史。譬如《墨子》即援引了“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里的内容来证实鬼神的存在。另一个片段还提到墨子曾见过“百国春秋”。[2]“春秋”有时专指鲁国的编年史，论者经常引用《孟子》里的这段话作为左证：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3]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8. 21）
《孟子》将“春秋”视为鲁国的编年史，由此暗示了“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并把它纳入了以西周礼制为理想的伦理体系之中。沿着这种延续与增补的思路，《左传》继承了《诗》引证和记录圣王之“迹”（暗含影响和功迹之意）的功能。《左传》与《诗》的联系大概源于孔子定下的知识范畴。传世的《春秋》由简短的条目组成，记录事件包括战争、祭祀、天象、自然异象或灾害，以至周天子和诸侯登基、婚配、死亡、葬礼等。今人普遍认为《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由鲁国史官在事件发生之时或发生后不久记录下来。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记录的史事跨越了242年（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孔子的名字与《春秋》联系起来，被认为是《春秋》的编者或作者。[4]一直以来，人们对这种说法间有质疑。但只有到了20世纪，学者才公开讨论这些疑问，这些怀疑也开始变得普遍起来。[5]
“春秋”一词既然有这些不同的含义，那么战国晚期把与《左传》有关的资料也叫做“春秋”，就可能是因为这些文献是过去的记录，也可能因为这是对“春秋”所作的注释。沿用的惯例是把《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公羊》和《谷梁》显然是附属于《春秋》的。因为《公羊》和《谷梁》把“春秋”中的每一个字，连同那些没有出现过的特定字眼（即所谓“不称”云云）都看得意义重大，并以此为圣人表露其道德判断和修辞意识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左传》显然与《公羊》和《谷梁》的系统不同。对后世读者而言，《左传》强调事件，其叙事熔铸“经”所代表的恒久原则和“史”所包含的时序变化。而《公羊》和《谷梁》则在阐述中避开了细节的讲述，表现了“经”和“史”的分离。[6]《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在《春秋》简短的条目中寻求“微言大义”，《左传》则很少有这种阐释。即使有寥寥可数的几条例外，也极有可能是后来增补进去的。
然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左传》的出现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简洁而幽深的《春秋》，乃至其他同类风格的编年记录。这种确立意义、建立因果关联、界定典范、提取教训的工作，大概与口头传统中宣告、解释、教育、劝诫的行为有关。[7]因为只有极少的书面文本在流传，所以不难想象《左传》或与口头传统有关。《左传》中大量的章节都是言辞。这些言辞固然有可能是实际记录。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想象：古代或有以言辞组织思维的传统，《左传》也许有向壁虚造或重构的言说，发表言辞的时间与它的记录之间有多少时间差距，口头或书面言辞在古代如何流传。对于刘知几来说，一些篇幅较长的言辞曾经被其他国家的史官或大夫引用和评论，由此可知这些言辞是以书面形式流传的。[8]其实，言辞也可能只是在口头上流传。评论别人的言辞非常流行，甚至可能成为习惯。《左传》的内部证据表明，诸如“载书”一类的书面文本极具权威。《左传》中数次提及的“盟府”，即保存了这些文献和盟誓纪录，也许它还收藏了类似政策声明的书信、正式的公告、两国之间的告知等（《左传》文公17. 4，页625—627；成公13. 3，页861—865；襄公9. 5，页969；襄公22. 2，页1065—1067；昭公6. 3，页1274—1277；昭公26. 9，页1475—1479）。记事之“史”所记述的文字精准扼要，偶然还有些隐秘之处（如齐太史记录“崔杼弒其君”、晋董狐记录“赵盾弒其君”等），其性质可媲美现存的《春秋》。《左传》并没有交代史官记录言辞的片段，更多的时候是史官自己在发表意见。他们经常在占卜、战争、对君主或执事陈词、外交协商等场合，提出解释、判断、建议和劝谏。我们可以推断，他们有知识和能力铺陈出《左传》里的那类记录。其实，他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学识，因为他们的君主也可能传召他们，要求他们解释或近古或远古的《春秋》一类的编年史，说明当中简洁而幽深的内容。他们在解释的过程中，可能要借助各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又或者他们可能与所述之人或事时间距离尚近，因此可借助自己的见闻作出相关解释和判断。
论者经常把《左传》的解说和判断，与儒家拥护和界定周初政治道德秩序相提并论。但是，不同立场的史官、师长、谋臣策士也可能利用这些编年记录提供各种建议，提出各种谏言。他们以编年记录为基础，详尽地铺叙史事，并由此总结出各式各样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左传》是公元前4世纪前后各种针对政治秩序的思想的记录（当前学术界一致认为，4世纪很有可能是《左传》的结集时间）。[9]由于古人对历史、语言、修辞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文本所涵盖的255年间的混乱与衰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因而《左传》中自相矛盾的情况与张力也就应运而生了。
《左传》的异质性与文本层积 我们现在看到的《左传》严格地按照时间的顺序，一年一年地编排材料。这种叙事体例要求读者一边沿着各种断断续续的线索阅读下去，一边又要不断翻查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一特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阅读《左传》这么困难。《左传》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同一个人经常以不同的名字和职称出现。因此，我们不得不借助贾逵（30—101）、服虔（公元2世纪）、杜预（222—284）等前人的注释来辨别《左传》的人物。讨论《左传》的形式和意义，与有关《左传》成书过程的研究实则密不可分。前人是否把他们所看到的材料重新剪辑，并整理出阐发《春秋》的文献？这是否就是传世的《左传》的由来？《左传》是否“传春秋”，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存的《左传》版本包括了许多与《春秋》经文无关的内容，又或者在种种地方与《春秋》相背离。有时《左传》并没有解释《春秋》的经文。[10]当注疏家指出这些分歧，当他们讨论《左传》中不合传统或背离儒家思想的地方时，他们会按照自己对《左传》成书的看法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如认定《左传》传《春秋》，他们便努力为《左传》辩解。至于本来就怀疑《左传》传经的注疏家，就更以为自己持之有据了。事实上，《左传》在公元前481年的西狩获麟之后，还多记叙了13年的史事。而在《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叙述里，《春秋》绝笔于获麟。《左传》中的编年体经文也比《公羊》和《谷梁》多出两年。一些学者往往便根据上述各点印证《左传》不传《春秋》。
有关《左传》是否传《春秋》的争议始于汉代。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在位）设立五经博士时，《公羊传》被认为是传《春秋》的。《谷梁传》在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在位时也被立于学官。《公羊》和《谷梁》的传统或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不过它们可能要到汉初才有书面记录。换句话说，尽管《左传》在西汉时期曾作为“私学”流传于世，[11]但官方并没有认可《左传》为《春秋》的传注。到了西汉末年，汉哀帝在位期间（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建议把《左氏春秋》（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立于学官。刘歆认为，《公羊》和《谷梁》的学者“谓左氏为不传春秋”，[12]是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释经的特权，所以才把刘歆的提议看成是对其地位的主要威胁。于是，《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卷入了“今古文之争”。研治《左传》与研治《公羊》和《谷梁》的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这场辩论也就一直持续到了东汉。[13]
刘歆似乎是第一个能“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14]的人。刘歆解经的文字早已失传，但从剩下来的佚文，可以看出他为了使《左传》的地位得到认可，袭用了《公羊传》和《谷梁传》推求字词背后“微言大义”的方式来解释《左传》。[15]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左传》和《春秋》一开始是各自独立的文本。只是因为伟大的《左传》研究者和注疏家杜预决定把《春秋》的经文拆散，再逐一放到《左传》的叙述中，两者才会合而为一。[16]杜预还把《左传》中有注释意义的篇章分门别类，总结出所谓“五十凡”。他认为这些凡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标明了周公建立起来的正例或旧例。[17]至于其他评述字眼，比如“书曰”或“不书”等，杜预认为这都是孔子释经的变例或新例。追溯到孔子之前五百年的周公，无疑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这却说明了杜预尝试从传达先贤认可的伦理原则方面肯定《左传》，并以此压倒了研治《公羊》和《谷梁》的学者。相信《左传》本身能够成为一套系统，强调《左传》一字一句的道德含意，这些举动不过是杜预把《春秋》和《左传》联系起来时运用的策略。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看到，1世纪至3世纪之间，人们费尽心思把《左传》纳入《春秋》的注释系统之中。文本内部也有证据支持他们的做法：《左传》有些记录与《春秋》的风格如出一辙（其中若干记录并没有出现在《春秋》经文中），按年编排的内在逻辑也证明了《左传》与《春秋》或其他与此相类的编年记录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左传》所以成书，是否与史书编年的传统有关（既可能包括《春秋》，也可能包括其他相似的列国编年史）？换言之，古人是否因为有必要详细阐述、解说、条贯《春秋》幽深的经文，所以才编订《左传》？如果是这样，这个过程始于何时？源于何地？又是如何展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