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彭林教授东南大学讲演录 21 世纪东西方文化博弈的实质，说到底是中华民族能不能向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场博弈中，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基本的一点就是要了解我们的文化。基于此认识，本书阐明了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礼”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全书论理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活泼，举例形象生动，读后发人深省。
易学今昔（增订本）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易学大家余敦康先生关于易学的历史文化与易学的现代价值的入门性读物。 《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功能，《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周易》与中国政治文化、伦理思想的关系，这些易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唯有在本书作者这样的大家处理起来才举重若轻。书中关于易学对于今天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智慧、易学的管理思想的精到讨论，也使易学本身的日用性得以道破；书中对易学史的脉络以及现代中国哲学家对易道的探索的梳理，则凸显了历史的厚重与延续。
国学十讲 国学乃中华固有之学术，是东方神韵与智慧的结晶，中国五千年之文明，三千年之学术，以及近现代以来一波三折，使国学在当今的复兴，更具多重色调与见仁见智。在中华文化历尽浩劫之后，如何走近国学，评估国学，这些，引起了国人的兴趣与世界的关注。本书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通过“国学十讲”，从各个方面，诠解国学知识，叙说国学历史，对于国学与当代社会之关系等，作了深入浅出地介绍，旨在引起人们对于国学的兴趣，推进人们对于国学的了解，使国学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第二版） 本书主要是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从主题学、题材学、诗律学等角度分门别类,烛隐探幽,而妙语高论,时复一遭，为读者认识与了解中西诗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者文笔清新，叙事生动，堪称一本引领读者遨游中西诗歌宝库的精致导读。
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 人性、处世、处己、处人的人生观，义利、公私、理欲、德才的价值观，孝、忠、仁、义、礼、智、信、中庸的道德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本书从哲学思想史、伦理学思想史中撷取精华，给出了大量知识性信息和实践案例，以为当下的借鉴和启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光大中华人文精神，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生幸福。
放下心中的尺子——《庄子》哲学50讲 庄子在思维上很通透，在情感上很洒脱，在生活中很有趣，他解构了世间所有的尺子，生成了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庄子思想具有极强的自省与批判精神，以语言、卮言、重言的独特写法，生成了一种最不容易被概念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活泼文本。《庄子》这本书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扇门，道术，生死，天人，美丑，善恶，真假，梦醒，……每一扇门都是通向自由的方便法门。本书立足学术，面对现实，针对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的焦虑、困顿、颓丧等实际生活处境与心灵生态，系统讲解了《庄子》内七篇，引领我们通过自省与批判，解除外在的尺子；通过修身与功夫，解除内在的尺子，身心合一，万物一体，合乎大道而能游刃有余。
中国逻辑学十讲 本书面向广大读者，用现代科学方法，讲解中国逻辑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思维表达方式，对今人的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文字通俗生动，可读性强。
墨学七讲 本书用现代科学观点，面向广大读者，通俗讲解墨学研究史和墨学精华，包含墨家的逻辑学、哲学、科学和人文学，文字流畅，可读性强，是作者近年在海峡两岸高校和机关演讲墨学的录音整理稿。
儒学十讲：孔子的处世之道 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是融入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什么是仁义的君子？什么是圣人的处世之道？中国管理哲学第一人葛荣晋教授为您讲授孔子的处世之道，揭示现代企业的管理秘密，用古老思想化解现代社会的冲突困境。
道学二十讲：老子的人生智慧 道学是人类最古老的、最系统的“大成智慧学”。道学以“ 自然无为”为核心价值，以“逍遥游”的人生境界为目标。本书作者中国管理哲学第一人葛荣晋教授通过该书分二十讲讲解了道家哲学的精妙，揭秘了老子、庄子、张良 、葛洪的人生智慧，解释了大型现代企业的管理秘密，化解人类冲突困境。
部分摘录：
哲人再兴 《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临终前七天，作《曳杖歌》唱道：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歌词中，孔子自称哲人，自比栋梁，把自己的死，比作泰山崩塌。然而泰山依然巍峨壮丽，草木仍旧青翠葱茏。春秋末，道儒两大学派创始人老子（公元前580—前500）和孔子相继辞世，而中华文化的又一栋梁人物，哲人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20），像一颗灿烂新星，在中国东方的地平线升起。
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论诗》说：“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春秋战国期间急剧变化的时势、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与哲学家个人的出身、经历和智慧等因素综合作用，因缘和合，磨砺造就出老子、孔子和墨子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人。他们接踵成名，各领风骚，影响中华历史文化至深至巨。他们的思想精华，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使后世炎黄子孙，无不引为典范，思索回顾，体味新意，滋养心田。
二、姓名 墨子，战国初鲁国人，是当时和孔子齐名的文化巨人，姓墨名翟。据《墨子》记载，墨子有25次自称“翟”。《贵义》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鲁问》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墨子口口声声自称“翟”，有时一段话里他连用7个“翟”字。
三、生卒年 墨子的生卒年，历史上没有留下确切、可靠和具体的资料。从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6）开始，这一直是中国文化领域未解的历史难题和历史之谜。司马迁《史记》为孔子作传。孔子的生卒年，可考证到具体日期。其他诸子百家，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子、吕不韦，甚至游侠、滑稽，都有传，但没有为墨子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附言24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司马迁对墨子的生存时代，连用几个模糊、模棱和盖然之词。“盖”，是大概、可能、不确定的意思。又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连用两次“或曰”，即有人说墨子与孔子同时代，有人说墨子生在孔子之后。这两个或然、不确定的说法，使墨子生存年代的判定相差整整一代，有数十年之久。
司马迁是西汉初年人，离墨子的生存年代不算太遥远，至少比我们要近得多，但他却对墨子是生活于春秋末期还是战国初期这一个关键问题，都不能确定。对墨子生卒年的描述，如此含糊不清，令人费解。一个可能的解释或猜测是，记载墨子生卒年资料的古籍，因为篇简散乱而遗失；或者是因为墨子受到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等人的猛烈攻击诋毁，儒家后来在政治上得势，成为长期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把墨子定位为学术政治异端，包括墨子生卒年在内的历史资料，就更容易丢失。
司马迁猜测说，墨子“或曰并孔子时”，这一点是可以否定的。因为孔子没有提到过墨子，他不知道有墨子其人。墨子常提到孔子。《墨子》书提到“孔子”9次，“孔丘”19次，“仲尼”（孔子的字）4次，表明墨子生活年代在孔子后。
墨子没有提到过孟子，孟子屡次提到墨子，表明墨子生活年代在孟子前。在墨子活着时，孟子还没有出世成名，墨子不是跟孟子同时代的人。墨子不知有孟子其人，但孟子在《滕文公下》惊呼：“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以孔子学说卫道者自居，表现出对墨子学说的猛烈批判和敌视。
判定墨子的生活年代，有几个重要历史坐标可供选择。如孔孟的生卒年代比较确定，可参考确认墨子的生存年代。我们从如下基本的历史事实，即孔子不知墨子，墨子知道孔子；墨子不知孟子，孟子知道墨子，可以确认，墨子是生活在孔孟之间的文化伟人。
当前学界对墨子生卒年的判定，只是大致的参考，并非确凿无疑，丝毫不能更改。目前学者对墨子生卒年考证的结论，相差有几十年之久。任继愈依据墨子活动的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定了几个坐标。如墨子止楚救宋，连走十日十夜；年龄不能太大，太大不能连走十日十夜；也不能太小，太小不能成立学派，成为大师，有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这样确定的墨子大致生卒年，是公元前480—前420年，出生地为今滕州市境，本书赞同此说。 [1]
孙诒让《墨子年表》考定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前376年之间，与任继愈考证的结论相差数十年。孙诒让是清代末期最重要的墨子注释家。他制作了《墨子年表》，排列了《墨子》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确定了墨子生活年代的大致范围。
这种方法的意义，是可以划定墨子生卒年的大轮廓，但由于不是使用自然科学精密计算的定量方法，这种方法仍有误差存在。因为《墨子》是墨家著作的汇编，不一定是墨子本人手书。《墨子》成书在汉代。汉成帝和哀帝命刘向、歆父子整理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他们搜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墨家文稿，校勘编辑，抄录成书。《墨子》所涉及的部分历史事件，有可能在墨子之后，由墨子后几代传人记述，不能据此说这时墨子还活着。
墨子是生存于公元前5世纪的人，不能把墨子的活动年代扩展到整个战国时期。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秦统一，有两个半世纪之久，墨子的寿命不可能有这么长。把《墨子》书所涉及战国时期的事件和思想全部都归于墨子本人，离事实太远，是不科学的方法。其中《墨经》部分有对墨家跟公孙龙学派辩论“坚白”、跟荀子学派辩论“杀盗非杀人”的总结性资料，记述时间是跟公孙龙和荀子同时代，即战国中后期（公元前4—前3世纪），不能提前到战国初期（公元前5世纪）墨子活着时。
思想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是先有辩论的充分展开，然后才能有对这些辩论的系统理论性总结。战国初期的墨子，不可能预见到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辩论的题目和细节，不可能对这些辩论做出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四、时势英雄 德国文化史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人类精神基础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仍然依附在这一基础上。这期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形成了一个轴心，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的时代。
这一时期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诸子百家出现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思想家在思考人们怎样才能够最好地生活在一起，怎样才能够最好地对他们加以管理。这是一个革新的时代。 [2] 雅斯贝尔斯的论述，对分析墨子的时代和墨学的价值，是极好的借鉴。
恩格斯评价西方文艺复兴时代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3]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墨子“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不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巨人。
这一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由“学在官府”渐次下移。知识分子、学术精英像雨后春笋，由民间滋生。这一伟大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应运而生的思想巨人，可用“灿烂群星”形容。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诸子百家，多如繁星。
中华传统文化的伟人流派，一丛一簇，成串成团，相伴而生。学术思想元典，纷然杂陈，气象万千。中华民族的智慧，冲破王朝的禁锢，呈现爆炸局面，急剧膨胀，猛烈迸发。梁启超形容战国学术思想勃兴的盛况说：“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5] 。春秋战国期间产生的文化伟人，诸子百家，就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由众多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概括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流十家。我任编委的国家大型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哲学典》除单列儒家和佛道诸教外，在我任副主编的《诸子百家分典》，采用诸子百家术语的广义，下限延至清代，收有道、墨、名、法、杂、兵、天文、阴阳、农、医、纵横和其他诸家等十几家。
五、出身成名 墨子出身，历史上没有留下直接、具体和可靠的资料。《墨子》是判定墨子出身的间接资料。谁做什么，熟知什么，会常说什么。从《墨子》的内证和先秦诸子的外证，可间接判定墨子出身工匠，精通百工。墨子木工技艺高超，跟当时名匠公输般（即鲁班）不相上下。墨子会制木鸢、车辖和守城器械，熟知当时各种手工业技艺。
《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班用竹木片制成会飞的喜鹊，自以为巧到极点，墨子对鲁班说，你做会飞的喜鹊，不如我做车辖（车轴上的关键部分）。我用一会儿工夫，砍削一根三寸长的木头，装在车轴上，使它（大车）承担6000斤重量！ [6] 车辖是安在车轴末端，用来防止车轮脱落的挡木。这是说墨子懂得造大车的技术。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制作木头的老鹰，亲自表演，放飞天上，弟子惊呼：“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 [7] 就是说墨先生真巧啊，竟能使木鸢飞起来！可是墨子却谦虚地说：“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 [8] 即他做木鹰的巧，不如做车輗的巧，用很短的木头，不用一早上的工夫，就能使大车装载30石（3600斤）的重量，走很远的路程，有很高的效率，经久耐用。曾任魏国宰相的名家代表人惠施说：“墨子大巧，巧为輗。”輗是车辕与驾辕衡木相衔接的销子。
《公输》说：“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曾手持墨子的守御器械，帮宋国守城。《备城门》等11篇军事论文，罗列种类繁多的守城器械，把当时农业和手工业使用的工具、设施和技术，改造用于守城战斗。
墨子经常提到当时的各种手工业工匠技巧。《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墨子》提到的手工业工种，有制革、制陶、冶金、缝纫、刺绣、做鞋子、造铠甲、土石建筑等。
墨子后学制作《墨经》。《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即对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就努力探求其所以然之故，弄清其原因和原理。这是《墨经》科学知识的形成机制。墨子后学把当时手工业技术经验升华为科学理论，反映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等劳动者的利益，建立系统学说。
墨子在谈话和辩论中，常把“农与工肆”的人和事，作为打比方、举例子的素材。墨子的学说，反映“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喊出了他们的心声。墨子从不否认自己出身贫贱，不否认自己的学说同劳动人民的联系。
公元前439年，楚惠王在位五十年，墨子游楚，向楚王献书，楚王借口自己年老，派大臣穆贺接待墨子。墨子在穆贺面前承认自己是“贱人”，自己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把自己的学说比喻为农民种的粮食、采集的草药。墨子属于平民，是由劳动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
《吕氏春秋·爱类》说，公输般（鲁班）为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楚）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人”，即小人、卑贱的人，跟当时社会的高贵者、贵族、统治者有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