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全书完整地再现了1453年围绕君士坦丁堡、被赋予了神圣意义的攻防战的战前双方准备、战争进程的展开，以及战争之后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走向。作者调动大历史笔墨，浓墨重彩地为战争的发动者穆罕默德二世苏丹以及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两位最高统帅画像；同时，罗杰?克劳利或用白描，或用素描，或施以淡墨，描绘出对垒中的两军指挥官、首席大臣、宗教领袖、能工巧匠们的群像。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人同室操戈：一方是雅典人，他们拥有辉煌的殖民帝国、民主制与政治权利的丰富传统，以及光辉璀璨的文化成就；一方是军国主义、寡头统治的斯巴达。这场战争带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残暴时代，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也遭到悍然违背，致使生命和财产受到极大损失，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大大激化，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遭到逆转。曾经奠定了希腊文明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无不土崩瓦解。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这本令人激动的作品细数了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本书内容始于15世纪30年代，美第奇王朝在近乎传奇的科西莫·德·美第奇的领导下崛起，中间经历了他们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的资助者的黄金时代，再到美第奇家族的各位教皇和大公统治的时代，直至佛罗伦萨陷入衰败与破产以及1737年美第奇家族血脉的终结。 《郁金香热》在17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卷入了一股近乎疯狂的交易热潮中。他们投机的商品既不是石油黄金，而是刚刚从遥远的东方引入荷兰的郁金香。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稀有郁金香球根的交易价格甚至超过阿姆斯特丹的一栋房产的价格。但是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郁金香市场从顶峰到彻底崩溃只用了不到一年，给参与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本书作者迈克·达什通过追溯这场繁盛和接踵而至的毁灭性崩盘，呈现了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的风貌。 《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奥匈帝国的衰亡及其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线战事的研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中的两个被忽视的点，作者瓦罗在这方面做出了很精彩的论述和研究。本书力图结合军事史和外交史，呈现既有研究较弱的东战线错综复杂的经过，分析匈帝国的衰亡及其对欧洲文明的影响。这是一个王朝的兴衰与两大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崩解，从战败者的角度，作者为我们解开了东欧与巴尔干的神秘面纱。 《特拉法尔加战役》是一部关于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全景战史。该书首次出版于1910年，后多次再版，至今仍被公认为对这场海战最为精良的研究作品之一。科贝特兼具海军历史学家与海军战略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著作将细节的把握与精密的思考相联系，通过对这场著名海上战役的通贯叙述,呈现出拿破仑战争时代庞大纷繁的政治军事史图景，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关于海军战略原则的种种思绪。 波里比阿的最主要历史著作就是《罗马帝国的崛起》（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是人类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该书由第一次迦太基战争始，主要叙述了公元前220~公元前146年间的历史，叙述了罗马霸权在西方崛起的过程。该书现在只有40卷中的前5卷完整地保留下来，叙述到公元前216年，其他则以片断或引用的形式存在于李维及普鲁塔克的著作中。《历史》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著作中是最符合科学方法和要求的，故被誉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在这部研究战后初年历史的开创性著作中，基思?罗威描绘了一片仍然被暴力缠绕的大陆，在那里，有相当部分民众仍未相信战争已然结束。他勾勒了道德败坏的沦亡景象，以及永不餍足的复仇渴望，这是长期冲突的后遗症。他描绘了种族清洗和国内战争，这些事件撕裂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他还描绘了重新建立的世界秩序，最终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大陆带来稳定。他告诉我们，上述情形存在于整个欧洲——东欧如此，西欧亦然。
部分摘录：
突厥人的粉墨登场再次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圣战精神。他们最早于6世纪出现在拜占庭的地平线上，当时他们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与其结盟，共同对抗波斯帝国。对拜占庭人来说，他们不过是连续不断奔向伟大帝都的众多民族中的一个。突厥人的家园在黑海以东，一直延伸到中国。他们是居住在一望无垠的中亚大草原上的异教徒。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波游牧劫掠民族从中亚出发，蹂躏远方的定居民族。他们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ordu”（后来演化为英语的“horde”，意思是：部落、一大群人）这个词，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了印迹，就像是沙地上轻微的马蹄印。
早在拜占庭人知道这些突厥游牧民族的名字之前，就已经饱受他们的摧残。最早侵袭定居的希腊人的突厥民族可能是匈人，他们在5世纪横扫了基督教世界；紧随其后的是保加尔人。每一波侵袭者都像蝗灾一样不可解释，大肆蹂躏拜占庭的国度。拜占庭人把这些侵袭归于上帝对基督徒罪孽的惩罚。就像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诸民族也是生活在马鞍上，头顶苍天，脚踩大地，通过萨满的中介膜拜天地。他们天性好动，不肯安分，以部落为单位群居，以放牧和劫掠邻人为生。他们生来就是要劫掠战利品，城市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使用的复合弓和乘骑的机动战术使得他们在军事上远远超过定居民族。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3]认为这是历史进程的关键。“定居民族习惯于懒惰和安逸，”他写道，“他们以为有了环绕他们的城墙和保护他们的堡垒就能高枕无忧。贝都因人没有城门，也没有城墙。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他们警惕地观察道路的各个方向。他们只会坐在马鞍上匆匆地打个盹，不会放纵地呼呼大睡……他们对远方微弱的犬吠和其他噪音都高度警觉。坚忍不拔是他们的特征，英勇无畏是他们的天性。”[4]这个主题很快就将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再次回荡。
中亚的持续动荡迫使这些突厥部落向西迁徙。到9世纪，他们已经与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居民建立了联系。巴格达的哈里发认识到他们卓越的战斗技能，招募他们进入他的军队，作为奴隶士兵。10世纪末，边疆地带的突厥人已经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种族身份和语言，很快就将从他们的主子那里篡夺权力。到11世纪中叶，巴格达出现了一个突厥人作为苏丹统治的王朝——塞尔柱王朝。11世纪末，从中亚到埃及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由突厥人统辖。
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受到阿拉伯人的怨恨，反而被普遍认为是天意的奇迹，真主如此决定“是为了让奄奄一息的伊斯兰起死回生，恢复穆斯林的和谐统一”[5]。当时埃及出现了一个什叶派王朝，因此选择了逊尼派信仰的突厥塞尔柱人获得了真正“加齐”（反对异教徒和伊斯兰异端的信仰的圣战者）的合法地位。积极进取的伊斯兰精神和突厥人的好战天性水乳交融；对劫掠的渴望在为真主效劳的名义下而被合法化。在突厥人的影响下，伊斯兰教恢复了阿拉伯人征服战争早期的热情，再次展开了针对基督教敌人的大规模圣战。尽管萨拉丁本人是个库尔德人，但他和他的继承人率领的军队却具有突厥人的精神风貌。拉旺迪[6]在13世纪写道：“赞美真主，伊斯兰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在阿拉伯人、波斯人、罗马人和俄罗斯人的土地上，突厥人手持利剑，对他们的利剑的恐惧深深植入人们的内心。”[7]
沿着安纳托利亚南部的边界，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已经平静地酝酿了几百年；在这股新力量的驱动下战争迅速爆发。巴格达的塞尔柱统治者被一个不服管教的游牧部落——土库曼人深深困扰。土库曼人渴望劫掠，在伊斯兰腹地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于是塞尔柱苏丹鼓励这些部落战士把他们的力气发泄到西面的拜占庭——罗马人的帝国。到11世纪中叶，四处打劫的圣战者以伊斯兰的名义频繁地袭击基督教的安纳托利亚，迫使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采取果断措施。
1071年3月，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斯御驾亲征，挥师东进，力图挽救时局。8月，他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遭遇了敌人，但这股敌人不是土库曼人，而是一支塞尔柱大军，指挥官是卓越的统帅艾勒卜·艾尔斯兰苏丹，绰号“英雄的雄狮”。当时的局势颇为奇怪。苏丹并不愿意交锋。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与基督徒作战，而是消灭深受憎恶的埃及什叶派政权。他提出休战，但被罗曼努斯四世拒绝。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典型的游牧民族伏击战术以及拜占庭雇佣兵部队的叛变决定了战局。罗曼努斯四世本人遭生俘，被迫亲吻踌躇满志的苏丹面前的泥土。苏丹一只脚踩在罗曼努斯四世屈服的脖颈上，以彰显他的胜利和敌人的降服。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君士坦丁堡来说则是一个灾难。
对拜占庭人来说，曼齐刻尔特战役这一天是“恐怖之日”，这场惊天动地的惨败将深刻影响他们的未来。战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君士坦丁堡的人们当时还没有立刻理解它的严重程度。土库曼人蜂拥进入安纳托利亚，丝毫不受阻挡。先前他们只是劫掠一番就撤退，现在则站稳了脚跟，不断向安纳托利亚西部这个被誉为雄狮头颅的地区挺进。在经历伊朗和伊拉克的炽热沙漠之后，这些来自中亚、以帐篷为家、以双峰驼为友的游牧部落终于找到了一片适合自己的绵延起伏的高原。与他们如影随形的是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以及更为狂热的教派：苏非派、德尔维希[8]以及云游圣人（他们既鼓吹圣战，也宣扬对圣人的神秘主义的崇敬，这后一点对基督徒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曼齐刻尔特战役的仅仅20年后，突厥人就抵达了地中海海岸。成分混杂的基督徒平民大体上没有作任何反抗，有的人改宗伊斯兰教，其他人则因为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苛捐杂税和压榨剥削而心满意足。伊斯兰教认为基督徒是“有经者”[9]，因此基督徒得到了法律保护和信仰自由。从正统东正教分裂出去的一些派别甚至热烈欢迎突厥人的统治。“由于突厥人统治得公正和井井有条，他们更愿意受突厥人统治，”叙利亚的迈克尔[10]如此写道，“突厥人对神秘的信条一无所知，因此与希腊人（他们是一个邪恶和离经叛道的民族）完全相反，不会探究信教行为，也不会迫害宗教异己。”[11]拜占庭国内的纷争鼓励突厥人更进一步，他们很快就受邀参加把拜占庭闹得四分五裂的内战。突厥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小亚细亚，受到的抵抗又是如此微不足道；到1176年，又一支拜占庭军队遭到惨败，此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希望将突厥入侵者打退了。曼齐刻尔特战役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到13世纪20年代，西欧作家已经将安纳托利亚称为“土耳其”。拜占庭永远丧失了这个粮食与人力的来源。几乎同时，另一场同样严重的灾难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降临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的敌人是基督教西欧。
十字军东征的初衷是遏制伊斯兰教突厥人的军事征服。1095年，在克莱蒙[12]，教皇乌尔班二世作了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布道，提倡反对塞尔柱人，“一个受诅咒的种族，与上帝彻底隔绝的种族”，鼓吹“将这个邪恶种族从我们的土地上完全驱逐出去”[13]，就此发动了长达350年的十字军东征。尽管拜占庭人对西欧的基督徒兄弟提供了支持，但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人来说却是一场漫长的磨难。从1096年开始，一波波四处劫掠的西欧骑士先后来到拜占庭，跌跌撞撞地穿过帝国疆土，南下前往耶路撒冷，期待着从他们的东正教兄弟那里获得支持、给养和感激。双方的接触带来了互相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双方都有机会对东西方风俗习惯和信仰方式的差别进行观察。在希腊人看来，这些身披重甲的西欧兄弟比粗鲁野蛮的冒险家强不了多少，他们的圣战使命也不过是虚伪地伪装成虔诚举动的军事征服。“他们骄横跋扈，生性残忍……而且对拜占庭帝国抱有根深蒂固的仇恨，”[14]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15]如此抱怨道。事实上，拜占庭人对已经定居下来的穆斯林邻居更有好感。在伊斯兰圣战最初爆发之后的几百年内，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一直近距离互相接触，双方非常熟悉，也互相尊重。“尽管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16]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牧首曾这样写信给巴格达的哈里发。十字军则把拜占庭人视为堕落的异端分子，有非常危险的东方化的世界观。常有塞尔柱和突厥士兵为拜占庭人作战；十字军还震惊地发现，供奉给圣母的君士坦丁堡城里居然还有一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因富庶而傲慢，行为阴险狡诈，信仰腐败堕落，”[17]十字军战士德伊的厄德[18]如此宣称。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镶嵌宝石的圣物更是让十字军战士们目瞪口呆、垂涎三尺。这是一个凶险的预兆。十字军战士们发回诺曼底和莱茵河畔小城的信中渐渐出现了一种隐晦的嫉妒。“自世界开端以来，”香槟军务官[19]写道，“从没有如此多的财富聚集在一座城市中。”[20]这是难以抵制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