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李鸿章传》为梁启超所撰，是二十世纪经典传记名作。此书利用十二章节的篇幅，记录了李鸿章的一生。从他步入政坛开始，既而追随曾国落创建淮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等起义，随后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近代工业。末后在甲午中日之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他的心血也随之付诸东流。暮年作为外交家与列强周旋，直至生命结束。此书夹叙夹议，带领读者从客观的角度去审视这位饱受争议却盖棺未定的历史人物。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撰写的一部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记。此书从朱元璋小时写起，利用翔实丰富的史料、活泼生动的文笔，描述朱元璋如何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既而成为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封建帝王，将朱元璋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了全面的描述。本书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为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之后，又出版过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的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本次出版为1949年的版本。 《张居正传》原名《张江陵传》，为佘守德所著，曾被列入梁启超等所编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后出版单行本发行。本书共有十九章，对张居正的生平事迹有综合性的论述。本书从介绍张居正的家世开始，既而他出仕为官，一直到他接受明穆宗的托孤重任，在神宗朝执掌朝政，力除弊政，实行他的施政方针，挽救江河日下的明王朝，详细记述了明代改革家张居正波澜壮阔的一生，再现了其曲折起伏的政治生涯。最后有各家对张居正的评论，让读者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 《苏东坡传》，为最早关于苏东坡的传记之一，作者是周景濂。苏轼虽是北宋最耀眼的天才之一，却因其“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不为时所重用，一路被贬，甚至贬到时称“蛮荒之地”的海南。在遭遇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从黄州自我突围，艺术境界由此登上更高的台阶。该传记利用苏东坡的诗句及其自述、他人记录等文字，叙述他的家庭生活和青年、中年、晚年等经历，以及他的气质与修养、诗文、年谱，为我们呈现一个丰满又真实的苏东坡。本书后面附有胡怀琛的《东坡生活》。胡氏在书中还加入了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苏三妹”与苏轼和秦观对诗等故事，使苏轼奔放浪漫、感情丰富、心胸阔达的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归国。1913年加入共和党，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余守德，民国学者，江苏人。曾和梁启超等人一起撰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他撰写的《张居正传》（原名《张江陵传》）是较早的关于张居正的现代传记之一，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周景源，江苏常熟人。清末民初学者。1902年曾篡修《锡山周氏宗谱》十二卷。进入民国，兴趣转入中外关系史，于1936年出版《中葡外交史》一书。他撰写的《苏东坡传》，出版于1937年，是关于苏东坡最早的传记之一，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要早十年。抗战期间，曾在上海倡办私立大南中学（沙洲中学前身）。
部分摘录：
一、李鸿章的家世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名叫李进文，母亲沈氏，生有四个儿子，李瀚章做官做到两广总督，李鹤章和李昭庆，都参军并立下战功。李鸿章是家中的老二。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幼年的时候在平常的私塾老师那里受教学习，准备科举考试，二十五岁那年，考中进士，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入到翰林院。
二、欧洲势力东扩 李鸿章刚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法国大革命浪潮平息之时，绝世英雄拿破仑，被流放于孤岛（译者注：圣赫勒拿岛）而身死。西欧大陆上的战乱动荡已经平定，列强之间不再相互侵略，都在积蓄力量，将目光转移到了东方。自此几千年来统一的古老中国，陷入了多灾多难的境地。伊犁划分界限的条约，同沙皇俄国在北疆产生了矛盾冲突；鸦片战争发生，英国人在广东挑开战端。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代，也正是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再加上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艨艟战舰，劈波斩浪，驰骋万里，世界各国之间被迅速地拉近；苏伊士运河开凿完成，东西方之间相距更近，西方势力扩展到东方，汹涌澎湃，像狂飙的骏马，像怒吼的巨潮，击石拍岸，吞天吐日，势不可挡；想要去抵抗也是徒劳的。自从李鸿章出生以后，也实际上正是中国开始与世界产生联系的时代，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涉最为艰难的时代。
三、中国内乱的发生 反观中国国内的社会现实，从乾隆以后，中国由盛转衰，民生凋敝，官员日益蛮横，国内祸事连连。乾隆六十年（1795年），就爆发了湖南、贵州地区的红苗叛乱，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发展蔓延到了川陕五省，前前后后花了九年时间，消耗军费白银两亿两，也仅仅是控制住了局势。与此同时，海盗蔡牵等人，盘踞在安南（今越南），经常袭扰两广、福建、浙江等地，大肆地烧杀抢掠，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时候，才得以平定。随即又爆发了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人的祸乱，袭扰山东、直隶两地，陕西也传来了箱工起义的警报。道光年间又爆发了回族张格尔的叛乱，边疆地区发生骚乱，朝廷派出军队大举讨伐，整整七年才得以平定。在嘉庆、道光年间，国家日益凋敝，民心很是骚动不安，但是朝中那些醉生梦死之人，仍然还如以前一样粉饰太平盛世，依旧歌舞升平，底层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都不曾报知君主，那些有见识的人因此而稍感忧虑。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人才，都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往今来的发展轨迹，只有在乱世的时候才会出现英雄，在太平盛世是不会有英雄出现的。历史发展到道光、咸丰末年之时，那些称之为英雄的人，才开始磨刀霍霍，等待时机干一番大事。自国家政权建立以来，从来没有百姓参与国事的先例，百姓被政府官员欺压、逼迫，被暴政凌虐，无处可以伸冤，百姓所能用以抵抗的手段，只有两种：轻者就罢市，重者就揭竿而起，这也是被情势逼迫的无奈之举。至于受命于天而改朝换代，百姓也将其视作是寻常的事情，这就是成王败寇的道理。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无赖出身，现在是盗贼，第二天却成了君王，只会去推崇强者，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这样的风俗和民心，因此历朝历代那些揭竿而起的事情，在史料中不曾断绝。在这其中所出现的百十年的和平，也只不过是在经历了前一次的战乱杀戮之后，民众都厌恶战乱，并且人口减少，谋生相比之前更加容易，或者是君王、宰相治理下属有方，通过施行小恩小惠争取民心，对国家政事进行小修小补，谋得一时的安宁罢了。实际上国内导致祸乱发生的根源，从来不曾断绝，稍微有机可乘，就会重新发起。因此，几千年来的历史，实际上是用鲜血造就的，是用肝脑涂抹的，这是不容置疑和掩饰的。清朝既然可以在关外崛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根据我们汉人妄自尊大和对其他民族的蔑视之心，自然是不能不有所芥蒂，心中苦恼的。因此，在明朝灭亡之后，明朝遗民就出现秘密结社，企图恢复明朝政权的行为，两百年来从没有断绝，势力蔓延到内地十八个行省，到处都是。之前虽然多次的煽动，但是由于圣明的君王相继出现，所以没有得逞，积压久了，必然是要爆发的。到了道光、咸丰以后，官员平庸、顽劣，不足为惧，且日益明显，再加上国力凋敝，弊政频出，各种各样的国耻也相继发生，那些一腔热血的人想要一扫颓势，创立新制，那些心思狡诈之人也想趁机发难，实现自己的野心，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当世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借机而出；当世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借此登上历史舞台。
四、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 李鸿章最初是以优贡生的身份客居在京城，凭借文学而被曾国藩赏识，拜曾国藩为师，朝夕相随，学习儒家义理和经世济民之学。李鸿章一生的学术造诣都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等到进入翰林院，不到三年的时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在广西揭竿而起，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半个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也都相继被攻陷，朝廷的统治土崩瓦解，情势岌岌可危。此时，李鸿章刚好在安徽老家，协助安徽巡抚福济和工部侍郎吕贤基处理军务。此时庐州已经沦陷，太平军分别占据附近的地方，已成掎角之势，福济想要收复庐州，却不能实现。李鸿章提议先攻取含山、巢县来断绝敌军的后援力量。福济于是就授予李鸿章兵权，攻克了这两个县。于是李鸿章能够带兵打仗的名声传播开来，此时是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
当洪秀全攻陷武昌的时候，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之衔在老家丁忧，圣旨传达下来，要求他帮忙置办团练，曾国藩挺身而出，担起训练强兵劲旅扫除国难的重任。由此湘军就兴起了。湘军是淮军的母体。这时的八旗、绿营旧军，已经都堕落颓废成了不堪一击的寄生虫，难堪大任；军队的将校也都昏庸无能，不能恪尽职守。曾国藩洞察全局，知道除了革除弊政、更换人员，别无他法。因此，招揽天下英才，谋划全局，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恢复国家的统治秩序，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洪秀全占领了南京之后，骄横之气逐渐出现，内部自相残杀，已经极其腐败了。如果此时官兵之中能够有得力的干将，那么荡平太平天国只是举手之劳。可是官军中骄横腐败的程度比敌人还要严重。咸丰六年（1856年），向荣所统帅的江南大营第一次溃败；咸丰十年（1860年），和春、张国樑统帅的江南大营再次溃败，造成江苏、浙江等地相继沦陷，太平军的气焰比最初时更加嚣张。再加上咸丰七年（1857年）以来，清政府和英国又产生冲突，张国樑、和春阵亡的时候，也正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的日子。天灾人祸，交叠而至，至此已经传位十代的大清王朝，情势已经十分危险了。
曾国藩虽然已经带兵十年，但是所负责的也仅仅是长江上游的政事，这可能是由于曾国藩深谋远虑、不求速成，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的策略，也可能是由于朝廷不能委任专人，事权不能统一，曾国藩不能尽情地施展抱负。等到江南大营再次溃败的时候，朝廷才明白除了湘军之外，再没有可以仰仗的力量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朝廷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随即又授予实权，被授予钦差大臣之职，统领操办江南的军政要事，由此开始，江南的兵权和财权才开始集中到曾国藩一人手中，他才得以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齐心协力谋划苏州、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战事，全局在这时才开始出现转机。
李鸿章在福济做幕僚的时候，福济曾经上疏推荐他做道员，但是由于郑魁士的阻挠，最终没能成功。当时谣言四起，毁谤不断，这让李鸿章几乎无法在老家立足。后来，虽然被授予福建延邵建遗道员，也只是个虚名罢了，没有职责可言。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移师到建昌，李鸿章前来拜见，就留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曾国藩派遣到抚州的四个旧部湘军新招募了五个营，让弟弟曾国荃统领他们，赶赴景德镇协助剿贼，同时派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江西地区的太平军被消除之后，李鸿章又在曾国藩军营中跟随了两年多。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商议兴办淮扬水师，请旨任命李鸿章担任江北司道，没能成功；再次推荐李鸿章担任两淮运使，奏章到达京城的时候，恰逢咸丰帝避难于承德，又不了了之了。此时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怀才不遇，十分郁闷，像古人一样拍腿慨叹，半生已过，自认为命运不济，不再去谈论功名利禄。唉！这是上天赐予李鸿章的磨难呢？还是上天赐予李鸿章的恩宠呢？让他不能尽情施展抱负，颠沛流离十多年，是在磨炼他的气量，丰富他的才识，为将来担当大任做铺垫。跟随曾国藩在军中共事多年，也是李鸿章进行磨炼最有得力的实验学校，这让李鸿章都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