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 1904～1920年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沙皇身边一些思虑深远的人认识到俄国在德国显著军事优势下的脆弱性，伟大的俄国需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声音仍然占据了主导。俄国统治者们认为，1914年俄国加入战争的决定是在保卫国家未来，实际上它带来了诸多问题，并对20世纪的俄国和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走向火焰》以俄国为核心研究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世界史视野下俄国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俄国视角。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绕过非洲之角去往印度的航道的发现，是航海史上的伟大突破，但也预示着世界秩序被彻底打乱。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没有一个欧洲帝国比葡萄牙更野心勃勃，没有一位君主比葡萄牙列王更掠夺成性。在这过程中，他们创建了第一个远程的航海帝国，释放出了如今塑造我们世界的全球化力量。在克劳利笔下，葡萄牙帝国的完整故事及其野心所造成的人道代价，终于得到了讲述。 《米开朗琪罗与教皇的天花板》 本书作者罗斯·金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米开朗琪罗为尤利乌斯教皇绘饰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拱顶壁画的故事，读者不仅可以一览这一千古杰作的诞生全过程，以及米开朗琪罗的绘饰技法和本人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能读到当时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相互较量的大时代背景，拉斐尔、布拉曼特、达·芬奇等人物也纷纷出场，为读者呈现出了一段内容丰满、人物众多、影响深远的历史。 《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记录了迦太基文明的完整历史。从它在黎巴嫩腓尼基人聚居点的起源，到作为一个地中海帝国被神化和一代传奇英雄汉尼拔的横空出世，以及与罗马之间至死方休的血战——地中海争霸的战火将迦太基的都城夷为平地，其全部属民被屠杀或者变卖为奴……文明的兴衰和绝不妥协的斗争，其背后是西方逻辑下的历史进程。 《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 1812年夏天，欧洲的主宰者拿破仑率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军队进军俄国，相信他会横扫面前的一切事物。然而，他的帝国不到两年后就沦为废墟，俄国则赢得了胜利。这是第一本深入探究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关键角色的历史著作，再现了两大帝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史诗性战斗。
部分摘录：
1914年上半年，“阿尔斯特危机”（Ulster crisis）主导英国政坛：保守党鼓动武装镇压阿尔斯特地方自治，建议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解散选举产生的自由政府，并支持高级军官背弃禁止阿尔斯特叛乱的法律。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地方自治被提上议程，从那时起，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就在一定程度上视它为紧迫议题。人们认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是削弱大英帝国与其全球实力的楔子尖端，这是地方自治斗争之所以艰难的重要原因。英国上层政客不用读德国地缘政治之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的著作便可明白，考虑到大英帝国的疆域与其广泛的全球扩张，其核心大城市已然小得危险了。如今，地方自治却进一步威胁这一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绝不会不加阻拦便承认爱尔兰独立。基本要点只是帝国对整个欧洲的上层统治者来说很重要。不论“阿尔斯特危机”中各方对还是错，当时帝国的困境必将摧毁英国的全球实力，并至少导致大英帝国本土一部分解体。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大战。倘若大英帝国的内部压力本身未导致世界大战，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直到20世纪中期，国际地缘政治决定了真正的全球大战只能在欧洲大陆上引发，而英国自身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帝国。[1]
1900年美国迅速崛起，这是未来看上去似乎属于帝国的关键原因之一。美国渡过了内战大危机，其后数十年，其经济和人口迅猛增长。没有哪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有希望同其潜在实力匹敌，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假如俄国和英国能巩固并发展已有的帝国，则它们日后或可做到这一点。谋求保持大国地位的其他欧洲国家还面临建立新帝国的更艰巨挑战。[2]此乃奠定“帝国主义时代”基础的最基本地缘政治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到目前为止，广大的内陆心脏地带太远离海岸线与通航河流，没有多少价值，而技术，特别是铁路技术提供了在这些地区进行渗透、殖民与经济开发的可能性。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预言，海权统治全球的哥伦布时代正走向尾声，铁路是促使他发表此言论的最主要因素。[3]
很多大国加入竞争，这也加剧了对帝国的角逐。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不仅是史上最大的海洋帝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实体，但到1900年情况就不同了。俄国、法国、德国乃至日本、意大利、美国均投身于建立帝国的争斗，导致“空旷”领土迅速消失。1876～1915年，由于帝国主义大国在地球上竞相角逐“无主”角落，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地表易主。[4]此举的动机之一在于，除了英国这一重要例外，大国正从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抢在被对手拒之门外前直接控制领土、原材料和市场是理智之举。1893年，英国外交大臣罗斯伯里（Rosebery）伯爵说，这好比为未来下注。初次下注时，人们无从知晓收效是否抵得过付出，但大国不敢赌运气，因为高速发展的科技正将所有人漠不关心的大片地区转变为财富与权力的潜在重要来源，从而彻底改变现实的地缘政治。[5]
举个例子，在非洲南部地区，布尔人的共和国（Boer republics）的发展实际上趋向独立，英国原本准备容忍此事，直到它发现这些国家坐落于世界储量最丰富的黄金和钻石宝藏之上，而深层采矿技术已能开发这一宝藏。黄金和钻石资源日后定会让共和国成为非洲南部经济中心，由于英属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的白种人里有一半是布尔人，加上其他大国也开始对非洲感兴趣，这一点就越发危险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允许布尔人的共和国自由浮动汇率；1899～1902年，为了重新控制当地汇率，英国发动了一场代价高昂的野蛮战争。英国凭借压倒性海军优势独占非洲南部，排除他国干涉，让其余欧洲国家失望得咬牙切齿。如若加以高度概括，那么1899年英国的行动类似于1914年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的政策。从维也纳角度看，塞尔维亚王国相当于一块磁石，或可吸引君主国的南斯拉夫人，并摧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于是乎，必须将塞尔维亚置于帝国直辖之下。奥地利人和英国人的区别关键在于地理而非道德：欧洲大陆上的侵占与扩张永远免不了受邻近的大国竞争者干预。[6]
帝国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冲突远远不止地方要务。大英帝国的命运影响全球每个角落。首先，大英帝国不仅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公认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大英帝国的仰慕者认为它代表物质进步和自由原则。如今它面临帝国核心区域内少数人主张的民族主义的挑战。英国解决帝国与民族主义之争的措施将影响很多类似冲突，这类冲突开始遍布欧洲，在海外也出现了一些例子。
在民族主义萌发的最初几十年中，民族主义者秉持的信念是：只有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这种“大”民族才是能存续的民族。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成立靠的是已经征服并统一当地其他王国和公国中的某个核心国家——德意志的普鲁士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Piedmont）。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已建立复杂但可存续的民族国家，现在他们渴望开创自己的帝国。对德意志和意大利来说，大都市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可互补。然而，1900年时民族主义几乎已遍及欧洲全境。民族主义运动蔓延至俄国、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参与者不仅有波兰人这类“历史上的”民族，还有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捷克人这类不曾享受过独立的民族（就算他们曾独立过，那也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是这些运动的前兆，它利用了历史谜团与记忆，对异族地主和政府统治的仇恨以及关于宗教、语言、种族渊源的问题。在爱尔兰等地，这些问题唤醒献身、牺牲和反抗的意识，令很多观察者视民族主义为新型宗教。树立民族主义信念后，短暂又卑微的个体生命便多了一分英雄感，他们发现自己不仅属于某个集体，更是历史大潮中有意义的成分。诚然，哪怕在1900年，欧洲很多地区的民族主义也几乎局限于受过教育的阶级。爱尔兰等地的知识分子所谓的民族主义亦绝非始终投身于国家独立事业。不管怎么说，爱尔兰的例子仍可有力地说明问题。随着社会现代化，民族主义阵地看上去更加稳固。它是市民社会、大众识字能力与城市化的产物。换句话说，民族主义似乎和帝国一样同属于未来浪潮。[7]
18世纪，爱尔兰的英国统治者知道爱尔兰本地人憎恨自己。伦敦摧毁了旧时代的天主教地主阶级，代之以信奉新教的上层英裔爱尔兰人，但无论如何，英国统治者自信可控制爱尔兰，除非法国大举入侵。[8]19世纪，爱尔兰经济走向现代化，当地也出现了活跃的市民社会，这扭转了局势。19世纪，英国在爱尔兰常常采用恩威并施的明智政策，它从未干脆忽视或压制现代化的政治影响。英国同天主教会达成妥协，将当地政府交还给新兴天主教中产阶级，并买下新教地主阶级的全部地产。此举之所以能实现，完全是因为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富裕的纳税人。可是，英国的政策无法阻止爱尔兰日益强烈的自治要求。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两大党派——自由党与保守党——对如何回应爱尔兰的要求持不同意见。自由党认为，“地方自治”可满足爱尔兰的愿望，重要原因之一是执业阶级（professional class）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大都支持爱尔兰同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保持联系。自由党的反对者保守党与统一党都坚称，爱尔兰境内的运动由针对英格兰的深层文化与历史敌意驱动，不达独立不罢休，而地方自治将赋予它权力、信心与利益。20世纪，其他帝国也上演了类似争论，即分权制和封建制将增强还是削弱帝国统一性。
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前夕，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处于大英帝国和爱尔兰民族主义之争的中心。1885年，他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抛弃自由党，为接下来二十年保守党控制英国政府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张伯伦是英国政坛最富魅力的人物。他英俊高傲，戴单片眼镜，谈吐坚毅，还在纽扣眼上插了一朵兰花，不光在英国，只要是世界上能读到报纸的地区，人们就能马上认出这些特征。张伯伦的首要身份似乎是被大理想驱使的政治家。他在爱尔兰问题上同自由党分道扬镳，在20世纪又对保守党做了几乎一样的事——他主张将白种人的大英帝国强化成凝聚力更强的英国政体。张伯伦认为，应对当今头号挑战的第一步是创立帝国经济的优惠体系。这项政策在英国和白人统治区都面临重大政治与宪政障碍。首先，英国的选民大众不乐意接受它带来的食品涨价，这也是1906～1911年保守党输掉选举的重要原因。可直到1914年，张伯伦与其追随者也根本没有放弃这一事业。正如托利党重臣、张伯伦的支持者塞尔伯恩（Selborne）勋爵所言：“今后数年，倘若这个国家要保住同美国、俄国、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就必须从联合王国扩展为帝国。”[9]
对英国建立白种人帝国的支持常伴有一项附加因素，即相信两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将心照不宣地结盟，以便统治全球，甚至根据自己的意向重塑地球。身为美国女人的丈夫，约瑟夫·张伯伦不仅是英美同盟的忠实信徒，还是其代表。英美同盟据说能保障全球的和平、秩序与发展。受过教育的大部分英国人要么相信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具有优越性，要么相信其统治有益于人类。[10]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人热衷于英美同盟，这对英国人特别是上层阶级来说是个新现象。19世纪前三分之二阶段，英国和美国是西半球的地缘政治对手。英国在欧洲的敌人曾向美国求援。1812年，随着拿破仑战争进入高潮，华盛顿也对伦敦开战。美国内战期间，欧洲国家中只有俄国明确支持联邦，它依据的准则是：美联邦是一切英国之敌的天然盟友。一些英国政客想干涉内战，从而维护南部邦联（美利坚联盟国）的独立。因为此举未成，1885～1902年常任首相的保守党人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依然感到遗憾。1862年，时任财政大臣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评论道，保障南部邦联独立的因素似乎不仅仅是南方的军事胜利，最重要的一点是南部邦联已经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国家。他的发言合情合理。南方适龄参军的白人男性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服役，其中三分之一战死，这一献身比例与任何参照对比都是格外高。战争的神话与记忆创造国家。要是邦联在战场上幸存下来，南方人为其事业付出的巨大牺牲将在之后几代人中确保南方民族国家的巩固。事实与之相反——南部邦联毁于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民族杀戮之一。战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北方大举动员并明智运用其军事与经济力量，而且北方认为自己具有美国民族精神。再多军事或经济实力也不足以摧毁南部邦联，除非它们有北方青年的牺牲意愿支撑——他们相信美国必须包括联邦全部领土，从大西洋延伸至太平洋，为了国家事业，他们情愿成群结队地死在远离家乡的战场上。军事胜利总是需要政治协议来巩固，就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同意南方在联邦之下享有广泛自治权，并放弃南方黑人。白人种族主义促使大部分北方人接受这一协议。因此，北方胜绩的国内影响存在瑕疵，尽管如此，美国联邦制成功地重新统一了战败的南方，此举历史意义非凡。北方的军事和政治胜利对全球与地缘政治有重大意义。此时世界秩序的历史基础是大陆规模的美国与大英帝国的同盟。假如内战以另一种方式收场，结果很可能是北方国家、南方国家与英国之间的敌对与怨恨导致美国的大陆版图四分五裂。[11]
伦敦相信必要时可武力捍卫自己在西半球的地位，从而维持区域权力平衡，直到1865年，这种想法都是合理的。1900年时，由于美国国力日益增强，伦敦的想法显然无法实现了。当时，英国早已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经济实体了，它面对的对手也越来越多。在此情势下，与美国发生任何冲突都将是灾难。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英国把西半球霸权拱手让给美国，两国在巴西、委内瑞拉、巴拿马存在利益竞争，为了安抚美国人，英国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让步了。德国观察者尖酸但正确地指出，英国人容忍了美国人的行径和言辞，但若对象是欧洲大陆，它会强烈抗议，甚至开战。虽说英国讨好美国的举动并不总能换来大西洋对岸的回报，但德国人明白，在博取美国的善意上，英国享有诸多优势。首先它和美国共用一种语言，而且这远非其唯一优势。[12]
事实上，20世纪的英美同盟从来不只关注权力政治和共享地缘政治利益之事。相反，此同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共同战略利益同一致的伦理与意识形态相交织。恰在世纪之交，国际英语联合会（English-Speaking Union）等相关组织建立，这些团体旨在强化横跨北大西洋的深厚文化纽带。蒸汽船和跨国婚姻让东海岸和英国的上层阶级走得更近。1940年，英国的幸存有赖于美国的援助，促成这一事态的因素之一是，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之母是著名的美国人珍妮·杰罗姆（Jennie Jerome）。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也起了作用，它利用了越发普遍、越发盛行的对人类社会与历史进程的解释——种族主义与生物学阐释。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英国上层阶级将“混合宪法”与不稳定、不理智、扩张性强的美国民主做对比。可是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自己也向全面民主化发展。伦敦和华盛顿可以一边庆祝意识形态的趋同，一边常在心里寻思，只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男性新教徒具备可使民主长存的自律与理性。索尔兹伯里勋爵曾认为美国的幸存是桩憾事，但是在其侄儿与保守党首相继承人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看来，英美的一致是维护全球秩序与西方文明的关键。[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