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文学纪念碑豆瓣高分套装（共十册）包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罪与罚 学术评论版》《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六七年日记》《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火焰的喷泉：茨维塔耶娃书信选》《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刀尖上的舞蹈：茨维塔耶娃散文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 豆瓣9.4分 如果说巴赫金从诗学角度成功阐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那么，别尔嘉耶夫则从宗教哲学角度成功阐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独家译本，全新上市 拜伦式的忧郁及其前因后果都在《游记》中得以完整体现。所有的情绪活动，不论多么跌宕起伏、五味杂陈，归结起来都是浪漫式的自我作祟。
《罪与罚 学术评论版》 豆瓣9.1分 本书还辑录了传记作者和批评家的经典评论文章数篇，有利于多角度、多层面鉴赏、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这部伟大小说。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豆瓣8.6分 本书是研究、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基础、最直接的资料。
《一八六七年日记》 豆瓣7.8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他妻子还活了三十七年——这是为了出版作家的文集、普及其文学遗产，为了保护作家的档案资料、创建作家的博物馆而不倦操劳的岁月。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 豆瓣9.0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最后的扛鼎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自己的忏悔，献给了她。
《火焰的喷泉：茨维塔耶娃书信选》 豆瓣8.2分 茨维塔耶娃不仅以诗歌名世，其散文及书信创作也别有异彩，在俄国散文史上堪称戛戛独造，即使置之于世界文坛，也别具一格。
《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 豆瓣8.1分 茨娃女儿、妹妹、马克•斯洛宁、利季娅等人回忆茨维塔耶娃，茨娃两极化的性格，对待朋友和生活的态度，临死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茨维塔耶娃之死……在书中得到立体的呈现。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 豆瓣7.0分，1000+评论数 本书是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选集。译者苏杭先生精选了一百来首茨维塔耶娃脍炙人口的短诗，并首次译出长诗《山之诗》。
《刀尖上的舞蹈：茨维塔耶娃散文选》 豆瓣7.8分 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一如其诗，跳跃性极强，意象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与其说诗人在写散文，不如说是用散文写诗。
部分摘录：
人及其命运的主题，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首先是自由的主题。人的自由决定了人的命运，决定了他饱受苦难的流浪。自由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核心。他内心最深处的激情是自由的激情。奇怪的是，直到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点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人们列举出《作家日记》中的多处，似乎他是社会—政治自由的敌人，是保守分子，是反动分子。这些完全表面的见解妨碍认识自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创作的核心，自由是理解他的世界观的钥匙。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残酷性”与他对待自由的态度相关。他是“残酷的”，因为他不愿意卸下人的自由之重负，不愿意用失去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人免于痛苦，他把与自由人的尊严相称的重大责任赋予人。如果剥夺了人的自由，就会减轻人类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考察了各种途径，各种减轻人类自由的重负的途径，各种塑造没有精神自由之人的途径。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真正天才的关于自由的思想。需要发掘它们。自由对于他来说，既是人正论，也是神正论，应该在自由中既找到为人的辩护，也找到为神的辩护。整个世界进程就是完成自由主题之使命，是一场为完成这一主题而产生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察处于自由之中的人的命运。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人，走上自由之路的人，在自由之中的人和存在于人之中的自由的命运。他所有的悲剧小说都是人的自由的体验。人都是从造反式地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开始，准备好了经受任何苦难，实施一切狂妄行为，为的就是要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同时，人寻找自由最后的界限。
存在两种自由。最初的——原始的自由和最后的——终结的自由。在两者之间，是人的道路——充满了痛苦与磨难的道路，是分裂的道路。早在同毕拉基教派 [49] 的斗争中圣奥古斯丁就指出有两种自由：libertas minor和libertas major [50] 。他的低级的自由是原始的、最初的自由，它是选择善的自由，与恶的可能性联系着；他的高级的自由是最后的、终结的自由，在上帝之中的自由，在善之中的自由。圣奥古斯丁是第二种自由，libertas major的辩护士，并最终走向了神意论。尽管在教会意识中半毕拉基教派占优势，但圣奥古斯丁依然对敌视自由的天主教教义产生了影响。他赞成对异教徒实施迫害和死刑。毫无疑问，存在两种自由，而不是一种，最初的和最后的自由，选择善恶的自由和在善之中的自由，或者说，非理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苏格拉底只知道第二种自由，理性的自由。《福音书》上的话“认识真理吧，真理会使你自由”，其中的“自由”是第二种自由，是基督之中的自由。当我们说，人应当从低级的自然本性中，从欲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应当不再是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奴隶，我们指的是第二种自由。精神自由的最高成就是第二种自由。第一个亚当的自由与第二个亚当——基督之中的自由，是不同的自由。真理使人自由，但人应当自由地接纳真理，而不是强制地、被迫地被引领至真理面前。基督给予人最终的自由，但人应当自由地接纳基督。“你希望人自由地爱，希望被你吸引、成为你的俘虏的人自由地追随你。”（大法官的话）自由地接纳基督——这是基督徒全部的尊严，是信仰也是自由的全部意义。人的价值，他的信仰的价值须以承认两种自由为前提：善与恶的自由和在善之中的自由，选择真理的自由和在真理之中的自由。不能把自由与善、与真理、与完美混为一谈。自由有自己独特的属性，自由就是自由，而不是善。所有的混淆自由与善、混淆自由与完美，都是对自由的否定，是承认强迫和暴力之路。强迫的善已经不是善，它可以再生恶。自由的善，这是唯一的善，它以恶的自由为前提。自由的悲剧就在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并透彻研究的即是该自由的悲剧。这里隐藏着基督教的秘密。这里被揭示的是悲剧式的辩证法。善不能是被迫的，不能强迫趋向善。善的自由以恶的自由为前提。但是，恶的自由会导致扼杀自由本身，会使恶成为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恶。而否定恶的自由，肯定特殊的善的自由，同样会导致对自由的否定，会使善的自由成为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善。但必然的善已经不是善，因为善以自由为前提。自由的这一悲剧性问题在整个基督教思想史上一直折磨着基督教思想本身。圣奥古斯丁与毕拉基教派——一种关于自由和善之间的关系的学说——之间的争论，倾向于奥古斯丁的神意论的路德的冉森教派 [51] 引起的争论，加尔文的似乎否定一切自由的忧郁的学说，都与这一悲剧性问题相关。基督教思想被两个危险、两个幽灵挤压——恶的自由和强制的善。自由，或因在自由中发现的恶，或因善之中的强制而死亡。宗教裁判所的篝火就是这一自由的悲剧的可怕见证，解决这一悲剧甚至对于被基督之光照亮的基督教意识也是相当困难的。否定最初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接纳真理的自由，必定导致神意论学说。没有自由的参与，真理本身只引向真理。天主教世界受到了自由的诱惑，于是倾向于否定自由，否定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倾向于真理和强制的善。东正教世界没有受此诱惑，但在其中也没有完全揭示自由的真理。因为，不仅仅存在真理之中的自由，也存在关于自由的真理。因此，是否应该这样寻求解决自由这一永恒主题：基督不仅是给人自由的真理，也是关于自由的真理，是自由的基督；基督是自由，是自由的爱。人们在理解自由时混淆了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那些已经认识了真理和真理中的自由的人倾向于否定第一种自由，形式的自由。第二种自由被理解为内容的自由，朝向真理的自由。基督教意识似乎不同意站在形式的观点上，把良心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作为人的形式的自由的权利来捍卫。基督教懂得“怎样才能成为自由的”这一真理。这个真理，是特殊的，它不能容忍其他真理与其并肩而立，不能容忍谎言。但在这一看似无可指责的思想进程中，是否隐藏了某种错误呢？仅从形式的观点来看，可以捍卫良心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善和恶的自由——在这种假设中，错误被掩盖了。基督教中的自由不是形式的，而是内容的真理。基督的真理就是关于自由的真理。基督教是自由的宗教。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本身要求承认信仰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不仅承认第二个，还承认第一个自由。基督教是对自由悲剧和必然性悲剧的克服。基督的恩赐是自由，是不会被恶（第一个自由的独特性）扼杀，不会被强力（第二个自由的独特性）扼杀的自由。基督教是自由的爱，在自由的爱中，是上帝的自由和人的自由和解。基督的真理把光洒回到第一个自由，把它作为真理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以肯定。人精神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成为基督教真理的内容。旧的基督教意识，至少是天主教意识没有彻底揭开所有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示这一真理的事业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人提供了一条自由地接受真理的道路，这一真理应当使人成为彻底自由的人。但这条道路穿越黑暗，穿越深渊，穿越分裂，穿越悲剧。它不笔直，也不平坦。被虚幻的梦境、带有欺骗性的光明所诱惑而陷入更大的黑暗中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踯躅。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它没有直接到达的捷径。这是一条体验与试验之路，是一条在试验善与恶之后的觉醒之路。若使之缩短或变得轻松，都有可能限制或剥夺人的自由。但上帝需要和珍视那些不是经由自由之路，没有经验和认识所有恶的灾难性而走到他面前的人吗？世界和历史进程的意义是否在于上帝渴望得到人自由的回报式的爱？但人却耽搁在回报式地爱上帝的途中。他首先要体验因爱了短暂的、爱了不值得爱的东西而带来的失望和失败。上帝给予途中人的恩赐不是强迫的恩赐，而只是帮助性的、减轻痛苦的恩赐。每当基督教界试图把这种恩赐力量变为权力和强迫的武器时，就会走向反基督教的，甚至反基督的道路。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敏锐地领悟了基督教这一关于人之精神自由的真理。
自由之路是基督教世界的新人之路。古希腊、罗马人或古代东方人不懂得这一自由，他们受制于必然性和自然属性，受命运的支配。只有基督教给予人自由—— 最初的和最后的自由 。在基督教中，不仅展现了第二亚当——第二次精神诞生的人——的自由，而且展现了第一亚当的自由；不仅有善的自由，还有恶的自由。希腊思想只允许理性的自由，基督教则同时揭示了自由的非理性元素。非理性元素是在生命的内容中被揭示的，而其中隐藏着自由的秘密。古希腊意识害怕这一非理性的内容，就像害怕没有规范——无限，害怕内容一样，它用形式元素，用规范——有限与之斗争。因此，希腊人把世界看作封闭的形式和界限，看不到远方。基督教世界的人已经不是如此害怕无限性，害怕生命的无限内容。无限性在他面前展开，远方在他面前展现。这是因为新基督教世界的人对待自由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人的态度。自由与排他的、规定界限的形式元素的约束相互对立。自由以无限为前提。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混乱。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人来说，无限不仅仅是混乱，而且还是自由。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中无限的人的欲望才是可能的。浮士德是历史的基督教阶段的现象，它在古希腊、罗马世界中是不可能的。浮士德无限的欲望是基督教的欧洲最典型的特征。只有在基督教的世界中拜伦才是可能的。曼弗雷德、该隐、唐璜 [52] 只有在基督教的欧洲才能够出现。反抗的自由，激烈的、紧张不安的、无止境的渴望，生命非理性的内容——是内在于基督教世界的现象。人的个性对世界秩序、对命运的反抗——同样是内在于基督教世界的现象。希腊悲剧，作为希腊哲学的顶峰，指出了封闭的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界限不可避免的崩溃。它们通向新的基督教的世界。但希腊悲剧和希腊哲学还没有揭示出浮士德的灵魂——这个新的可怕的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身上反抗的自由达到了最后的、最高度的紧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标志着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人的命运的新的时刻——浮士德之后的时刻。浮士德还处在这条道路的中间地带，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万·卡拉马佐夫已经站在了道路的尽头。浮士德之后成为可能的还有整个十九世纪——饶有兴味地忙于使泥潭变得干燥的世纪，浮士德最终也朝之走去的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之后是神秘的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未知，它作为文化危机、作为整个世界历史阶段的终结敞开了自己。人对自由的追寻也步入新的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由不仅是基督教现象，而且也是新的精神现象，是基督教本身的新阶段。这是基督教从独特的外在理解阶段过渡到更为内在理解的阶段。人走出外在的形式、外在的规律，通过苦难之路为自己获得了内在的光明。一切都转向人精神的最深处。那里应该揭示出一个新的世界。使基督教真理外在地具体化的超验意识不能彻底揭示基督教的自由。基督应该出现在人的自由（最后的自由，真理之中的自由）之路上。他应当在深处被发现。人被给予最初的自由，但自由可以消解自身，走向自己的反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人公的命运中就展示了自由这一悲剧的命运。自由转化为自我意志，转化为人反抗式的自我肯定；自由成为无目的的、空洞的自由，它使人变得空虚。斯塔夫罗金和韦尔西洛夫的自由就是这样的无目的和空洞。自由的个性瓦解和腐化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和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自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彼·韦尔霍文斯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基里洛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恶魔般的自由杀死了人。这里，自由，作为自我意志，消解了自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瓦解并断送了人。这样的自由从内部、内在必然地导致奴役，吞没人的形象。不是外在的惩罚等待着人，不是法律从外部使人遭受沉重的统治，而是从内部、内在地显露的神性始原击溃了人的良心；由于上帝之火，人在其自己选择的黑暗与空虚中被烧尽。这就是人的命运，这就是人自由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惊人的天才揭示了这种自由。人应当走自由之路，但当人在自己自由的恣意妄为中不想知道任何高于人的东西时，自由就转化为奴役，自由毁灭人。如果没有任何高于人本身的东西，就没有人。如果自由没有内容，没有目的，没有人的自由与神的自由的联系，那么就不会有自由。如果人一切都被许可，那么人的自由就会转化为对其自身的奴役，奴役毁灭人自己。人的形象应当保持高于其自身的本性。人的自由应当在更高的自由、真理中的自由中得到最终的表达。这就是自由的必然的辩证法。它通向神人之路。在神人中，人的自由和神的自由融合了，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融合了。就这样以内在的经验，以内在地取消自由而获得了真理之光。重新回到排他的外在法律的统治，回到生命的必然性和强迫性已经不可能，剩下的只有重建被断送掉的真理之中的自由，亦即基督之中的自由。但基督不是外在的法律、外在的生活体系。 他的王国 与此世的王国毫无共同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地指出了基督教中所有压迫与强制的宗教的倾向。真理之光、最终自由的恩赐不可能从外部获得。基督就是最后的自由，不是那个无目的的、反抗的、自我封闭的自由——它断送人，取消人的形象；而是有目的的自由，在永恒中肯定人的形象。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命运都应该证明了这一真理。虚假的自由的目的断送了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处于被强迫之中，处于外部规律调节的绝对统治之中。他们的毁灭照亮了我们，他们的悲剧是自由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