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以色列总理私人史》是目前权威讲述以色列从建国至今政治内幕的作品。书中披露了大量事关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决策、绝密军事行动和高层和平谈判的惊人细节，涉及梅纳赫姆·贝京决策轰炸萨达姆?侯赛因的核反应堆、伊扎克·拉宾组织乌干达恩德培营救行动、埃及－以色列和平进程等众多历史事件。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世界政要的风采，包括贝京、拉宾、里根、卡特、基辛格、阿拉法特、撒切尔等。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政治回忆录，也是一面透视当今中东事务的多棱镜。
部分摘录：
我第一次见到贝京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在1947年，当时我正走在曼彻斯特犹太人区的一条大街上。街边的犹太教堂的墙上，血红色的涂鸦狂放刺眼：“绞死犹太恐怖分子贝京。”
即便我是个没出校门、临近毕业的毛头小子，也知道梅纳赫姆·贝京是谁。在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眼里，他是个恶魔。有人悬赏他的脑袋，不论他的死活都要抓住他。三年来，他的秘密组织——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 ），意为“国家军事组织”，通常被称作Etzel或Irgun——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一直在进行着激烈反抗。这是一场殊死的地下战斗，贝京称之为自由之战，英国人认为它是恐怖主义。
20世纪20年代初，国际联盟批准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目的是依据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但实际上，巴勒斯坦已经被大英帝国据为己有，而且从一开始阿拉伯人的敌意就随着犹太移民的拥入而日益加深。冲突的种子不断膨胀壮大，伦敦方面为了摆平各冲突方和利益相关方忙得焦头烂额。
我出生在曼彻斯特的斯特兰韦斯（Strangeways），也就在那里的犹太教堂的墙上我目睹了可怕的反贝京标语。当时的斯特兰韦斯是个看上去不可救药的贫民窟，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就连杂草都是一副脏兮兮半死不活的样子。各家工厂的车间里烧的是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煤块，纺织厂的每根烟囱都冒着饱含煤灰的滚滚黑烟。在死气沉沉的溅着雨的鹅卵石街道上，家家户户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一排排地挤在一起——卧室贴着卧室，厨房挨着厨房，户外的盥洗室也都紧挨着——砖砌的房子永远黑乎乎的。我出生于1928年，在家里排行老七，母亲来自罗马尼亚，父亲是加利西亚人。他们俩靠经营一家小小的布料店勉强维持生活。商店后面是厨房，全家人都住在楼上的狭小空间里。
我童年时最初的记忆是一个个周五的夜晚。那简直是充满魔力的时刻。母亲头上裹着白色丝巾，点亮安息日蜡烛，手指盖着双眼安静地祈祷，这时简陋的厨房奇迹般地变样了：破破烂烂的家具不见了，烛光下的每一样东西都看起来富丽堂皇。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神圣的香味。当我们从犹太教堂回来踏进家门，父亲会穿上他最好的安息日服装站在餐桌的上首背诵祈福，他看上去十分庄严。那时我还无法理解什么是安息日，但在周五的夜里，全家人在一片安宁中挤在一起睡下，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我们盼来盼去，终于在1939年离开了斯特兰韦斯。父母买下一间专做围裙和睡衣的小工厂，全家搬到了一座周围绿树成荫、自带花园的房子里。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但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我一开始并没有遭受什么特别的伤害。硕大的防空气球高高地飘在天上，我在防空洞外玩耍，找弹片，用各种各样的防毒面具搞恶作剧。晚上，警报拉响后，我常和哥哥伊扎克（Yitzhak）和摩西（Moshe）偷偷溜出父亲加固过的地下室，去看那些在云层中扫来扫去刺探敌机的探照灯，直到枪声和爆炸声真的响起来，后背上挨一掌，或者被扯着耳朵拖回地下室。
之后战事愈演愈烈，男孩变成了少年，少年长成了青年。数不清的犹太人遗体、成堆的火化尸骨，以及目光呆滞、虚弱得快要死去的集中营幸存者，那一幕幕场景让我体会到一种钻心的无助感。对大屠杀的恐惧、焦虑和困惑一起撕扯着我的内心。希特勒残害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尚未罢手，焚尸炉里的火苗尚未熄灭，新闻短片里就出现了英国海军在巴勒斯坦附近海域拦截犹太幸存者的破船，逼迫他们掉头或扣留他们的镜头。许多不幸的船在徒劳地寻找安全港湾的过程中，连带着船上那一点点可怜的行李永远地沉入了大海。
毫无疑问，在曼彻斯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圈子里，人们心中深藏的怒火被点燃了。梅纳赫姆·贝京在无以言表的愤怒的驱使下，尽管缺少装备，却凭借胆量率领小而精悍的伊尔贡地下武装展开了对驻巴勒斯坦英国人的冒险反抗。
我母亲支持并深深地同情贝京，我在一次陪同她参加贝京支持者的集会中，第一次了解了贝京的思想。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场的有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演讲者名叫伊凡·格林伯格（Ivan Greenberg），是英国犹太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周刊《犹太纪事报》的资深编辑。他主持编辑的《犹太纪事报》挑起了对英国政策的批判，人们渐渐地开始同情贝京和伊尔贡，以至于有些议员要求以煽动诽谤罪起诉该报；最后，《犹太纪事报》的主管只能让格林伯格走人。
在我的记忆中，他中等身材、思维活跃、极具魅力，说一口流利的维多利亚式英语，他的演讲风格丝毫不逊于舞台上的演员。当年，支持贝京的印刷传单上还引用了他那天晚上说的话：
自由不会像吗哪 [1] 一样从天而降。它必须靠打击敌人，挣脱以往的束缚，向着未来的祝福前进才能赢到手。梅纳赫姆·贝京正领导人们努力地跋涉在这条险象丛生的道路上，越来越远离放逐之地。他正在引领这个民族穿过暴风雨。也许层层乌云令人生畏，但他凭着巨大的决心、钢铁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正朝着犹太历史的发源地，犹太人荣耀、自由、公正的光辉高地进发。
这番演讲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即便像我这样几乎听不明白的人也在热烈鼓掌。接着，格林伯格继续讲起了被贝京奉为“大师”的泽埃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他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作家、散文家、诗人、哲学家，以及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的创立者。
“亚博廷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格林伯格说，“它简单、直接、率真，然而实践起来很复杂。它号召立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的思想源自愤怒和醒悟，因为现在由社会党人主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层执行的是主张放弃、妥协的优柔寡断的懦弱政策，而且还过分依赖英国。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和戴维·本-古里安博士曾经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干过这种事，现在到了四十年代，他们开始故伎重演。” [2]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理解并逐渐参与了巴勒斯坦的斗争，理解了梅纳赫姆·贝京对戴维·本-古里安——有名无实的候任巴勒斯坦犹太政府首脑、主流地下抵抗力量哈加纳的军师——赤裸裸的蔑视。在动荡不安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政局中，贝京和本-古里安这两位极具胆量的领导者一直是思想上的对手，一个左翼，一个右翼，在时代的交叉点上，二人除了在政治哲学上存在分歧之外，还在许多方面展开了斗争。在何时向英国人摊牌，将其赶出巴勒斯坦并宣布独立这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二者进行了激烈争吵。
本-古里安非常务实。他绝不会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被他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圣战上。他坚持认为，只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出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长期利益考虑，他就可以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直至盟军最终完全战胜纳粹。而在贝京看来，这种自我约束的政策存在致命缺陷。他认为，1944年德国已经不可逆转地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盟军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而随着胜利日的临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却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因此他坚决反对本-古里安的主张，并发布了反抗宣言，其中写道：
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面临的是历史性的决定和几代人的命运……犹太民族和英国托管政府之间不再休战——这个政府把犹太同胞交给了希特勒。我们要与这个政府交战——直到胜利……我们的年轻战士不会被牺牲、折磨、鲜血和痛苦吓倒。他们永远不会投降，绝不会休息，直到我们恢复过去的生活，直到我们保护了祖国、自由、生计和公正……我们的要求是：立即把权力移交给犹太临时政府。我们会战斗；民族家园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将投入战斗。以色列的神，万军之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绝不会退却。不自由毋宁死！ [3]
数十年后，梅纳赫姆·贝京已经是以色列总理，我试图从他身上找到当年他遭受通缉时亡命天涯的感觉，但丝毫没有。我也无法在当年不屈不挠的伊尔贡地下司令和眼前这位政治家之间找到任何相似之处。我很快发现，总体来说，他的那些伊尔贡老战友也和蔼可亲了许多，他们意气风发，热心公益，完全不像其对手刻画出的那些恐怖分子。梅纳赫姆·贝京非常健谈，后来我听过他给老战士们讲述，当年自己如何花费大量时间与英国人斗智斗勇。其间他提到，伊尔贡的年轻人曾经想尽办法违抗英国人的禁令，在赎罪日当天到西墙吹响羊角号。
实际上这个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赎罪日，西墙前立起了一道把男女祷告者隔开的临时屏障（mechitza ）。对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种挑衅，他们被激怒了。
“圣战！圣战！”集市上喊声震天。“犹太人要重建圣殿，他们要毁掉我们的阿克萨清真寺。”
据目击者讲述，当时，一个身穿黑色上衣的白胡子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被一帮暴徒追赶着，穿过巷子向西墙跑去。追赶他的人挥舞着棍棒、刀剑和匕首怒吼道：“别让犹太人毁了我们的圣地！”“犹太狗去死吧！”“真主至大！”奔逃的哈西德派教徒脸色灰白，踉跄着穿过狭窄的巷道，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猛地打起精神，令人难以置信地转过身，向追赶自己的暴徒一头冲了过去，当他被暴徒砍倒在地时，嘴里还歇斯底里地喊着“听啊！以色列！”
随后的几个月里陆续有上百人遭到杀害，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希伯伦大屠杀。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遭到灭顶之灾——而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西墙前的那个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