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拯救欧元：德拉吉时代 本书讲述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拯救欧元的内幕。2012年7月，在欧元危机非常严重的时刻，他在伦敦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单一货币。他是这场欧元救援行动计划的“设计师”，事实就是如此。两位财经记者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欧洲央行和欧盟的货币政策。本书是对国际经济舞台上许多重要人物一系列会议和采访汇总的结果，生动还原了马里奥·德拉吉明确而完整的形象，还特别关注了银行监管这一关键问题以及欧盟及其中央货币当局的未来。 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原书第3版）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并非孤立的，深受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的影响，如果要深刻理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路径的成因，就一定得基于当时的具体情境，而这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本书简明扼要而不失生动地梳理了过去150年间国际货币和金融史上可圈可点的重要事件，从古典的金本位制到当今的后布雷顿森林的“非体系”制，以及希腊紧急援助、欧元危机等。 金融的权力：银行家创造的国际货币格局 在面临实体经济冲击的严峻现实之后，事实上货币体系可能再也难以真正地恢复到此前的状态，而是会演变成某种新的体系。本书描绘了全球金融精英央行行长的权力崛起与互动关系，以及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本书讲述了这些官员如何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制度。 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典藏版） 本书用定量的语言讲述了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历史。它想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我们曾经经历过。无论21世纪的金融狂热或金融危机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都与其他国家或过去时期所经历的危机存在极多共同之处。有了何其相似和不乏先例的这种认识，我们就朝着完善全球金融体系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使我们能够降低未来发生危机的风险，也能更好地在危机来临之际妥善地应对。在本书中，我们关于各类危机的阐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过度举债。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企业或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都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政府往经济中注入大量现金，表面看起来是在推动经济增长，而实际却是私营部门的借钱狂欢推高了房价和股价，超出了长期可持续水平。这使得银行看上去比平时更加稳健，更加赚钱。这种巨额债务的累积会导致风险，因为经济经不起信心危机，尤其是在债务都为短期，需要不时借新还旧之时。债务催生的繁荣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决策英明，金融机构赢利能力超凡，人们的生活水平优越，但此类繁荣多结局悲惨。当然，对各个经济体而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债务工具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何把债务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平衡好，一直是个挑战，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不能忽视这个挑战。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典藏版） 经历了当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霸权及世界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形成美国金融霸权及战后格局的关键历史就成了大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本书叙述分为三个部分：1、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因；2、具体会议；3、对战后世界的后续影响。全书一方面展现了代表英国的凯恩斯与代表美国的怀特如何争夺战后金融与经济权利，一方面探索了当今世界的成因。 货币变局：洞悉国际强势货币交替 对全球货币趋势的强有力的新认识，包括人民币的崛起，乍看之下，全球经济体系的现代历史似乎支持了长期以来的观点，即世界主要国家为英镑，美元提供货币，也许有一天中国人民币总是主导国际贸易和金融。在“全球货币运作方式”中，三位着名经济学家对这一历史和传统智慧背后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提供全球金融的新历史，并汇集大量新数据以测试关于全球货币如何运作的既定理论，Barry Eichengreen，Arnaud Mehl和LiviaChiÅ，你争论一个新的观点，其中有几个国家的资金可以分享国际货币地位，它们的重要性可以迅速改变。它们展示了技术和国际贸易和金融结构的变化如何重塑国际货币的格局，以便几个国际金融标准能够共存。他们表明，多种国际和储备货币实际上并存在1945年之前英镑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点和最近的美元主导地位。展望未来，本书探讨了这一新框架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影响，从欧元和人民币是否能够应对各自的挑战，或许可能与美元相媲美，以及货币竞争可能会如何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部分摘录：
故事的开头似乎比较老套：一个有权势的人（通常是男性）凝视着办公室的窗外。接下来是对他脚下景色的令人惊叹的描述，通常饱含着与其重要职责及所面临挑战的共鸣。不过，恐怕马里奥·德拉吉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考虑窗外景色伟大的象征意义。他的办公座位朝向房间的中心，美好的景色留给了坐在他前面的访客。他总是忙于公务，而且经常离开位于欧洲央行总部大楼40层的办公室外出工作，甚至根本不在法兰克福。
在某种程度上，这令人感到很遗憾，因为德拉吉办公室外的景色真是值得一看。这里是城市的金融中心，摩天大楼林立，但只有几座大楼高过了185米的欧洲央行总部大楼，所以整个环境令人印象深刻，却不咄咄逼人。法兰克福重建后的旧城坐落在金融城和欧洲央行孤零零的塔楼之间，很像一个毗邻古堡和大教堂的中世纪小镇，世俗和宗教的权威在各自的山丘上隔空相对。
远处，平缓的陶努斯山绵延不断，天空中的飞机像串珠一样排成一行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
在欧洲央行的玻璃和钢结构建筑旁边，一座铁路桥横跨美因河。铁轨通向一个繁忙的集装箱码头，这似乎在暗示这座金融城所依赖的实体经济，大部分都不在欧洲央行总部大楼上的德拉吉的视野之中。然而，如果有人真的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那么这位央行行长就会提醒他，过去6年欧元区创造了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德拉吉有资格说，他从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忽视过实体经济。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全景照。此外，建议到访欧洲央行总部大楼南塔第二高层的游客注意发掘那些隐藏在办公楼装饰中的信息。
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幅欧洲地图作为会议桌的背景，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布置。在德拉吉的前任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任行长时，它就是办公室的重要装饰。办公室角落里一个矮架子上的大金币，是送给欧洲央行第一任行长、荷兰人维姆·德伊森贝赫（Wim Duisenberg）的礼物。它刻画了法兰克福的城市和美因河的景观，是17世纪晚期泰勒铸币的复制品。2011年，当特里谢将接力棒交给德拉吉时，德拉吉决定保留这些物品。3年后，他搬到欧洲央行新总部，仍然保留了这些装饰。现在它们还是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要想找寻德拉吉在欧洲央行工作8年所留下的特有印迹，就必须把目光投向角落，甚至要检查一下夹藏在书中的物品：德国《图片报》（Bild ）送给他的著名礼物普鲁士头盔、一块装有2013年新发行的5欧元纸币的星形玻璃、一个半藏在低矮储物架上的雪铁龙汽车模型。
在执掌欧洲货币联盟的时代即将结束之际，德拉吉没有考虑太多自己会如何载入史册，但是关于他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个物品可窥见一斑。在那幅欧洲地图下的一个边柜中有一块小银牌，那是他在最后一次正式访问布鲁塞尔时，欧盟议会赠给他的，上面写道：“向拯救了欧元的马里奥·德拉吉致敬。”
历史可以证明，在面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时，将19个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法律政治制度的国家，像拼接最为复杂的拼图一样绑在一起，是欧洲自欧元创立以来最伟大的成就。目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地区的许多政治家甚至是广大人民群众似乎都悲观地认为，在这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灰烬中诞生的大胆的项目逐渐衰亡之际，德拉吉勇敢地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来制止这一危机，并描绘出从危机中重生的愿景。
有人认为，德拉吉能做到这一切，主要是因为2012年夏天他在伦敦演讲时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考虑到当时希腊经济正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并“传染”到欧盟其他国家，欧元似乎已经没有未来，德拉吉的成就更成为神话般的传奇。实际上，他所做出的这一承诺影响非常深远。许多人认为这是欧洲危机的转折点。用德拉吉的导师斯坦利·费希尔的话来说，这是“绝妙的一击”。
如果拉近镜头仔细观察，画面就变得更复杂了。严格地说，作为第三任欧洲央行行长，拯救欧元并不在这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工作职责范围内。根据欧盟法律，德拉吉的任务是维持欧元区的物价稳定。正如官方定义的那样，通货膨胀“在中期内低于但接近2%”（尽管你可以说，如果没有欧元作为单一货币的话，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德拉吉远不如前任特里谢和德伊森贝赫成功。在德拉吉的任期内，欧元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2%，而从1999年到他接任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则恰好为2%。
这位意大利人不得不负责收拾7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这个烂摊子，包括避免欧元崩溃和抗击通货紧缩，以及连带的一切问题。没有人能责怪他不够努力：他推出了其他大型央行从未尝试过的负利率政策，完成了超过2.5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以极其优惠的条件向银行提供了巨额贷款，尝试了基于现代货币政策设计出来的大多数新工具，还在一个由若干争吵不休、分歧重重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不平衡经济体中，扩展了政策工具的应用边界。
一开始，批评人士（他们主要受到德国央行传统货币理论的影响）警告称，欧元区充斥廉价货币，最终会将欧洲央行带入通货膨胀失控的困境。当通货膨胀失控的情况没有出现，价格增速反而下滑至零及以下时，批评人士坚称通货紧缩并不是真正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欧洲央行（特别是德拉吉）听凭德国强硬派灌输关于德国20世纪2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集体记忆，忘记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支持了纳粹的上台，那么会发生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期望不断降低，经济学家的通货膨胀噩梦不会真正发生。尽管欧洲央行采取了所有刺激措施，但物价上涨的速度仍似蜗牛一般。这一危机表明，维持通货膨胀率略低于2%的政策还不足以保证欧元正常的存续发展。
正如德拉吉经常说的那样，欧洲需要的是经济增长。在这一方面，人们对目前局面的判断无疑更为正面。欧元区已经挽回了在两次衰退中的损失，失业率创出历史新低，各国国内支出和投资稳步上升。德拉吉在2019年夏天的讲话 [1] 中说：“现在很难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目前形势正在明显向好。”
不过，故事的另一条主线就不由欧元区决定了，且这条故事线明显不那么乐观。美国难以预测的政治议程、全球贸易战的发展演化、中国从进口导向的国家转变为日益自力更生的全球大国、英国无序脱离欧盟的风险加大 [2] —这些因素都在经济上留下了印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政策制定者满足于观察事态的发展，他们称之为透过噪声观察。但在这个时候，有必要采取有效行动来确保欧元区的经济持续增长。
批评人士认为，自任期最后几个月开始的政策转变，是德拉吉的决策一直存在缺陷的证据。2017年，经济扩张的速度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但由于通货膨胀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各方面都没有提出结束这次空前的货币刺激政策的要求。但欧洲央行政策的支持力度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实际也已乏力。现在，欧洲央行的政策工具储备已经捉襟见肘，维持其效力的战略尚不明朗。这也使得欧洲央行在欧元区某些地区（如意大利和德国）的地位受到损害。
那么，与8年前上任时相比，德拉吉离任时的欧洲央行权威是否有所减弱呢？答案是很可能没有减弱。如果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那么经济增长将会更加疲软，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尽管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但经济仍有望增长。当然，德拉吉留下的是几乎耗尽的政策工具箱。他留给继任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明新的工具。但现在的欧洲央行比8年前更加强大。
现在，对欧洲央行的决断力及其独立做出重大决定的能力的任何怀疑，都已经被消除了。欧洲央行在地区领导者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这种地位高到在政治家中形成了条件反射，即有困难就会求助于法兰克福。）欧洲央行的职权范围变大了，政策工具更加有力和多样化，内部组织已经升级至足以应对管理世界第二重要货币的挑战。
但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央行也更容易受到冲击。其原因首先是欧洲央行作为银行监管者，在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或破产时会面临声誉和法律的考验。其次是欧洲央行还持有数万亿欧元的政府债券，是债券市场上的“巨无霸”，其所做出的决定对各国财政乃至相关政治人物的选票都会构成直接影响。怀疑论者认为，这种影响力将削弱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独立机构永远是各国政府在经济陷入困境时的替罪羊。尤其是欧洲央行在做出决定时，还得从整体上考虑欧元区19个国家的利益。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总会有几个甚至更多国家在抱怨欧洲央行的决策。这是这个系统固有的不平衡性。
最初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欧元还会继续存在吗？德拉吉真的拯救了欧元吗？“言之过早了”，聪明人可能会这样回答，但这个回答太敷衍了。让我们来评估目前的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德拉吉自2012年夏天以来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他当年在伦敦提出的六字真言的后续。2003～2013年担任英国央行行长的默文·金（Mervyn King）曾说：“要从整体上来看德拉吉在货币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换句话说，不惜一切代价的表述，不仅仅是他用来应对危机的权宜说辞，实际上也是他整个任期的首要目标。”
欧元无疑更加坚挺了。欧元区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度过了其短暂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还将成员范围扩大到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欧洲东部更多的国家也希望加入。一只旨在救助陷入危机的国家的基金已经到位并开始运作。至少在纸面上，各国之间建立了财政协调机制和财政纪律。目前，欧洲央行已对欧元区各地的银行进行了联合监管，以消除国别歧视。这种歧视曾让投资者怀疑任何一家银行的账目都隐藏着腐败。尽管人们担心欧元会在2012年消亡，但德拉吉和各国央行行长们完全不理会这一想法。“我们从不相信欧元会崩溃。”2012～2014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部长（简称财长）的雅尼斯·斯托尔纳拉斯（Yannis Stournaras）说。他后来成为希腊央行行长。
尽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无数次通宵峰会中，各国政要的努力取得了进展，但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仍有许多政治工作要做。欧元区仍然缺乏一个联合预算来平衡好年景和坏年景，银行业联盟不完整，资本、商品和工人在区域内的流动仍受到限制，这使得欧元区经济脆弱，内部的差异易被放大而不是被消除。
当出现问题时，投资者和商人（更不用说政治家）的自然反应仍然是躲在国内、缩减开支。是的，在德拉吉任期结束前约5个月举行的2019年春季欧洲议会选举，标志着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民粹主义者的受挫。这表明，将欧洲大陆团结在一起的政策对欧元区3.4亿公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民族主义者传递出来的信息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夺回控制权”，对这句口号产生共鸣的，是那些希望重新获得对自己事务的主权的人，他们对在布鲁塞尔或那些大国首都做出的决定总是表示怀疑。
德拉吉的祖国意大利的现状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和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但德拉吉的许多作为在这里却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相当部分的意大利人对欧元持怀疑态度，让德拉吉尤为担忧的是，许多高层政治人物也持有负面看法。
危机后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对暴露出的问题的回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在意大利发生的一切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意大利于1999年成为欧元区11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政治和金融精英却无法充分利用单一货币为意大利的巨额债务提供廉价资金，也无法为意大利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
当危机来袭时，意大利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停滞，这成为民粹主义者得以成长的沃土。他们公开呼吁打破单一货币，或者破坏与单一货币有关的脆弱的规则。2018年选举后组建的政府由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党组成，这使得德拉吉这位领航意大利政坛20年的“航海家”几乎丧失了对意大利新政治精英的影响力。对于少数对他的想法感兴趣的人，比如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和总理府国务秘书贾恩卡洛·焦尔杰蒂（Giancarlo Giorgetti），他偶尔会提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很快就淹没在意大利喧嚣的政治讨论之中。政府里的其他人对德拉吉来说都是陌生人。为了安抚市场而被选任为财政部部长的是经济学教授乔瓦尼·特里亚（Giovanni Tria），而德拉吉与他从未见过面。
这又是一届不打算长期执政的意大利政府，最终被五星运动党和民主党之间同样脆弱的联盟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