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逆说美国的民主》 美国以自由的代言人自居， 然而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司法体制和社会文化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本书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为切入点，展现了一幅美国社会纵断式的景观图，灾害暴露出的贫困、不平等、政治分裂、种族壁垒等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的政治家和普通人。美国式民主是否具有本质上的缺陷？以“他者”的视角，着眼于美国的政治困境，日本学者尝试解构美国式民主。
《古代中国的文明观》 今天人们定难想象，上古时代，黄土高原曾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荒漠化源于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始于大量砍伐森林。在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文字出现不久，城市建设方兴未艾，面对飞速发展的文明，古老的巫术与神灵失去力量，古代思想家忧喜参半，纷纷设想人类的明天。儒家相信天地自有能力供养人类，鼓励人们在吃穿用度的每一个方面彰显阶级差别，是为礼；墨家相信节约是解决资源短缺的唯#一方法，谴责奢靡浪费和不义之战；而道家探索天地、自然规律，看到了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提倡“小国寡民”。此后，儒家成为官学，墨家销声匿迹，道家则以其形而上的特性演化为宗教、哲学，成为中国人替代性想象的源泉。如何应对文明发展——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诸子百家建构起各自的理论体系。自然与文明的冲突逼迫人类反思，在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从先人的遗产中发现启示。
《近代朝鲜与日本》 19世纪末，为打开“隐士之国”朝鲜的大门，欧美列强轮番侵扰，主政的大院君坚决攘夷，拒绝通商传教，树立斥和碑，告诫子民“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然而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率先与朝鲜缔结不平等条约。此后，朝鲜陆续与欧美列强及清国签订条约，朝鲜半岛沦为各国势力的角逐场：日本计划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大陆；清国希望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将朝鲜作为抵御侵略的防波堤；美国希望打开朝鲜国门，获取贸易利益；俄国希望在朝鲜扶植势力，牵制日、美、英三国……在各国势力面前，小国朝鲜的命运如风前灯火。为了延续国祚，保全儒家文明，朝鲜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日本的诞生》 早期日本的历史，只能从中国的史书和东亚各国的古代文献中略窥一二。本书从“日本”国号入手，按照“倭”到“日本”的发展脉络，讲述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诞生的过程。其间，派遣遣隋（唐）使、发现金矿、引进姓氏制度、建立律令制、佛教传入、创造假名文字等大事件，都对日本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而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各国的交流尤为重要——既有文化贸易往来，也有纷争与战乱。早期日本国家的特点、日本民族的个性正是成形于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今日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其根源也深埋于这段古老的历史之中。
《日本的神话》 日本的神话，见载于《古事记》《日本书纪》和记录日本古代各国的《风土记》。不同于华/夏民族发达的史书写作和理性文明，日本人直到战前还相信神话中的记载是真实的历史。而本书将神话看作文学作品，介绍了其中z/u/i有趣的部分，探索了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事实。民间传说、诗歌、戏剧，神话的文体多种多样；世界的起源，英雄的传奇，天皇的“族谱”，神话的内容包罗万象。这是一个由绮丽想象构筑的世界。崇拜太阳神的民族虽多，女性的太阳神却很少见；创世之神虽然必不可少，男女一对的却很稀有；浪漫奔放的爱情故事虽多，兄妹姐弟通婚的习俗却很独特；现代日本人拘谨内向，古代神话中却充满露骨的性暗示。大和先民被茫茫大海包围，逐渐发展出独树一帜的岛国文明。今日我们目之为怪的现象，或许便扎根于这段独特的历史之中。
《日本文化关键词》 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中国文化向来强调人的一生要立功立德，而对终要面临的“死亡”多避讳不谈。在禅宗思想中，生即是为了死，生死不过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在日本文化、宗教、艺术、思想领域，禅宗的“无常观”浸透尤深。镰仓歌人西行面对着血海尸山吟咏出了花月之美；南北朝歌人吉田兼好厌倦了名利风雅后写下“物皆幻化，何事暂住”；能剧大家世阿弥在探讨能剧艺术与人生时说：“花将萎，方为有趣。”这是一本关于“无常”的日本文化史。作者藤田正胜从几个关键词巧妙切入，向我们展示了日本歌人、俳人、僧禅对于生死的思考，诠释了日本文化的真义。
《日本的汉字》 古代日本人从中国带去汉字，也带去了文明与开化。汉字被用于记录日语，在日本人的手中，逐渐发展出不同于中文汉字的特点。有些汉字按照古汉语发音，有些按照日语发音；有些字写法与汉语相同，意义却不同；日本人为了方便书写、表义，甚至创造出新的汉字，称为“国字”；为了翻译西语，创造出新的汉语词汇，后来又传回中国，成为今天我们的常用词。在日本，汉字的形态丰富多样，有广为流传的错字，有无人看懂的“幽灵文字”，有特定阶层使用的语相文字，也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个人造字，还有广告招牌上的艺术字……日本汉字学家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资料搜集和田野调查，带领我们走进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文字世界。
《京都》 京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日本史”。日本再无一座城市像京都这样，布满历史的沧桑与印迹。漫步于京都街巷，我们能从棋盘格的城市格局中看到平安贵族对大唐的向往，在六波罗看到《平家物语》的遗迹；转过街角，又在银阁寺的茶室里发现茶道与花道的起源；而在醍醐寺，樱花树下萦绕着丰臣秀吉未做完的梦。神社、寺庙、庭院、泉池，京都的美，不仅在于风景的美，更在于历史的厚重。以时间划分空间，以空间展现时间，在不同的地点，探寻不同的历史。京都大学教授林屋辰三郎，凭着对京都的熟稔和专业，解读古都，从一座城市一窥一个国家的历史。
《格差社会》 父母的职业决定子女的职业，父母的收入决定子女的收入，父母的阶层决定子女的阶层，寒门再难出贵子？私立学校贵族化，公立学校精英化；职业教育缺失，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年轻人没有存款，养老金杯水车薪；人人平等的机会被剥夺——教育、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与阶层差距都在扩大。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用翔实的数据揭示了一直不受重视的年轻人失业、女性贫困、老年人无依无靠等格差社会的严峻状况，并提出解决之道。作者不拘于经济学家的立场，以人文主义的关怀，试图为弱势群体发声。
《过劳时代》 从欧洲到美国，从日本到发展中国家，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却越来越疲于奔命？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心理？贫富差距、交通安#全、性别歧视……过劳现象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本书从全#球化、信息技术、消费社会、管制放松等角度，分析了过劳背后的社会动向，指出现代人的普遍心理特征，并介绍了荷兰、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为解决过劳现象而作出的尝试。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以大量数据、详实案例立论，集十数年研究成果之大成，为我们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
部分摘录：
关于自由的争论 虽然奥巴马打出“自由的新生”这一旗号，但林肯曾就“自由”做过下述阐释：“我们都讴歌自由。然而，即便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也未必是同一个意思。”
比如，新罕布什尔州将该州的标语定为：“不自由，毋宁死”（Live Free or Die）。这句话颂扬了美国为从英国获得“自由”而进行独立战争的精神，该州的车牌上也都写着这句话。然而，在距今三十年前，曾发生过一名男子因故意遮盖车牌上的这句标语而被罚款之事。他分辩说：“我没有理由在生活方式上遵从政府的指示，我的生命只奉献给上帝。”双方的争执甚至惊动了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法院出于重视信仰和言论自由的立场判定该男子胜诉。
这在顺从于中央政府的日本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不过，我们只要翻开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关于怎样解释“自由”这个词的争论一直是推动美国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尤其是把联邦政府看作“对自由的威胁”还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这个问题。
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讴歌了从专制君主制中的解放和共和制国家的诞生。然而，就建设什么形式的国家而言，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式强大联邦政府的联邦派和其反对派发生了争执，并渐趋白热化。结果，为了防止联邦政府出现“专制君主化”的趋势，三权分立、民主主义、各州拥有自治权等各种各样的原则被写入了宪法草案。草案以微弱优势通过，根据正式宪法，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于1789年4月在当时的首都——纽约的华尔街举行了总统就职仪式。当时，北卡罗来纳和罗德岛两个邦因为拒绝批准宪法而未加入联邦。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纷争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奴隶制，而是早在宪法制定时就存在的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北方和以农业为中心的南方之间的矛盾。北方试图通过保护贸易和建立国家银行来加强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南方十一州则建立了美利坚联盟国（CSA），制定自己的宪法并选举杰弗逊·戴维斯将军为总统，与“USA”（美利坚合众国）对抗。如果当时与南方棉花种植园关系密切的英国支持了CSA，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USA了（英国因为接受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而倾向于支持北方）。
南北战争结束后，在北方的主导下，美国统一，开始作为近代工业国家飞速成长。但是，因为考虑到工商界的意见，共和党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执政理念，最终导致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结果，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思潮：为了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真正实现公正而自由的社会，联邦政府的积极介入不可或缺。可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修正资本主义”的立场施行的新政就是其象征。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新政招致了以实业界为首的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下达了违宪判决，可见联邦政府引起了人们多么强烈的警觉。
在美国，人们将这种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政治思想称作“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欧洲的“自由主义”在内涵上正好相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是最主流的政治思潮。以民主党为主导，战后的福利型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都是其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在否定君主制和贵族制等身份制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里几乎不存在对近代本身持怀疑态度的欧洲式的保守主义，其建国思想是约翰·洛克等人所主张的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启蒙思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做过一项著名的论断，她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使个人契约，而不是君王或宗教成为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威，这是近代史上唯一一个成功案例。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一贯有注重自治和独立精神的传统。在这里，为了与传统的保守主义相抗衡，以政府权力为媒介、以激进方式实现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未如在欧洲一般被广泛接受。也就是说，总的来说，欧洲的政治空间是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三个轴组成的。而在美国，不论“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以（广义上的）自由主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原本就很小，甚至有人认为“保守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右派，而“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左派。
走进“自治”时代 石油危机之后，美国财政状况拮据，管理机构臃肿，且深陷越战泥潭。这样，以合理主义、社会工学思维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被视为一种“宏大叙事”而减色不少。“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和唯我主义（meism）的流行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以南方白人阶层为中心展开的民权运动及其主导者民主党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感。在1980年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获胜，这件事标志着“自由主义”因遭受否定而就此终结。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论断：“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
以里根为首的“保守主义联盟”主要由以下四种势力组成：①安全保障保守派，也即“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他们以越战的失败和冷战的现实为戒，追求恢复“强大美国”的权力；②经济保守派，也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他们提倡以减税、放松管制、民营化、自由贸易为象征的“小政府”；③社会保守派，以恢复被民权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削弱的“传统价值观”为目标，以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基督教保守派为中心，发展宗教右派势力；④传统的稳健保守派，即“老共和党”（Old Republican）。
在这一背景下，“自由主义”成了“软弱外交”“臃肿政府”“道德败坏”的代名词。在20世纪90年代的八年间，虽然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夺回了政权，但他仍然不得不向保守势力妥协，采取了“（向右转的）中间路线”。
举例来说，2008年秋，以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为导火索而爆发的金融危机，其原因之一就是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银行远离其主业而向高风险投资倾斜。原本，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区分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但在放松管制的潮流中，克林顿于1999年——其任期内——废除了该法。
话说回来，“保守主义联盟”内部在执政逻辑上也并非完全一致。比如，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和社会生活，或主张将这种干涉限定在最小范围内，而他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出于对政府干涉婚姻和家庭这种私人领域的厌恶而反对政府禁止同性婚姻，这与宗教右派的立场截然相反。2003年，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之际，原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科林·鲍威尔等人便从较为稳健的立场上主张有限度地参战、重视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这与新保守主义的立场相当不同。
换言之，里根总统的“保守主义联盟”说到底只是乌合之众，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最大公约数”是“自治”（selfgovernance）的理念。这就是说，对内排斥政府的干涉，重视个人、企业、社区的自由和自治；对外排斥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干涉，保障作为国家的自由和自治。将政府看作实现自由的手段——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想法是在大萧条这一极为特殊的状况下产生的特例。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的基本思想依然是“自治”（反之，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保守派这种几近顽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恰恰是“反理性主义”的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口号“国家优先”（Country First）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对联邦政府的怀疑态度和“国家优先”的主张并存——这在日本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尽管如此，信奉“自治”这一点却能将两者联系起来——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美国。
里根总统最喜欢的口号“回复本原”（Back to Basics）的诀窍就在于“自治”，这也正是他力图“保守”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在向美国的原点“回归”这一点上，奥巴马和里根确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里根以采取否定自由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回归”，而奥巴马更注重“兼收并蓄式”的思想和手法，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三、奥巴马主义 “兼收并蓄式”思想和手法 这里所说的“兼收并蓄式”指的是“超越二元对立”和“尊重多元价值观”。奥巴马曾说“既没有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没有保守主义的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我们今天应该关注的并非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是否起作用”，说明他试图超脱左右派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布拉格演讲中，他用“无核武的世界”这一概念将国际社会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说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可分割。既重视硬实力，也重视软实力；既同鸽派接触，也同鹰派接触，不先验地排除任何一方。
他还说：“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荣辱与共的信仰。假如，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孩子无法读书识字，即便他与我非亲非故，我也会心怀忐忑。（中略）假如，一个阿拉伯裔的美国家庭未经律师辩护或诉讼程序就遭受不公正待遇，同样会让我寝食难安。”这令人想起约翰·F. 肯尼迪总统曾说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保全少数的富人”。同时，这种想法也超越了自己和他人、内和外的矛盾。在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成为支撑奥巴马对内采取干预政策、对外采取国际协调路线的思想基础。
从本质上来说，将乍看相反的立场进行折中——这种想法和手段允许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这点对内表现为与林肯相似的、以“政敌团队”为基调的组阁方式，对外则表现为他在2009年6月开罗演说等场合中提出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
美国历来将自己比作“山巅之城”“昭昭天命”“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体现了一种近似于选民思想的自我理解方式。历代总统都通过这样的言论来谋求国家团结。父亲出生于肯尼亚，母亲是人类学学者，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孩提时代，以少数群体的身份在位于太平洋中央的夏威夷长大——这样的奥巴马对美国的理解是多面的、多义的，至少与将美国的正义视为绝对并试图将其传播到全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2009年11月访问日本时，奥巴马在皇宫向日本天皇和皇后深鞠躬，由此引发了议论。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批评奥巴马说：“美国总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低头。”从这儿可以看出二人的认识迥然相异。
奥巴马曾经引用林肯的话说：“与其说上帝站在哪一边，不如说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其中蕴含了对小布什外交的讽刺，后者强调“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认为美国的正义是绝对的。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示要“以史为鉴，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和理性的局限”，这和他本人对美国的认识是吻合的。
2009年1月，奥巴马作为总统签署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莉莉·莱德贝特公平酬劳法》（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该法案旨在方便人们发起与工资歧视相关的诉讼，以一名七十岁白人女性的名字命名，该女性退休前曾在大型轮胎制造商固特异的亚拉巴马州工厂工作，长年来致力于同工资性别歧视做斗争。奥巴马夫妇在竞选总统期间和她相识，邀请她一起乘火车前往纽约参加总统就职仪式、参加舞会和法案签署仪式。奥巴马赞赏她虽然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但一直在为了下一代的权益斗争，并确认将让所有人——不论年龄、性别、种族，都能在社会和经济上得到公正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