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犹太人从哪里来？ 他们如何在几个世纪的颠沛流离中维系强烈的社群意识？ 当代犹太人为何在饱受蹂躏的历史阴影下仍然对民族身份感到自豪，并将他们的民族家园发展得蒸蒸日上？
全书涉及面广、信息量大，通过追溯犹太人从传说时代直到当前中东和谈的历程，既展现了决定犹太历史进程的主要地理、文化、政治因素，又介绍了形形色色的犹太人，他们塑造出犹太人的性格、心态和愿景。为了使这一综述具有国际视野且合乎时宜，作者聚焦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关键事件和占主导地位的犹太社群。
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希伯来研究学者、文化史学家、著名作家兼拉比。在他笔下，一个在多元文化生存环境中卓然自立的民族的事迹被娓娓道来。书中包括实用的地图、生动的图片、大事年表和补充素材，将这些资源集于一册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为对犹太人感兴趣的读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见解。
《独霸中东》： 从无人机到卫星，从导弹防御系统到网络战，以色列在将新技术应用于现代战场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小国是如何长期身处战争环境而不断适应战争形式的变化，并成为21世纪的新型强国的。当然，以色列的“强”并不在体量，而在创新和效率上 作为21世纪探索战争模式的先锋，面对不断变化的战场，以色列研发出许多新型武器，并通过改装手段保持原有武器的有效性、延续性和致命性。虽然世界各国都在应对同样的挑战，但许多国家纷纷学习以色列的经验，尤其是在武器制造方面。可以说，以色列已成为全世界的武器研发实验室。 以色列是如何做到这些的？这些研发成果在军事上和地缘政治上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正是雅科夫·卡茨和阿米尔·鲍伯特在书中讨论的重点。作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同以色列国防体系保持着密切联系，本书可以说是一份来自前线的调研报告。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是一个关于殖民、战争和抵抗的血腥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多样、动人的故事。在这部开创性的雅俗共赏的著作中，屡获殊荣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广泛利用五个世纪的阿拉伯资料，将阿拉伯人的经历放在其关键的历史背景之中，从阿拉伯人自己的视角加以客观呈现。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涵盖了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整个阿拉伯世界，探索了近现代阿拉伯历史的方方面面。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开始，到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竞争，再到现在的美国霸权时代，罗根生动描绘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身份的演变过程和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充满权威睿智的学术洞见。 在世界不少地方，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性格常被严重误解。对于任何想要清晰、高效、可靠了解近现代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本书是必不可少的最佳选择。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但建国以来一直吸引着世界的注意，既受到许多人青睐，也常常成为抨击的对象。
为什么国际社会如此关注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
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众多关键问题上存在如此严重的分歧？
为什么以色列会做出这些决策？它的未来将会怎样？
戈迪斯带我们重温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个个里程碑式事件，向我们介绍一位位凭借满腔热血和强大灵魂在关键时刻改变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他既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是如何成为一个文化、经济和军事强国的，也指出了这个国家犯下的错误，追溯了其在国际上长期受到孤立的根源。戈迪斯清晰而权*地证明，以色列*主要的目的和*重大的成就是实现犹太民族在现代的重生。本书探究的正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现代阿富汗的历史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充满了荒唐、惊悚和悲伤。两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隔40年，就会有一个大国强行阻断阿富汗的发展，破坏其取得的进步。待强权退出，阿富汗历史才能重新开始。 这是一个被自己的恶魔破坏的国家，这是一个被反复争夺和统治的国家。塔米姆•安萨利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来解读祖国的历史，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讲述了长期以来外部世界从未完全了解的阿富汗内部斗争，剖析了现代入侵者屡战屡败的致命原因。在这里，外国的干涉和入侵不是主旋律，它们只是扰乱了阿富汗的发展，阿富汗人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与所有入侵完全不同的：高高在上的私权力、根深蒂固的部落文化、走火入魔的激进思想、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塔米姆•安萨利带领我们走进一个“真实的阿富汗”，为我们了解阿富汗这个长期处于国际话语权之外的国家提供了启示性的见解。
部分摘录：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他将成为代表一代犹太人的声音，从这位诗人痛苦的灵魂中，可以看到整个民族经历的痛苦。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这位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国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国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s），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都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同样的事件。犹太人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理由的仇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欧洲的反犹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东欧，反犹主义主要源于犹太人杀死了耶稣这一神学观点。(1)在科学更发达的中欧和西欧，种族理论得以发展。欧洲种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宗教，而在于他们的种族。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修复”犹太人。1879年，一个名叫威廉·马尔的德国人不但反对犹太人通过同化融入德国社会，还创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一术语，来表达人们（包括他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1]
暴力远非欧洲人蔑视犹太人的唯一方式。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对进入学校和大学的犹太人数量做出严格限定。当局想方设法找犹太人的麻烦，1891—1892年俄国警察从莫斯科驱逐了两万多名犹太人。[2]在欧洲大陆，不管犹太人走到哪，当地人都对他们充满鄙夷，百般刁难。
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一个理性和包容的时代，他们的处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俄国犹太小说家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1842－1885）提醒犹太人保持现实主义态度，他说：“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仁爱的年代的人，不要轻信那些赞美这个时代公平和正直的人，这些都是谎言！”[3]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意识到，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艰难。许多人选择离开。1882—1914年，大约250万名犹太人离开东欧，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奥地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间，有大约130万名犹太人离开俄国。[4]他们大多来到美国，20世纪建立起繁荣的美国犹太社团。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来到巴勒斯坦。
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氛围中，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了。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13岁前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heder）学习，17岁前在日托米尔经学院（Zhitomir Yeshiva）学习。然而，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许多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和领导人的人同样如此），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哈斯卡拉运动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也包含社会和民族议程。哈斯卡拉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犹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狭小的隔都生活中走出来，“提高犹太人的自信，恢复他们的尊严，唤醒他们的情感，复苏他们对美的感受力，改变长期孤立和隔绝造成的思想僵化”[5]。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Volozhin）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国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2)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不久，为了不让祖父知道他“逃学”去了敖德萨，他回到日托米尔，但发现祖父和哥哥都已奄奄一息，家中绝望的气氛很能反映当时其他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去世后，比亚利克在波兰南部小镇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教希伯来语，这份工作让他非常痛苦，但也很有收获，因为正是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不久便被公认为世上最有才华的犹太诗人之一。
他的诗并非只用于表达犹太人的苦楚。比亚利克1898年发表的《聚会锡安》（Mikra'ei Zion）一诗，就表达了犹太人的希望，而非绝望。这首诗是为了纪念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而写。他在其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虽然救赎还没有到来，但我们的救世主还活着；这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突如其来的希望从何而来？比亚利克看到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的时刻”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巴塞尔的历史事件如此重要？还有，这个救世主是谁？
英国、美国、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197名代表来到瑞士巴塞尔，参加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感到自己在创造历史。
距离罗马毁灭第二圣殿、驱逐犹地亚犹太人已过去将近两千年。1897年8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再次汇集在一起，试图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人。响应赫茨尔的号召，犹太人结束了一千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第一次像古犹太民族那样声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要做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而非看客。
那天，着装优雅的代表们从挂有巨大大卫星的入口走进会场，大卫星下用德语写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ENKONGRESS）。代表们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聊天。他们大多为男士，也有女代表。有富人，也有穷人。现场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大家落座后，木槌敲响三声，大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对控制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表达了形式上的赞赏。然后，来自罗马尼亚雅西（Jassy）的“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3)资深成员和复国主义大会高级代表卡尔·利佩博士站起身来，他按照犹太传统遮住头，在许多在场者的哭泣声中，念出传统的“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hu）的祈祷文：“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接着，会议主持者西奥多·赫茨尔开始用德语发表讲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奠定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石。”[6]
在赫茨尔生活和工作的西欧，建立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观念要比在东欧更富有争议。不同于比亚利克所生活的东欧，西欧犹太人仍然相信反犹主义运动将成为历史。毕竟，以前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而隔都的围墙此时已被推倒，犹太人涌入欧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很快成为欧洲的精英。他们在欧洲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比一个世纪前确实好了很多：
在1800年，中欧和西欧的文化史可以完全不提犹太民族或某个犹太人……在欧洲政治界、文化界和研究与科学领域找不到一个响当当的犹太人……但到1900年时，这一情况完全改变，这时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经济、政治、科学和艺术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7]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限制和反犹主义后，犹太人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确实令人惊异。他们成为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著名科学家，成为重要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
虽然进步巨大，但西欧犹太人仍无法摆脱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果说东欧犹太人经常被当作革命分子的替罪羊，西欧犹太人则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比如在德国，犹太人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犹太人很快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位高权重者和精英，特别是在金融业和政治圈。
德国人开始对他们充满怨恨，到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反犹情绪。基于刻板印象，报纸、书籍和杂志开始严厉批判贪婪腐败的犹太资本家，这后来成了20世纪中期实施种族灭绝的那些政权的官方立场。1873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指责犹太人应当为这场危机负责。虽然“贵族跟任何人一样贪婪，但人们大多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神话，贵族仍然是伟大的政治家、英勇的战士和忠诚的公务员。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并没有指向这些权贵以及由他们控制的政府，而是指向犹太人”[8]。
在西欧，恰恰是因为犹太人对现代性的支持和他们在职业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重新招来了人们的反感。犹太人希望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已经一去不返，但哪知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像一个水位不断升高的巨大水库，随时有溃堤的风险，对此犹太人无能为力。
西奥多·赫茨尔成年之时，西欧正处在这种让犹太人既充满希望又无比绝望的时代。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佩斯（后来佩斯和布达合并为布达佩斯），18岁时随家人迁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接触到欧洲社会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和比亚利克一样，他也被这些深深吸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往像那些作家一样出名。他和比亚利克一样笔耕不辍。他热爱艺术，对戏剧情有独钟，但父母和导师担心这个爱好不能让他谋生，因此鼓励他学法律。于是，赫茨尔在维也纳大学注册登记。
刚上大学时，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令赫茨尔深感不安的是，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赫茨尔认为：“不可否认，杜林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9]
讽刺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在回忆自己从何时起对犹太人及其在欧洲的未来这个问题感兴趣时，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显然始于读杜林的书。”[10]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他一位老师在解释“异教徒”（heathen）这个词的含义时是这样解答的：“偶像崇拜者、穆斯林和犹太人。”[11]在维也纳大学，赫茨尔申请加入致力于知性对话和辩论的学生社团莱斯哈雷（Lesehalle）。1881年3月的一次“讨论”发展为一起恶性反犹主义事件，该团体因此被解散。这一事件并没有让赫茨尔放弃社团活动，后来他又加入了维也纳的德国民族主义学生联谊会艾比亚（Albia）。然而他发现，即使在这里，这所汇聚欧洲知识精英的大学也明显是反犹的。他加入两年后，几位联谊会兄弟参加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哀悼活动，并将哀悼活动变为一次反犹主义集会。[12]为了表达抗议，赫茨尔申请退出这一联谊会，一开始遭到其他成员拒绝，后来他们又找其他理由将赫茨尔赶出联谊会。
赫茨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犹太建国问题很可能是在匈牙利议会，这后来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国家反犹党创始人吉奥佐·伊斯托奇（Győző Istóczy）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犹太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去那里生活。[13]“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成为匈牙利反犹主义运动的口号。讽刺的是，伊斯托奇提出的口号后来竟然成为赫茨尔的口号。
伊斯托奇充满仇恨地要求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这是否真的影响到赫茨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赫茨尔事业的开展过程中总能遇到反犹主义。离开维也纳后，赫茨尔来到巴黎，为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巴黎分社写稿，成为一位知名作家。在巴黎，他报道过一起关于巴拿马运河资金的丑闻，几个犹太金融家被指控犯有贿赂和腐败罪。比这个案情更让赫茨尔惊讶的是，这些犹太人的家人竟多为法国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当作典型的都市犹太人，民众认为他们拿淳朴、忠诚的法国公民的血汗钱来投机倒把。[14]
在奥地利，赫茨尔已经目睹了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反犹主义的兴起，而欧洲顶尖大学的精英并没有站出来反对。如今在法国，他发现即使是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也拿反犹主义没办法。
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短短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15]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
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新隔都》时，法国又爆发了一起丑闻。法国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将法国机密泄露给德国人。法国当时没完没了地发生着革命，德雷福斯案的审判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在明显有失公正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宣判有罪并剥夺军衔。对此，埃米尔·左拉（法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