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 1417年1月，猎书人波焦·布拉乔利尼从一个偏僻修道院尘封的书架上取下一份年代极其久远的抄本，无意间唤醒了一部湮没长达千年之久的作品——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这首行文无比优美的拉丁文长诗引发了巨大的讨论，也深深影响了如波提切利、布鲁诺、伽利略、弗洛伊德、达尔文、蒙田、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等艺术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还经杰斐逊之手在《独立宣言》中留下了痕迹。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大转向》中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却鲜为人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故事。他认为，正是由于《物性论》的重见天日才开启了西方文明走向现代的序幕，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 《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 1839年春，英国人武装入侵阿富汗，几乎未遇抵抗。但两年后，阿富汗人揭竿而起，义民起事演变成举国上下的暴力反抗，第一次英阿战争以不列颠惨败告终。威廉?达尔林普尔基于最新的多语种材料，以生花妙笔解析不列颠帝国史上最大的灾难，而这一灾难与当前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危机显然有类似之处。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春之祭》匠心独运，用诙谐而敏锐的手法发掘已被历史抹去的图案，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影响和余波——从1913年芭蕾舞剧《春之祭》的首演，到1945年希特勒的死亡。在这本极为出色的书中，作者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借助普通人的生活和言论、文学作品，以及诸如林德伯格越洋飞行和现代第一部畅销书《西线无战事》出版等事件，记叙了那场大灾难所造成的人们观念的急剧转变。 《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全2册）》 三千多年来，地中海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的一处伟大中心。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是第一部完整叙述地中海历史的著作，书中讲述的地中海故事对世界历史发挥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在时间上它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马耳他神殿的建立一直讲到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在空间上从直布罗陀一直讲到雅法、热那亚与突尼斯，还生动记叙了朝圣者、海盗、苏丹、海军将领等人物的经历。 《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 本书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和细致地勾勒了它从起步到发展至顶峰，再到成为殖民地统治代理机构的转变，最后逐渐瓦解的全过程。书中首先介绍了不断崛起的诸国东印度公司，其次叙述了胡椒、肉桂等香料及棉织物的进口与销售，进而分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融资形式、组织架构、商品构成等，随后介绍了南海公司及其引起的金融危机，以及此后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变化，最后述及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变化及其瓦解的过程。
部分摘录：
1417年冬天，波焦·布拉乔利尼骑马经过德国南部树木繁茂的丘陵和山谷，前往遥远的目的地——一座被认为藏有旧手稿的修道院。对于从小屋门口朝他望去的村民来说，此人显然是个陌生人。他身材修长，胡子刮得精光，看上去穿着得体，身着做工考究但式样简单的束腰外衣和斗篷。很明显，他不是乡下人，然而他也不像城里人或王室成员，当地人会习惯地时不时瞥上他们一眼。[1]他没带武器，也没有穿护身的铠甲，当然不是一个条顿骑士——一个骨瘦如柴的乡巴佬用棍子可以轻松地把他打趴下。虽然他似乎不是个穷人，但也没有常见的财富和地位的迹象：他不是朝臣，朝臣会穿着华丽的衣服，头上洒了香水，留着长长的发卷；也不是个外出打猎和放鹰的贵族。从他的衣着和发型上看，他显然也不是个神父或修道士。
德国南部那时很繁荣。三十年战争[2]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乡村被洗劫，该地区所有的城市被摧毁，但那是以后的事情，就像我们时代的恐怖行为毁掉了从这个时期幸存下来的大部分东西。除了骑士、朝臣和贵族，其他阶层的人忙着在车辙纵横、拥挤不堪的道路上穿行。拉芬斯堡靠近康斯坦茨，曾进行亚麻交易，最近开始生产纸张。乌尔姆位于多瑙河左岸，是个繁荣的制造业和商业中心，如同海登海姆、阿伦、漂亮的陶伯河上游的罗滕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以及更漂亮的维尔茨堡。城市自由民、羊毛经纪人、皮革和布料商人、葡萄酒商和其他酿酒商、工匠和他们的学徒，还有外交官、银行家及收税官，都是常客。但波焦是个陌生人。
还有一些不那么富裕的人——佣工、补锅匠、磨刀师傅及其他流动的生意人；朝圣的信徒，他们去圣地膜拜现存的一块圣骨或一滴圣血；走街穿乡的杂耍艺人、算命先生、小贩、杂技和哑剧演员；逃亡者、流浪汉和小偷。还有犹太人，他们戴着圆锥形帽子及基督教当局强迫他们佩戴的黄色徽章，作为蔑视和仇恨的对象可以很容易被认出来。波焦当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人。
对那些旁观者来说，事实上，他一定是个来历不明的家伙。那时，大多数人会显示他们的身份，即他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有一些大家能明白的标志，如染工手上擦不掉的污渍。波焦则难以辨认。孤身一人，从家族结构和职业之外去考虑，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你属于什么，乃至你属于谁。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以嘲讽的语气写于18世纪的一首两行诗，影射女王的一条小哈巴狗，但可以很恰当地引用到波焦所生活的世界里：
我是陛下的裘园之狗；
请告诉我，先生，你是谁家之犬？[3]
家庭成员、亲属关系、行业协会、社团组织——这些是人格建设的基石。独立自主则没有文化的立足点；确实，它们几乎不被意识到，更别说珍惜了。在指令和服从的关系中，身份获得了恰当和彼此认同的位置。
试图打破这种关系是愚蠢的。一个鲁莽的举动——拒绝对特定的某人鞠躬、下跪或摘下帽子——会导致鼻梁被打断或脖子被扭断。这究竟是什么问题？似乎没有任何连贯的替代选择，当然也没有由教会、朝廷或城镇寡头阐述清楚的方案。最好的做法是谦卑地接受命运给予的身份：农夫只需知道怎样耕地，织工知道怎样织布，修道士知道怎样祷告。当然这些事情有可能做得更好或更糟；波焦发现自己感谢这个社会，并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技能。但是，为了某些不可言喻的个性、多面性或强烈的好奇心而奖励一个人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确实，好奇心被教会视为一桩弥天大罪。放纵好奇心就意味着永堕地狱的危险。
那么，波焦是谁？他为什么不公开显露自己的身份？这是体面人习惯的做法。他没有佩戴任何徽章，也没有携带任何商品。他有一副习惯同大人物打交道的自信的模样，但他自己显然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大家知道一个重要人物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是一个重要人物会带着家丁、武装侍卫和穿制服的仆人的社会。骑马的这个陌生人，穿着简单，只有一个同伴。当他们在小酒店停留时，似乎是个助手或仆人的他的同伴开口张罗。当店家与他说话时，很明显他几乎不会说德语，他的母语是意大利语。
如果他试图向一个好奇者解释他是做什么的，那只会加深他身份的神秘感。在一种读写能力有限的文化环境中，对书籍感兴趣是一件怪事。波焦如何解释他拥有这种特殊兴趣的较古怪的特质呢？他不是寻找祈祷书、弥撒书或赞美诗，这些书装帧精美、华丽，就是文盲也知道它们的价值。在这些书中，有的用宝石或黄金镶嵌，经常被锁在特殊的盒子里或用链子系在讲台和书架上，所以手段再高超的窃贼也无法得逞。但这些书对波焦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也不关注神学、医学或法学著作，这些都是专业精英青睐的重要工具书。这种书甚至对那些读不懂的人也具有留下深刻印象或令其畏惧的力量。它们有一种社会魔力，大部分与不愉快的事件相关联：一桩诉讼、腹股沟疼痛的肿胀、巫术或异端指控。一个普通人懂得，这种书有牙齿和爪子，因而理解为什么一个聪明人会猎杀它们。但波焦对此漠不关心，这又令人费解。
这个陌生人打算去一个修道院，但他不是神父或神学家，也不是异端审判官，他也不收藏祈祷书。他要搜寻旧手稿，其中许多手稿发霉、被虫蛀，即使训练有素的专业读者也几乎无法辨认。如果写有这些书的羊皮纸仍然完好无损，那就会有一定的现金价值，因为这些羊皮纸可以用刀仔细刮干净，用滑石粉弄平整，重新书写。但波焦并不从事羊皮纸交易，他实际上厌恶那些将原有文字刮掉的人。他想看这些羊皮纸上写了什么，即使字迹潦草难认，他最感兴趣的是四五百年前的旧手稿，即1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手稿。
除了少数人，对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人而言，要是波焦试图说清楚意图，那他的这种搜寻似乎很奇怪。如果波焦继续解释他实际上对四五百年前写的东西一点不感兴趣，那这就会让人觉得更奇怪了。他鄙视那个时代，视其为迷信和无知的污水坑。他真正希望发现的是那些文字与它们被写在旧羊皮纸的时刻无关，他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那些文字没有被低级抄写员的精神世界污染。波焦希望，那个抄写员尽职并准确地抄写一份更旧的羊皮纸，这张羊皮纸之前由另一个抄写员抄写，除了留下的这个痕迹，他们卑微的生活对猎书人没有特别的影响。如果这近乎奇迹般的好运持续下去的话，那先前的手稿早已消失在尘埃之中，倒是更古老手稿的一份忠实的抄本，而那份手稿则是另一份手稿的抄本。现在对波焦来说，这一搜寻终于有了激动人心的结果，这位猎书人胸腔里的心脏跳得更快了。这条线索让他返回罗马，不是回到当下的罗马：教廷腐败、尔虞我诈、政治衰弱以及鼠疫的周期性爆发，而是回到有着论坛、议事院和拉丁语的罗马，它那水晶般的美丽曾使他充满了惊奇及对一个失落世界的渴望。
对任何一个在1417年踏上德国南部土地的人来说，上述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听取波焦的说法，一个迷信的人可能怀疑这是某种特定的巫术或《圣经》占卜；一个更老练的人可能诊断为一种叫藏书癖的心理执念；一个虔诚的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健全的灵魂会在救世主为愚昧的异教徒带来救赎的希望之前，感受到一种充满激情的吸引力。所有人都会问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此人为谁服务？
波焦可能自己也难以找到答案。他不久前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ⅩⅩⅢ）服务，更早之前他也先后为几位罗马教宗服务过。他的职业是“文书”（scriptor），即罗马教廷官方文件的一个熟练书写者，由于心灵手巧，他已经晋升到若望二十三世麾下使徒秘书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他随时准备写下教皇的话，记录其教谕，用优雅的拉丁文为其撰写大量的国际信件。在正式的教廷环境中，身体能近距离接触绝对统治者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此波焦是个重要人物。当教皇在他耳边低声说什么，他仔细听着；他也低声对教皇说话；他明白教皇微笑和皱眉的意思。正如“秘书”一词所表明的，他有权获知教皇的秘密。而这位教皇有许多秘密。
但此时，波焦正骑马搜寻古代手稿，他不再是使徒秘书了。他并没有冒犯他的主子教皇，他的主子仍然活着。但一切都改变了。波焦服务过的教皇，之前在其面前，信徒（及不那么信从的人）会颤抖，而此刻，即1417年冬天，这位教皇坐在海德堡的帝国监狱里，被褫夺了头衔、名号、权力和尊严，遭到公开羞辱，被教会的权贵们谴责。“神圣和正确”的康斯坦茨宗教大会宣布，因他的“可憎和不当的生活”[4]，他给教会和基督教世界带来了丑闻，他不适合再留在那个崇高的职位上。因而，宗教大会解除了所有信徒对他的忠诚和服从；确实，现在禁止称他为教皇，也不允许效忠于他。在漫长的教会史上，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丑闻，但这样的事以前很少发生——之后也没有再发生过。
这位遭废黜的教皇并不在场，但波焦，教皇昔日的使徒秘书可能在场，当里加大主教将教皇的印章交给一个金匠，金匠一脸肃穆地把它打碎，打碎的还有教皇的左臂右膀。前教皇所有的仆人都被遣散，他的信件——波焦曾在这些信件的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正式封存。他施洗礼时被称作若望二十三世的教皇不再存在；曾经拥有这个头衔的人又一次名为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而波焦现在成了一个无主的人。
在15世纪初期，没有主子，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尴尬，甚至危险的状态。无论乡村还是城镇，人们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游荡者；流浪汉会被鞭子抽，会被刻上烙印；在一个基本上没有监管的世界的偏僻的路上，不受保护的人是非常脆弱的。当然，波焦并非流浪汉。他精明老练，长期活动在大人物的圈子里。梵蒂冈和圣天使城堡（Castel St.Angelo）的武装警卫不加询问就让他进出城门，教廷职位的钻营者尽力引起他的注意。他可以直接接触一个绝对统治者和富裕而狡猾的巨大领地的主人，这些人声称是西方基督教王国（Western Christendom）全体民众的精神领袖。在宫中私室里，如同在教廷本身中，使徒秘书波焦是个大家熟悉的人物，他和珠光宝气的红衣主教们开玩笑，同大使们闲聊，用水晶杯或黄金杯喝精美的葡萄酒。在佛罗伦萨，他得到了领主宫（Signoria）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的友好对待，这些领主是城里的统治者，总之，他有一个杰出人物的朋友圈。
但波焦不在罗马或佛罗伦萨。他在德国，他跟随前往康斯坦茨城的教皇则在牢里。若望二十三世的敌人获胜并取得了控制权。曾经对波焦打开的大门紧紧闭上了。钻营者渴望得到帮助——一份特许、一桩法律裁决、一个对他们自己或亲属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曾向这位秘书献殷勤，作为向他的主人献殷勤的一种途径，如今他们都另找门路了。波焦的收入突然枯竭了。
那份收入曾经相当可观。文书没有固定的补贴，但他们可以就收发文件收费，得到所谓的“特许权”（concessions of grace），即经过教皇口头或书面授权做一些技术上的修正或破例以谋取合法的好处。当然，还有别的一些非官方的费用，可以私下揣入教皇耳目的口袋。在15世纪中叶，一个秘书的年收入为250至300弗罗林[5]，一个具有进取精神的秘书可以挣得更多。在十二年任职期结束时，波焦的同事，特拉比松的乔治在罗马银行存有四千多弗罗林，还有对房地产的可观投资。[6]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波焦声称他一生既无雄心也不贪心。在他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他攻击贪婪是人类最可憎的恶习之一，谴责虚伪的修道士、肆无忌惮的贵族和不知满足的商人的贪婪。当然，仅凭表象就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是愚蠢的。从他的职业生涯后期可以充分看出来，当他设法返回教廷时，他利用其职位很快发了大财。到1450年代，除了一幢豪宅和一处乡下的庄园，他还设法购入了几座农场、十九块不同的土地、佛罗伦萨的两处住房，在银行和商号他还有大量存款。[7]
但他的兴旺发达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由税务官员编制的一份1427年的官方财产清册（叫作catasto）表明，波焦财产属于一般水平。而十年前，在若望二十三世被废黜时，他的财产肯定要少得多。确实，他后来的占有欲可能是对那些漫长岁月的记忆的一种反应，他有过几年贫困生活，那时他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地方，既无工作也无收入，难以为继。1417年冬天，波焦骑马经过德国南部乡村时，他几乎不知道他的下一个弗罗林来自何处。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困难时期，波焦并未很快找寻一份新工作，或急于返回意大利。[8]他所做的反而是去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