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它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国。 曾经，它的领土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统治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每一块大陆以及每一个大洋的岛屿上都有它的子民，其影响力无与伦比。这种影响力体现在人口、语言、货币甚至是时间上，因为几乎每一个时区的时钟都要根据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来校准。 这些帝国的辉煌历史图卷，向我们展示一幅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英国史。
《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先驱，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政治家，但真实的克伦威尔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他是身份低微的酒馆老板的儿子，平步青云成为亨利八世的左膀右臂；他既是冷酷的政客，亦是一位富有爱心的丈夫、父亲和监护人；他是一位高度国际化的“文艺复兴式”全才，也是一位忠诚尽职的臣仆。特蕾西·博尔曼基于丰富的调研，为我们讲述了克伦威尔从白手起家到走向断头台的精彩故事。 《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全2册）》 长久以来，英国只是处于欧洲边缘的三流海洋国家，其岛屿四周的海面上全无法纪可言，各种灾厄接踵而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岛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屡次战胜来自四面八方的海上威胁。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英国稳坐海洋霸主之位，成为统治世界海洋的强大贸易帝国。最终，它在20 世纪丧失这一霸权，其海洋帝国的史诗画上了句点。《深蓝帝国》讲述了从阿尔弗雷德大帝到伊丽莎白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之间的英国海军全史，同时，它也是一部英国文化史和帝国史。 《特拉法尔加战役》 《特拉法尔加战役》是一部关于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全景战史。该书首次出版于1910年，后多次再版，至今仍被公认为对这场海战最为精良的研究作品之一。科贝特兼具海军历史学家与海军战略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著作将细节的把握与精密的思考相联系，通过对这场著名海上战役的通贯叙述,呈现出拿破仑战争时代庞大纷繁的政治军事史图景，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关于海军战略原则的种种思绪。 《机械宇宙：艾萨克·牛顿、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这是一本想了解科学史的人不能不读的难得佳作。我们可以通过作者通俗而不失生动的叙事，认识那个天才成群结队的时代，认识科学与现代世界的关联，认识人类世界的科学史。这是历史上首度透过科学社群的集体力量寻找描述宇宙的简洁的数学形式。作者认为，他们努力的成果，永远改变了人看待自己和自身地位的方式。本书结合历史和科学，描绘一幅引人入胜的科学家群像，他们所揭示的答案在今日仍旧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关键。 《伊丽莎白女王》 本书讲述了伊丽莎白女王功绩彪炳史册、情感生活起伏曲折的一生传奇，描绘出一幅都铎王朝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之辉煌历史图卷，以及日新月异的英国社会风俗画。同时，作者也对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分别予以浓淡不同的刻画，并对女王身边的宠臣栋梁们及其公私生活也不厌细致地描写和介绍。这本书情节描写详尽，人物栩栩如生，内容丰富多彩，带给我们关于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伊利莎白女王——所应知的一切。
部分摘录：
一位乘客如此描述眼前的舰长：“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是第一个令我见过以后就联想到拿破仑和纳尔逊的人……他对周围所有人都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在见到他之前你怎么都无法想象，他轻微的赞许和责难对每一个人有着何等的影响。”[1]
这位乘客名叫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31年年末随“比格”号（Beagle）出海时22岁；他提及的舰长名叫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时年26岁。达尔文目睹了巅峰时期的皇家海军。“比格”号出海前，达尔文还参观了HMS[2]“卡列多尼亚”号（Caledonia），这是一艘载有120门炮的战列舰，犹如狰狞的海上巨兽。“船舰的身形如此庞大，令人惊叹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以及其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实现的。走近她时可以听到阵阵嘈杂声，就像一座远处的城镇在晚上传来的声音。”[3]还有一次，他见到HMS“比格”号的下层甲板后颇为感慨，那是水手们进餐和睡觉的地方，他觉得甲板的整洁程度甚至令许多绅士的房子都相形见绌。
运转有序、号令严明、环境整洁，这些是皇家海军的标志。船舰就像上了润滑油的机器一样运行无碍。训练和演习让船员们学会团结协作，像齿轮一样有序运行，将一台复杂无比的机器变成了一艘可以战斗的船舰。不列颠水手守纪、高效而且强健，统领他们的长官十分专业，船舰运行平稳，这些要素把皇家海军推向了世界海洋霸主的宝座。
16年前，19世纪的另一位大人物也登临过不列颠战舰。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向HMS“柏勒罗丰”号（Bellerophon）舰长做了其生命中最后一次投降。“你的战舰有一点最令我佩服，”他一边看着船员们升起小艇、转动绞盘并升起顶帆，一边告诉舰长，“你的船员默不作声，严格按照命令行事；法国的船上所有人都在吵嚷着下命令，吵吵闹闹，跟一群鹅一样。”[4]不列颠水手在进行日常船务时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按规矩行事，对下达的命令从不提问、绝对服从，正因如此，他们在血腥狂暴的战斗中依旧能从容不迫地发射一轮又一轮舷炮，比如基伯龙湾（Quiberon Bay）海峡之战、桑特（Saintes）之战、尼罗河（Nile）之战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之战。皇家海军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在混乱中坚守秩序。
菲茨罗伊舰长生于1805年7月，3个月后特拉法尔加战役打响了。他14岁成为候补军官、23岁成为HMS“比格”号代理指挥官，同时还加入了由一群海军军官组成的兄弟会，他们继承了标准严苛的领导能力和航海技术。菲茨罗伊注定会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他身上具备一系列19世纪海军武官所应有的优点。他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是当时的首相，叔叔卡斯尔雷（Castlereagh）于1812年至1822年任外交大臣。
菲茨罗伊的身世背景可谓无可挑剔，不过在海军中仅有贵族身份还不够。达尔文眼中的菲茨罗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其实后者的优秀品质在海军所有舰长的身上都有体现。海军自17世纪开始吸纳士绅和贵族子弟，这些孩子幼年时（有些年纪小的只有9岁）就被带到海上学习实用的航海技术——如捻接缆绳、打绳结、拉绳子、发射火炮——和行船技艺以及海战战术。他们在海上学艺时和格里姆斯比（Grimsby）的渔民别无二致。1677年以后他们要通过考核才能成为军官——这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激进的精英培养理念，因为那个年代统兵之权还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由此，海军中的领导人物不仅身份高贵，同时还亲历过经年累月的海上生活。菲茨罗伊在皇家海军军官学校（Royal Naval College）获得过数学奖，还是第一个以满分通过副官资格考试的人。人们视其为当时最优秀的海员之一。
不过考验他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不是海上战斗，而是海上的天气。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地处南美洲最南端，海滨条件十分险恶，1828年，“比格”号舰长在火地岛附近自杀，菲茨罗伊接管了这艘布里格帆船（brig）[5]。当时有两艘船舰正在南美洲执行水文测量任务，“比格”号就是其一。远航的领头人是HMS“探险”号（Adventure）的舰长菲利普·帕克·金（Philip Parker King），他早年因探索并测量澳大利亚海岸线而名声显赫。火地岛的测量任务很艰难。之所以进行此类水文调查，是为了搜集航海信息，供海军部制作内容详尽的海图。海上风暴肆虐，温度也在零度以下，金和菲茨罗伊继续带领队伍中的幸存者执行任务。
在这些远航探险的磨砺下，海军将士的忍耐力和驾船技艺被推到了新的高度。像菲茨罗伊这样身处远航探险第一阵线的军官，推动他们的是探索科学的热情。在部分海军部官员的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热情。1831年，海军水文测绘官（Hydrographer of the Navy）弗朗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上校建议查尔斯·达尔文随菲茨罗伊一同参与“比格”号的第二次远航。达尔文准备对环球航行途中遇到的陆地进行地质考察。菲茨罗伊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进行天文观测，测定同经度设定点之间的子午距。
这些考察活动旨在为海军部的知识库补充重要信息。1815年之后，征用来保卫不列颠抵御拿破仑侵袭的数百艘小型船舰被改造成测绘船，测绘世界海图，让商船能够安全航行。1815年至1817年，作战上校威廉·菲茨威廉·欧文（William Fitzwilliam Owen）测绘了五大湖（Great Lakes）和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上游。金上校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的海图，搜集了地貌、植物群、动物群、气候以及当地人口的信息。1821年至1826年，欧文上校测绘了2万英里的非洲海岸。欧文此行可以说是所有远航测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他手下一半的船员和44名军官中的31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他为海军部带回了300张海图，它们对海军抗击奴隶制的战争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也正是这一讨伐行动激励欧文挺过数年的煎熬。到1850年，所有与印度洋搭界的海岸线被全部制成海图，这项始于欧文上校的事业终于彻底完成。
在北极，海军军官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爱德华·帕里（Edward Parry）和约翰·罗斯（John Ross）率领远航探险队顶着酷寒测绘海图，搜寻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1839年至1843年间，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测绘了南极洲海岸线的地图。海军的水文测绘官还测量了气候环境温和得多的地中海海岸线和群岛。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耗费10年时间测绘地中海东部区域，并将这一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呈现给世人。
所有这些远航带回了途经之地在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信息和草图。这些内容不是光靠眼睛粗浅一看就能得来的。1857年至1858年，HMS“阿伽门农”号（Agamemnon）和USS[6]“尼亚加拉”号（Niagara）首次英勇地尝试在大西洋海底铺设一条2000英里长的电报电缆。电缆断裂之后——第一次尝试时的常见状况——还得从3200米深的海底把它捞上来。这次尝试成为全球通信革命的发端，还无意间带领人们发现了海面下的新奇世界。1868年，海军派出首支海洋学探险队。直到1872年至1876年，HMS“挑战者”号（Challenger）完成行程7万英里、历时3年半的远航为止，海洋学才迎来首个重大突破。“挑战者”号进行了无数次的深海测深、温度测量、水文拖曳观测和挖掘，探测世界各大洋的海床，发现大约4700种新型海洋生物。爱丁堡（Edinburgh）“挑战者”号办事处出版的科学报告多达50卷。
不过从科学史角度来说，所有海军探险中最重要的要数“比格”号探险。达尔文和菲茨罗伊的那趟远航历时5年。达尔文途中所做的观测为他日后提出进化论奠定了基础。对达尔文来说，在海上的日子非常煎熬，困在一艘小船里漂行海上的生活令他十分难受。虽然与富兰克林和帕里的北极探险相比，他们的航程还不算特别折磨人，但达尔文的遭遇提醒我们，这类远航探测即便在境况良好的时候也是很艰苦的。1815年至1914年，海军没有参与过多少战斗。将士中最能秉承海军英勇气概和精良航海技术传统的就是那些参与测绘的人。他们把科学探索变成了新的海军传统。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远洋探险最能彰显出扎根于皇家海军军官身上的韧性和领导能力。
19世纪的远航科学探险展现了皇家海军在巅峰时期的实力。这既是不列颠国力鼎盛的标志，也有宣示威权以及其他很多功用，不过绘制地图是这些功用中最为重要的。地图是所有权的象征，而且部署战略战术都需要用到海图。最伟大的测绘者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上校的海洋生涯发端于1758年，他在圣劳伦斯湾（Gulf of St Lawrence）担任水道测量官，当时不列颠正与法国为争夺加拿大的控制权而交战。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威廉·欧文在布雷斯特（Brest）沿海学会了探测技术。对皇家海军而言，全世界海岸线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块区域。不列颠战舰正是从这里开展持续不断的巡逻，并将法国海军困在他们的大西洋港口中。比斯开（Biscayan）海滨礁石林立，风高浪急，还有潜藏的浅滩，乃险恶之处。自中世纪起，这里就一直是不列颠水手的成长之地。它也是维系不列颠全球霸权的一处战略要地。海军对每一处暗藏的锋利礁石以及迷宫一样的航道都极为熟稔，凭此将法国舰队死死封锁，毫无后顾之忧地畅行全世界。
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彻底结束以后，水文学家不再仅仅是军队的象征，他们也是军队的利器。测绘官和他们的船员需要接受战斗训练，驾驶的船多为炮艇。同时，他们在帝国疆域的边界处完成的本职任务亦有巡逻之用。他们打击奴隶贩子，驱逐海盗；不列颠贸易商和外交官在当地遭遇纠纷时依靠他们的帮助维持局面；他们还负责与当地的统治者签订协议。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海军揭开了世界上神秘未知之处的面纱，开辟出地图上曾经空白的地方供贸易商进入。非洲和南美洲的测绘完成之后，远航队又被派往中国、日本、马来亚（Malaya）、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和婆罗洲（Borneo）。19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将被迫与西方世界通商。比如1841年，水道测绘官带领一支海军远征队沿长江溯流而上170英里。通过两种方式，海军测绘队伍使亚洲海域成为可以安全航行的地方：制作海图，并且把炮口对准海盗和几无还手之力的当地官员。水文学家成为贸易商、驻外领事和殖民者的先驱。
他们制作的海图成为海军献给世界的礼物：这些图没有被当作绝密信息保护起来，而是被公之于世，让所有贸易者和任何国家的战舰都能在海洋上安全航行。海军部还发布了非常宝贵的航行指南、灯塔列表和潮汐时间表。
绘制世界地图十分奢侈，只有对本土和海外安全形势都极为自信的国家才乐于做这样的事情。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皇家海军成为一支无人可撄其锋的世界性力量。原本守卫疆土、击败敌人所需的船舰和人手被派到了遥远的大洋和地球两极的冰封雪地。海军继续为本国贸易保驾护航——以前是以战争的形式，现在则是科学。
海军有能力把测绘官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能够设立殖民地、用炮艇扩张本国贸易势力。它掌握全球影响力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列颠已将1000年来无数折磨、困扰自身的海上威胁彻底征服。
为战胜自深海而来的危险而挣扎奋斗，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一史诗壮举。书中不仅有不列颠曾独霸海上的内容，同样也有霸主地位悲壮地消逝于20世纪的内容。本书将始终围绕这篇前言中所列的两条主旨展开。其一，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训练、战斗和传统的缓慢积累，皇家海军被磨炼成一架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其二，不列颠克服重重障碍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海事强国。长久以来，不列颠群岛上的诸王国一直都深受海洋之苦。对这些最后聚集为大不列颠的王国来说，它们在海上的卓越地位绝非不劳而获的。英格兰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一个财力贫弱的三流海洋国家。完全是靠无数政治上的努力，英格兰及之后的不列颠才得以打造出日后令全世界畏服的海军。这就是相比于绝大多数研究皇家海军全史的历史学家，我对其过往探寻得更深的原因。不了解皇家海军初期发展的历史，就无法全面感受海军在纳尔逊时代的不凡，无法真实了解我们今日的处境。
很少有国家像不列颠对皇家海军这样，对三军的某一军种如此热衷与眷恋。我们现代人应当细心体会海军曾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不列颠注定要统治海洋——其缘起已迷失于时间的迷雾之中——这一信念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其预言的情形才会实现。不列颠人的民族认同感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海上铸就的。如果脱离这个事实就很难理解不列颠的历史。
值得警醒的是，我们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自1945年起我们就丧失了海洋危机意识。在这个搭飞机旅行或乘车横穿英吉利海峡隧道的时代，我们对自己岛民身份的认同感也已消散殆尽。但是海洋终究会以自己的方式闯入我们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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