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优雅变老的艺术：美好生活的小哲学》 奥特弗里德·赫费看到了世界上许多不同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智慧，认为和“保持年轻”一样，“变老”也是需要学习的，学习如何步入收获的岁月，如何最终挥别人生。赫费纠正了一些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老龄化社会的表述不见得总是准确的；人不是因高龄而死，而是死在高龄时，因而以治愈为目标来要求老年医学是不合适的……他反对在老年问题中任由经济因素主导一切，反对老年人和变老普遍的负面形象，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人们对抗高龄时的衰弱，获得安宁，积累身体、精神、社会和情感资本的实用建议。 《100个物品中的德国历史（全2册）》 板甲衣、腓特烈大帝的鼻烟盒和1954年世界杯之球这三件物品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德国历史沉默的见证者。如果说德国历史由100块马赛克组成，那么它们就是其中的3块。作为德国各大博物馆的主要代表，赫尔曼·舍费尔把这100块马赛克拼接了起来，从而形成了这本内容丰富的书。这本书通俗易读，对于对历史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恰如一个宝箱，总能有新的发现：读完书中100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就相当于读完了德国的历史——它以史前史为起点，呈现了一幅过去2000年历史的绚丽全景画。 《将成为国王的教宗：庇护九世的流亡与现代欧洲的出现》 大卫·伊萨尔·科泽的新书凭借扣人心弦的叙事、敏锐的历史分析，讲述了19世纪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试图结束长达千年的基督教统治，迫使教皇庇护九世流亡出逃，并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被迫避居于梵蒂冈的历史故事。在这本充满背叛、悲剧色彩和国际强权政治的戏剧性著作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西方基督教神权的逐步退场，以及一个崭新的现代欧洲的出现。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全2册）》 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从那时到现在，理论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多改变。今天，性，已经不再是迷茫和革命的伟大隐喻。伟大的性学家福尔克马?西古希通过本书提出了性学理论。这本书是领域内首次涵括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新性学——因特网、性门户、性冷淡，新性别——变性、性别模糊以及新的表现形式——多元之爱（多重伴侣关系）、恋物癖等方面的内容。当然，历史上出现的形式，如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性虐待以及恋童癖，也在书中作了详细讨论。 《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 伊本·赫勒敦所撰写的《历史绪论》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评价为：“无论在何时何地，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现有的同类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部。”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认为：“阅读那些作品实在是种美妙体验，它们既丰富又门类繁多，它精秒深奥，又如海洋般浩瀚，从中能够得到各种新旧思想。”本书作者罗伯特·欧文围绕《历史绪论》的核心内容、观点，对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哲学观点做了精彩的现代评述。
部分摘录：
004 德国的葡萄酒文化
这样一件如此具有魅力、富于想象力的物品是如何在它产生近1700年后，在远离它最初的地点被发现的呢？1878年，它从位于诺维奥玛古斯（Noviomagus，诺依玛根的拉丁文名称）的君士坦丁小城堡地基中被发掘出来，出土地点所属的诺依玛根/摩泽尔河区域（Neumagen/Mosel）可能是德国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地。除其他文字记载以外，特里尔（Trier）政府官员奥索尼乌斯（Ausonius）在371年写下的著名田园诗游记中也提到了“Mosella”（今摩泽尔）、诺依玛根和葡萄种植。诺依玛根曾是一个船运周转地和堆货场，也是远航贸易线路的枢纽。这艘“运酒船”的出土被后人视为“幸运的发现”，它被证实是公元3世纪早期某个大型墓碑的最初组成部分，它不是曾竖立于特里尔城门前罗马人的公墓中，就是曾被安放在摩泽尔河上游的某个中等规模的农庄内。
由于墓石上并没有出现任何碑文或图案，我们只能依靠这块“运酒船”墓石推测死者的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墓碑的主人家境殷实，他可能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可能是一位大庄园主、高级军官、船东、船舶或葡萄酒爱好者，还有可能是一名当地最常见的罗马葡萄酒商。首先，船上装载的货物给出了线索；其次，从2名舵手之一所“流露出的”面部表情看出，他是一个“好酒之人”。迄今为止，诸如此类的推测一直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至于它是罗马晚期哪种样式的战船，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船上带有6名划桨手，舷栏杆上装有舷墙，船头和船尾雕刻着起威慑作用的兽首。无论如何，打造这个墓碑的石匠并没有表现军事用途的意思，在最突出的大木桶中装的可能是盐、鱼露，也可能是啤酒，可能性最大的是红酒——说不定它是一艘退役后用于葡萄酒运输的战船。
事实上，罗马人确实会将自己产的葡萄酒装进酒桶和双耳瓶中运往日耳曼尼亚，因为从凯尔特人时期开始，他们就不喜欢用野生葡萄酿造而成的“本地酒”。他们还通过罗讷河谷（Rhonetal）将家乡的葡萄藤运到摩泽尔河和莱茵河流域；他们的葡萄酒酿造在当地愈发受到欢迎，1世纪末甚至为了促进葡萄酒进口而被限制产量。到3世纪的最后25年，葡萄酒（平时兑水饮用，特殊场合直接饮用且味道更好）的消耗开始大幅提升，因此进口量也随之提升。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甚至还设有葡萄酒管理专员，履行国家对当时大片葡萄种植园的监督管理职能。摩泽尔河上的葡萄酒运输因而变得更加的繁忙，葡萄酒商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这些人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建造彰显身份的墓碑。
从7世纪头25年开始，德意志领土上的葡萄酒酿造蔓延到了莱茵河右岸区域，6～7世纪以后，多瑙河以南的地区也开始酿造葡萄酒。查理大帝颁布了《庄园法典》（Capitulare de Villis），除了用此管理他的产业之外，还规定葡萄酒应储存在橡木桶而不是酒囊，即动物皮囊（更难清洗且容易导致葡萄酒迅速老化）中，并且出于卫生原因禁止使用脚踩的方式榨取葡萄汁。而他自己“用餐时却极少喝超过三杯酒”［艾因哈德（Einhard）语］，不管有多少诸侯反对，他仍宣布禁止在公共场合强制售酒。七个世纪以后，马丁·路德悲叹道，“我们布道、呐喊、再布道，可惜用处并不大”，这件事在他看来并不是宗教上的节欲，而只是一种节制。
中世纪早期的葡萄品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13世纪开始便出现了“匈人酒（vinum hunnicum）”和更珍贵的“法兰克人酒（francium）”，而它们的差别和葡萄酒的颜色并没有关系。因为在15世纪中叶，人们主要饮用红葡萄酒；而在13世纪时白葡萄酒则更为流行。葡萄酒文化的中心是修道院，不仅仅因为葡萄酒是举行弥撒仪式的必需品。葡萄酒也是一种国民饮品。德国中世纪的人均年葡萄酒消耗量为150～200升，而今天只有21升。即便是生活朴素的西多会僧侣也在团规中确定了其对葡萄种植山坡的所有权。不仅如此，世俗的王公贵族也大力发展葡萄酒酿造事业。由于含有酒精，葡萄酒在当时比水更干净且不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也更易于储存；为了打击掺水的作假行为，当时德国各地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在15世纪下半叶颁布了一系列葡萄酒法令。当中世纪的黑暗迎来曙光时，德国境内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达到了现在的3倍。葡萄酒的产量也相应提高，不仅可以满足自身需求，还可以出口。科隆曾被称为“汉萨城市的葡萄酒庄（Weinhaus der Hanse）”。
三十年战争过后，葡萄酒的品质明显下滑，其销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对于18世纪末的德意志来说，采取改善酒质的措施尤为必要，这一时期在当地大主教的促进下，摩泽尔河一带逐渐成为雷司令葡萄酒的产区。在拿破仑采用世俗化方式统治德意志时期，教会在莱茵河左岸地区葡萄酒酿造中的统治地位才开始消退；贵族、修道院和教会拥有的大酒庄被收归国有，重新分配，也常常被高价拍卖给当时在封地上负责种植的雇农。然而从统治阶级主导耕作到自己负责种植和销售，这样的转变使得酿酒和储酒技术停滞不前，葡萄小农们因此只能勉强糊口，一部分人进而移民国外，合作社性质的行业联合也应运而生。从19世纪最后三十年开始，葡萄根瘤蚜从北美洲传到了伦敦和法国，在19世纪末前后也传到了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虫害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0世纪之交，通过在有免疫力的美洲葡萄株根部嫁接欧洲葡萄品种，虫害才被成功攻克。在此之前，德国的葡萄酒酿造业几乎陷于停滞。
酒精含量决定了葡萄酒的耐久性和口感，酒精度因葡萄中含有糖分的多少而有高低之别，而糖分无疑又受到光照和气候的影响。19世纪中叶前后，糖的价格低廉到有利可图，它才被添加进气泡酒和葡萄酒中。19世纪初，提高干红葡萄酒酿造效率的“夏普塔尔加糖法（Chaptalisieren）”[3]在行业中开始流行。1840年前后，“予思勒度（Oechslegrad）”[4]在德国被确定为葡萄汁糖度的测量单位。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揭开了发酵的秘密，杀菌技术的普及使甜葡萄酒在20世纪下半叶得以大规模灌装。和橡木桶相比，不锈钢容器有利于更好地保留葡萄酒在口味上的细微差别。19世纪中叶，“加尔法（Gallisierung）”[5]使葡萄酒的品质有所提升；在接近19世纪末时，“加尔法”作为“湿式改善法”被写进了德国的食品法规。法律规定，在阳光照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可向葡萄汁内添加水和糖作为补偿，以使酿造出的葡萄酒达到一定的度数。今天，德国并没有（也不再会）颁布一部真正的《葡萄酒法》，因为欧洲从1970年开始已然建立起了日趋复杂的《葡萄酒市场管理条例》。
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巴登、符腾堡和摩泽尔是德国现有最大的葡萄酒产区，其规模远远超过其他葡萄酒产区，它们占地近10万公顷的种植面积出产了德国86%的葡萄酒（2008）。产量位居第一的葡萄酒是雷司令（Riesling），占总产量的22%；其次是米勒—图高（Müller-Thurgau），占总产量的13%；斯贝博贡德（Spätburgunder）[6]以占总产量的12%位居第三。除此之外，德国的葡萄酒种类还有很多。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德国是欧洲第四大、世界第八大葡萄酒出口国。德国葡萄酒平均产量的14%被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出口总量达1.3亿升，其中主要的出口目的国是美国、荷兰、英国和挪威。
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葡萄酒对于社交生活的意义都举足轻重。公元前7世纪，莱斯沃斯的阿尔卡埃乌斯（Alkaios von Lesbos）曾在他的诗中赞美葡萄酒是“人类之镜”，从中可以看到真理，罗马人因此有了“酒后吐真言（in vino veritas）”的名言。不过各个国家的饮酒文化差异悬殊，比如地中海国家认为饮用葡萄酒“与社交行为相得益彰”，即葡萄酒适合在任何场合饮用；而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社会学家则认为饮用葡萄酒“与社交行为两相矛盾”，即在社交中可以接受，但并不是逢场必喝。
在西方文化中，诺亚（Noah）是最早的葡萄农，因为他在《圣经·创世记》中将葡萄藤带上方舟，在大洪水退去后将它们重新栽种，但也因饮用葡萄酒而醉倒。应该早在罗马人时代，而并非从中世纪开始，人们才饮酒多过饮水——“诺依玛根运酒船”墓石上表情愉悦的舵手可能会让观者联想到葡萄酒消费的变迁。时至今日，葡萄酒品种的多样化和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已大大提升，同过去相比，葡萄酒口味更加被时尚潮流所引领：100年前人们可以说，葡萄酒的口味会保持百年不变，而现在，葡萄酒的口味每十年就一变。在二战结束后物资短缺的1950年代，价格低廉、味道香甜的葡萄酒成了“紧俏商品”；在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用晚熟和精选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更受欢迎；1970年代以后，“干”红（白）葡萄酒开始流行；1980年代，健康风潮使得红葡萄酒愈发受到欢迎，其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