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世界体育秘史》 体育是一项成王败寇的游戏。它记载着胜利者的欢笑与喜悦的泪水，见证他们赛场上矫健的身影与场外累积的财富。但在结果至上的体育世界，我们常常会遗忘那些失败者、弄虚作假者和幕后的体育事业参与者：经纪人、管理人员、教练、企业家、财务人员、记者、博彩公司乃至毒贩……在拳王阿里、艾迪·莫克斯、球王贝利与费德勒们光鲜亮丽的背后，本书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深挖一段少人问津的历史。作者将为您揭开笼罩在现代体育面孔上的神秘面纱，讲述那些远离聚光灯，却又对体育事业的实践与发展影响巨大的人物与故事。 《贪吃女王：维多利亚的饮食与王室秘辛》 在英国大幅扩张领土的维多利亚时期，维多利亚女王的饮食与英国国势紧密关联。作者以个人日记、当代畅销书、王宫工作人员的工作札记，甚至禁书等为基础，展现食物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联，以及王室饮食如何影响英国，甚至世界历史。 《古埃及女性：从生命女神伊西斯到末代女法老》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法国著名古埃及史学家克里斯蒂安·雅克讲述了若干声名赫赫的人物，例如哈特谢普苏特、纳芙蒂蒂、克利奥帕特拉等女法老，还呈现了很多普通古埃及女性的故事，她们的名字虽然不为人熟知，却同样闪耀着自由的光芒。在克里斯蒂安·雅克极富才华和热情的讲述下，所有女性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伊西斯女神的后代。伊西斯是古埃及最重要、最强大的神，掌握着死而复生的秘密，因此古埃及女性才有了超越时代的地位。即便是现在，这本书依然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 《创造以色列历史的70天》 2018年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1948年5月14日，联合国投票承认以色列建国)。在本书中，萨洛蒙·马尔卡回顾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70个日子。他以这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以色列这个自建国之日起就饱受战争侵扰的国家，其历史上或引人注目或意义非凡的关键日期。以色列的政治、外交、国际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艺术、社会、工业、生态学......都被作者重新审视。 《古罗马的日常生活：奇闻和秘史》 从公元115年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开始，阿尔贝托?安吉拉（Alberto Angela）引领读者在古罗马城进行一次非凡的探险之旅。此时罗马帝国正处于权力的顶峰。帝都罗马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都会。从富丽的多穆斯到拥挤的公寓大楼，从嘈杂的罗马集市到宏伟的帝都浴场，巴西利卡中的唇枪舌剑，斗兽场里殊死拼杀，罗马人的酒会、游戏、习俗、禁忌，甚至隐秘性事，等等，均呈现在作者笔下。 《拜占庭帝国大战略》 拜占庭帝国依靠自己的大战略，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抵御一波又一波敌人的侵扰，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作者看来，与残暴的军事实力相比，拜占庭得以幸存，更多依赖的是联盟、外交和对敌人的遏制。本书通过“宗教及治国方略”“特使”“王朝婚姻”以及“拜占庭战争艺术”等精彩章节，深入论证了作者的观点，其中也包括对武器、军事战术和税收的详尽描述。
部分摘录：
英国，现代体育的鼻祖 弗朗索瓦·托马佐
想要精确追踪“体育”一词最初使用的痕迹，难度颇大。人们普遍认为，“体育”一词最初出现的雏形是法语中“desport”的变式。它出现在15世纪中叶的英国，意指人们工作之外的娱乐与活动。近4个世纪之后，当体育活动逐步在英国流行之时，该词以英文形式回到法国。当时的“体育”以娱乐功能为主，尚未包含竞争的概念，这对于人们理解是什么让体育成为一种崭新的现象至关重要。
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里的年轻人热情地投身于让他们感到快乐的体育运动中。他们果断选择了以业余参与的方式感受身心愉悦，拒绝与金钱、赌注产生瓜葛。对竞赛进行投注在当时已十分流行，为参与者提供报酬也成为必然。19世纪末，大英帝国在昔日拿破仑帝国的废墟上强势崛起，从侧面证明了一部分英国精英人士在战场之外超越自我、不屈服于其他阶层意志的愿望，现代体育也逐步产生。
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8世纪的赛马与随之产生的投注问世时，体育比赛的基础就已奠定。而从18世纪末开始，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赛马场将成为体育发展的直接见证者——无论是服装还是场地与规则。如今流行的公路跑最初来源于贵族的赌注：让他们的仆人就跑步中的耐力展开竞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现代马拉松。类似的竞赛早在很久之前就已被证实，例如17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3年7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
今天，整个小镇都在谈论班斯特德唐斯举行的盛大赛跑，比赛在李、约克公爵的仆人与一位著名跑者之间展开。尽管公爵与几乎所有人都投注跑者成为第一，但最终李获得了胜利。
这类比赛的参赛者服装酷似骑师，颜色不同，并配有鞭子刺激他们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它成为一股风尚也有媒体行业的功劳，早期的媒体对这些在公路上被驱使的竞争者有过详细报道。在一部出版于1813年的著作中，沃尔特·汤姆（Walter Thom）就向前一个世纪的著名跑者致敬，其中就包括在1796～1810年创造了诸多壮举的巴克莱上尉（Robert Barclay Allardyce）。这位田径先驱的比赛获得了众多投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809年，方圆上千英里的投注者连续一个多月为他投注大量的几尼[1]。巴克莱上尉在42天内成功接受了所有挑战，沃尔特·汤姆也源源不断地送上对他的报道，包括这位苏格兰军人的身体状态、速度与比赛特征，并将其与之前的著名运动员进行比较。这些热情洋溢的报道不仅显示人们对这类运动的关注，也反映出19世纪初人们对身体及运动的新认识。
在巴克莱上尉的影响下，这种当时尚未被称为体育的活动将在该世纪中叶达到受欢迎的顶峰，尤其是在引入它的加拿大和美国。人们最初的挑战在公路和乡村展开，此后进入封闭的场地之中，例如索尔福德的博罗花园、谢菲尔德的海德公园球场与伦敦的老布朗普顿球场和大西洋彼岸的体育场等，这些场地内都建有赛道。如果它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首先是因为比赛本身具有投机者觊觎的投注而不是参赛者本身的表现，它们通常被冠以“战斗者”或“赛马”之名。这样的趋势影响了同时期的摔跤与拳击比赛，它们吸引了数以万计观众（或投注者）的目光，尤其是在英格兰北部。
浪漫主义色彩下的业余体育 与对竞赛进行投注以及运动参与者时常弄虚作假相矛盾的一点是，他们的做法反而在客观上推进了严格意义上体育术语的问世。体育在肥沃的土壤上诞生，除了那些已经广为流行的项目，人们在乡间的传统活动——拔河、投掷、球类游戏最终融合——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板球运动给了更多出自英国著名学校或家庭出身良好的年轻人追逐梦想、感受纯粹欢乐的机会。即使他们可以从参与的运动中获得报酬，长辈仍会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业余参与者身份，从而避免在博彩的诱惑下迷失方向，向投注者与金钱靠拢。
公立学校的教师明白如何利用好体育的教化功能：进行体育活动是为了向国家输送年轻有为、充满能量的未来领袖与社会精英。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这股热潮有何影响，人们所了解的并不多。年轻人对身体与运动的新认识与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的迷恋不谋而合。18世纪末，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开始访问法国、瑞士和德国，他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一道沿着英格兰西北部湖泊地区的小径漫步。著名的赛艇帆船赛、温德米尔的年度乡村运动会都在那里举行。畜牧业与铁路行业的发展为体育赛事打下了可观的群众基础，也同样吸引了著名作家狄更斯。在1858年亲身经历不少体育赛事后，他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长度大约一英里的赛跑、狗之间的较量、不同形式的跳高与跳远……场地中最具亮点的项目显然是撑竿跳高。”
在华兹华斯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拳击爱好者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湖畔地区散步；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骑着一头驴翻越塞文山脉、在法国北部河流上独泛轻舟，并在18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赞颂了户外运动带来的“令人愉悦的陶醉”。这些著名文学家成了户外运动的忠实拥趸。
得益于这些基础，现代体育终将得到迅猛发展，以令人惊叹的势头征服世界——这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自由时间”概念和逃离城市化的需求不无关系。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相对稳定，社会渴望出现更多的规则，这促使为橄榄球、足球等项目培养年轻人的教练提出更规范的要求，对运动进行趋向于“规范”的改造。从伊顿到威斯敏斯特，从牛津到剑桥，赛艇运动也成为象征团队精神的重要准绳。
无论如何，英国新一代上流阶级、贵族与大资产阶级都将利用体育来传播和维护自身所代表的价值观。身体对抗、摔跤、各种形式的竞赛层出不穷，比赛的地点从田野、城市或村庄逐步进入大学。自此，所有种类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体育的诞生与发展。
据史料记载，1850年，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的学生由于缺乏组织赛马活动的马匹，于是通过会议决定以跑步来代替骑马。在他们的行动下，业余田径就此诞生；而在1866年，这些学生创办的业余田径俱乐部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则：参与者必须是“从未参加各类公开比赛的绅士”或“从未与相关专业人士一道获得过报酬”，同时“从未将体育作为过谋生手段”且“不得为工人、手工业者或日工”。
法国现代体育萌芽：亲英国，仇德国 在英国流行的体育运动迅速扩张到阿尔比恩海岸以外，席卷英联邦国家与欧洲大陆。在约30年的时间里，大学交流、英法之间上层社会与旅游往来十分频繁，作为一种时尚的体育也迅速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流行开来。当时的法国精英（尤其是年轻一代）表现出对英国的认同与热情，开始开展足球（包括橄榄球）、网球、跑步与赛艇等运动；自行车项目也在法国经历了个性化与特殊的发展。
一时间，从英吉利海峡对岸引入的词汇成为宠儿，英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方语言。在巴黎、里昂或波尔多的上流街区以及在高中与学院，我们的体育从业者沉浸在创立俱乐部并处理相关事宜的乐趣之中。这些俱乐部有的成立于咖啡馆，命名时会被加上“竞技”或“体育”的后缀。据称奥尔泰兹战役（1814）结束后，威灵顿军队的两名苏格兰军官留在波城河岸上打起了高尔夫球，这为1856年欧洲大陆第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876年，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运河上泛舟时，史蒂文森惊讶地偶遇了布鲁塞尔皇家水上体育协会的运动员。这些热情洋溢的运动员用英文向他讲解技术要领并邀请他参加一项比赛，如同他自己是土生土长的英国运动员那样。“他们都很有礼貌、热情，谈话时字里行间都穿插着英语专业术语、英国造船商与英语俱乐部。试问有哪一种宗教拥有像体育一样的伟力，可以将不同的人牢牢团结在一起。”
如同华兹华斯、济慈与史蒂文森一样，许多法国作家也对体育倾注了极大热情。与戈蒂耶、自己的父亲保罗·费瓦尔类似，小费瓦尔（Paul Féval Jr.）在《疯狂体育》（1906）中描绘了体育带给人情绪的触动：“自从自行车运动在人们的体育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热潮从工人阶级上升到贵族阶层时，布洛涅森林的木材甚至成为自行车产业的来源。”
1902年，勒内·德伊瓦尔（René D’Yval）在周刊《燃烧的激情》中讲述了他如何与康多塞中学的同学一起思考法式体育场的构造：
大约20年前，左岸高中的20多名学生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在卢森堡花园见面、组织竞赛。我们组织比赛并不是为了打破纪录，单纯是出于对对抗的热爱。我们最初甚至没想过组织体育活动，但它确实让我们收获了愉悦，因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我们计划在未来组建一个更具规模的团体并定期召开会议，地点就设在卢森堡公园。
在谈论活动地点的命名时，有人曾胆怯地提出希腊语“stadion”——在希腊，这是年轻运动员们进行锻炼的场所。这个想法让我们兴奋不已，大家随即决定用更容易被法国人理解的“stade”命名。
这些体育的崭新信徒中就包括了顾拜旦、雷谢尔等法国现代体育的奠基人，他们的梦想仍然是尽可能与高手过招。起步不久的法国体育俱乐部逐步增加与英国对手的对抗，等待他们的通常是被动挨打的局面，但观众认为这是必须交的学费，旨在让自身在未来更强大。身为英国拥护者的法国人身上同样具有德国恐惧症，这使得许多年轻人在1871年普法战争的色当大溃败之后走向体育、野蛮其体魄。
法国大学生与中学生对体育的热情同样源自一种拒绝，这与英国学生有些类似：他们并不推崇过于严苛的军事化训练，而是意在用更令人愉悦的体育来代替。同样是付出体力消耗的活动，这一变化将助推法国体育走上发展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