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西乡隆盛与明治维新》 西乡隆盛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明治初年曾任要职，推行多项重大改革，是明治维新的元勋。本书通过相关书信、档案对西乡隆盛政治生涯关键点进行了剖析，为读者树立了西乡隆盛“领导日本建立近代国家”的形象。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出生于俄国沙皇统治下的一个波兰家庭。十六岁时，他成为一名水手，并在二十年间游遍世界。在航行中康拉德观察到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新世界，并在定居英国后，以文字捕捉它的身影。在他笔下不仅记录了声势浩大的新帝国主义将殖民旗帜插遍全球，也见证了西方所谓文明理想的虚假。历史学家马娅·亚桑诺夫在这本夹杂着历史、传记、游记等多重叙事的书中，跟随着康拉德的航线和《黑暗的心》等四部小说的情节，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的探索之旅；康拉德世界的黑暗之光，照亮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特洛伊战争：新解旧史》 在《特洛伊战争》中，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巴里·施特劳斯一直探索着战争背后的谜团和真相，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到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9世纪晚期发现特洛伊古城，再到近期的考古发现，找出了这些故事的相关线索。通过将这些争斗生动地解构重组，以及对著名人物的深刻描画，《特洛伊战争》揭露出了掩藏于荷马伟大史诗背后的那段历史，同时又不失史诗传说的诗性和恢弘。 《幻影恐惧：政治妄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1789-1848》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统治阶级陷入焦虑和“政治妄想”中。君主和大臣们担心发生叛乱，他们相信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一时间，欧洲各地风声鹤唳，统治者对一切真的和臆想出来的威胁与叛乱进行反击，使用秘密警察镇压平民百姓。这些类似于孔飞力笔下的“叫魂”事件引发了各地民众的骚动，欧洲君主们的捕风捉影加速了王朝的崩溃。最终，“幻影恐惧”变成了现实。 《犹太人的世纪》 本书聚焦于俄裔犹太人，包括在美国、巴勒斯坦和苏联的移民及其后代，试图讲述犹太时代的故事，解释其起源和含义。第一章从比较的角度探讨散居犹太人的生活；第二章描述了农民如何变成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如何变成法国人、德国人等；第三章集中论述俄国的犹太人；第四章讲述了送奶工台维的女儿们到美国、巴勒斯坦，尤其是莫斯科的故事。本书结束于犹太世纪末——但犹太时代尚未终结。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尼古拉·沃尔顿结合徒步所经过的新加坡的不同功能区，结合历史、访谈和实地感受，把新加坡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故事娓娓道来：新加坡如何从重商主义者莱佛士到英国殖民地统治，穿越战争岁月直到独立，并获取了今天的奇迹。在肯定新加坡所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下，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也提出了新加坡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公众的自满、不断变化的地理现实以及如何在弹丸小国中平衡移民问题的困境。
部分摘录：
巴士底狱在1789年7月14日陷落的消息传遍欧洲，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同时形成了振奋人心的影响。尽管这件事情本身不过是骚乱、兵变和暴民统治的惊人爆发，但它还是被广泛解读为象征了一些其他东西并且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英国政治家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称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没有静观事态发展以形成统一的主张，而是立马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他们似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信号。[1]
对于那些认同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人来讲，那令人压抑的老旧堡垒（它的存在显得十分多余）恰恰在精神上象征了邪恶的、充满压迫性的为现代思想所不容的旧秩序。它代表了世界上所有错误的东西。它的陷落因此预示新世纪的到来，而这个新世纪在正义性和道德上将全面超越旧时代。而他们的这种回应却缺乏逻辑性，不合常理。
“虽然巴士底狱事件肯定不会对圣彼得堡居民产生任何形式的威胁，”法国驻俄国宫廷的大使指出，“但我发现商店主、贸易商、市民以及上流社会的一些年轻人对巴士底狱陷落所表现出的热情溢于言表。”他继而描述人们如何在大街上拥抱，好像他们“刚从不堪其重的枷锁里解脱出来一样”。甚至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公都满怀激情地庆祝这个消息。[2]
辩护律师兼法律改革者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爵士从伦敦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艾蒂安·杜蒙（Étienne Dumont）写道：“相信不用我说你就知道，听到大革命的消息我是多么开心。不为别的，我为它将对整个欧洲产生的一些重要影响感到高兴……大革命已经在欧洲激起最为广泛、最为诚挚的喜悦……虽然报社并不是由最具自由主义倾向或最具哲思精神的人经营，但所有报纸都毫无例外地、不遗余力地夸奖巴黎人，为这件对人类意义重大的事感到振奋。[3]
在德意志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诗人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和荷尔德林（Hölderlin）都称颂大革命是18世纪最伟大的行动；还有很多德意志人蜂拥前往巴黎，去呼吸自由的空气。“如果大革命失败的话，这将是人类遭遇的最不幸事件之一，”普鲁士公务人员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在1790年12月5日致朋友的信中写道，“革命的成功是哲学实践的第一次胜利，是建立以理论为基础并具有连贯一致体系的政府的首次尝试。它给被旧恶魔压迫而呻吟的人们带来了宽慰与希望。”[4]
法国首都突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尤其对年轻人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唤起了他们的集体想象。对青年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来说，“似乎打开了一个梦幻的世界”；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则认为，“欧洲的激情和偏见瞬间都浮出了水面”。人们以宗教般的狂热庆祝巴黎传来的消息，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代表他这一代的很多人写道：“活在那样的黎明之下，是何等的幸福。”下一次的革命将很难产生如此的狂热激情。[5]
这种兴奋发自于一种基本的精神属性——就像20世纪下半叶，很多人虽然对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但他们毫不怀疑地拥抱社会主义，相信它能兑现实现美好世界的诺言。很多赞颂法国大革命的人相信这是人类实现自我的“正确”道路。他们不仅试图为大革命里的极端暴行辩护，还给那些与他们信仰不一致的人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
对持不同信仰的人来说，巴黎的动荡不仅是一场可怕的打击，也是对他们世界观的攻击，而这一攻击蓄谋已久。君主们果然感到十分愤怒。英国驻维也纳的代办报告说，奥地利皇帝听到大革命消息的时候“勃然大怒”，他表示要“展开最残酷的报复”。瑞典国王在阅读了巴黎事态的报告后无法入眠，俄国女皇则暴跳如雷。[6]
很难评估那些无产阶级的反应。“如果法国人的癫狂不被有效制止，它将或多或少地对欧洲的核心产生致命影响，”哲学家梅尔基奥尔·格里姆（Melchior Grimm）男爵警告道，“因为瘴气肯定要蹂躏并摧毁所靠近的一切东西。”在英格兰，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疾呼法国大革命是“匍匐爬行在阴险邪恶土地上的幽灵吐出的致命毒液”。甚至远在北美，法国传来的消息还是将人们撕裂成了两派，用马萨诸塞的埃德蒙·昆西（Edmund Quincy）的话来说，一部分人将它看作“东方出现的另一颗新星——预示和平与幸福将降临地球”，另一部分则认为它是“扫把星——彗尾带来瘟疫与战争——将对新世界和旧世界都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革命引发了恐惧，抑或带来了喜悦，这取决于那些目睹革命发展历程的人在寻求革命存续或毁灭的态度上，是信心十足还是栗栗危惧。”昆西总结道。[7]
撕开的鸿沟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讨论（如果可以称作讨论的话）虽是在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之间展开，却充满了非理性的内容。大革命的拥护者用诗意的和准宗教的语言赞美大革命的邪恶和优点，而反对者则用审判异端的措辞加以回击。
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论法国革命》一书中告诫，在巴黎犯下的所有罪行触犯了基本法则，也削弱了维系欧洲社会秩序的两大支柱——宗教与财产权。历史将证实伯克的预言，革命者所走的道路将引导他们犯下数不清的恐怖罪行，并最终导致残酷的独裁统治。但在他的预言实现之前，伯克的论调便发生变化，他对大革命的抨击逐渐成了歇斯底里的咆哮。
另一个为旧秩序辩护的名人是萨伏伊（Savoyard）贵族、律师、外交官和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他从属灵的角度对革命事件进行了评价。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梅耶斯特在年轻时狂热地支持过美国独立战争；甚至在巴士底狱陷落之初，也表现出欢迎的态度；直到后来才意识到大革命背后潜伏着恶魔。他现在毫无保留地批判启蒙运动的所有准则，主张是上帝主宰自然秩序，否定上帝的主宰地位就是倒行逆施。他认为天主教信仰是“世界上所有善与真知的母亲”。他认为18世纪将会被后人看作“人类思想史上最不光彩的时期之一”。按梅耶斯特的说法，法国大革命是“令人费解的癫狂”，是“一场暴行”，是“对理性不加节制的滥用”，是对正义和道德概念的侮辱。他总结道，“法国大革命穷凶极恶的特点使它与我们所见过的其他东西都不同，或许和我们以后看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8]
和伯克的书一样，梅耶斯特的作品广为畅销，还被译成了主要的欧洲语言。他的观点表达出了许多对启蒙运动进步性持怀疑态度的人的心声，引起强烈共鸣。见证18世纪90年代大事件连番上演，他们更加确信以前对伏尔泰、卢梭和其他18世纪哲学家作品的批判是正确的。他们可以在事后描述启蒙思想家作品的传播是如何造成足以粉碎世界的灾难。
一些人将大革命视作由不敬神的或思想有偏差的知识分子带来的不幸事件；其他人则认为大革命是一场阴谋，它不仅要对抗现存政治秩序，还要颠覆欧洲社会和文明的基石。伏尔泰穷尽一生发起针对天主教会的战争，指责其“恶名昭彰”。他对大革命反基督教的动机有极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不单单来自他的作品还有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世俗化转变：路易斯·德·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认为15世纪宗教改革开始以来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即是逐渐滑向万丈深渊的过程；其他人则把腐烂过程的起点前溯至扬·胡斯（Jan Hus）、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和罗拉德派（The Lollards）。[9]
一些人指出，巴士底风暴发生的7月14日恰好是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下耶路撒冷的日子，这暗示大革命是异教徒展开的报复行动。更天马行空的说法是“圣殿骑士的诅咒”导致法国王室垮台，而圣殿骑士团早在五个世纪前就被摧毁。圣殿骑士团虽然不复存在，但有一种理论认为，最后一位骑士团总团长于1314年在巴士底狱等待行刑期间建立了四处共济会会所，以待报复导致骑士团解体和将他处死的法国王室。
共济会起源于18世纪早期的苏格兰，随后传遍欧洲所有国家，以极快的速度实现了扩张。随着知识精英阶层被吸引进来，其全体成员中压倒性的是世俗论者和自由思想者，他们组成一个松散的兄弟会，致力于通过传播理性、教育和人道价值来促进人类福祉。共济会成员聚在会所听课和讨论，讨论的内容从社会问题到当下的流行艺术，涉猎甚广。有些人聚在一起是为建立人际网络，其他人则冲感官上的快感而来，比如酗酒和性爱。为了标榜起源于中世纪，甚或与圣经建立联系，会有十分愚蠢的仪式掺杂其中。他们的集会场所包括寺庙、地窖和人造洞穴，神秘气息萦绕其间。入会仪式上，被蒙住双眼的新成员得在哥特式的道具之间庄严宣誓，这些道具包括斗篷、匕首、斧头、火盆以及一杯象征血液的红酒——有时也会倒入真的血液。
因为共济会会所并非由组织派下来的代表或代理设立，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建立，所以它们演化出的形态各不相同。在法国，共济会普遍具有社交属性，通常不务正业。波兰和俄国这类国家的共济会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法国。但德意志的共济会被严肃对待，它反映并部分展现试图回归到一个“更纯粹”的基督教形式的宗教潮流，也虔诚地渴望某种灵性。
1776年，巴伐利亚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教会法教授亚当·韦肖普特（Adam Weishaupt）创立了一个学生社团——“完美社”（The Oder of Perfectibles）。它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类似的团体在德意志的大学激增。1778年，韦肖普特把社团改名为“光明会”（the Order of Illuminati），引入等级制度，还创造了复杂的符号和密码系统。人和地点也有了代称：巴伐利亚用“希腊”来指代，慕尼黑用“雅典”，韦肖普特则称自己是“斯巴达克斯”。
1780年，又名为“菲洛”的新成员阿道夫·冯·弗朗茨·克尼格（Adolf Franz Von Knigge）男爵着手对“光明会”进行改革，他将自己关于“一切政治国家因为都不是自然产物，所以必须被消灭”的信条强加到社团之上。克尼格认为国家应该被相互尊重和互爱的氛围取代，这样才能实现普遍的幸福。这一为治愈世界痼疾而构想出的灵丹妙药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并且渗透进德意志的共济会网络，之后又蔓延到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北意大利和法国。受到影响的名人包括歌德、席勒、莫扎特、赫尔德以及许多其他名流。
1785年，巴伐利亚选帝侯镇压光明会，也赋予光明会与其不符的坏名声。和光明会的隐秘目标有关的恐怖传说开始流传。一本叫《论光明会》的佚名书籍于大革命当夜在巴黎出版，它将光明会的起源回溯至共济会。书中夸夸其谈地介绍了入会仪式及其过程中的严酷考验，描述了新成员如何用自己的血液在身体上标记神秘符号等内容。这本书还揭露光明会在巴黎郊外有一座带地牢的城堡，那些背叛誓言的人会被扔进地牢，最后消失于世间。此书的作者断言光明会“准备要接管人类的心灵——他们要统治的不是王国，不是省份，而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并且最终实现彻底摧毁所有王权、政府以及社会本身的目标。它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了网络，各个网络都控制着一系列从属的圈子。作者详尽地列举关系网络，使人以为整个欧洲都被它占领了。[10]
这顺应神秘事物的风行潮流，符合当时对远古酒神崇拜、埃及祭礼（其最有名的作品为莫扎特的《魔笛》）、厄琉西斯（Eleusinian）和炼金术“密仪”以及各式各样秘密社团的迷恋。这在德意志创造了一种叫“盟会小说”的文体，席勒、让·保罗·里克特（Jean-Paul Richter）和歌德都用这种文体创作过。最成功的作品是卡尔·格罗斯（Carl Grosse）的小说《天才（1791～1795）》。主人公——一个贵族青年——展开了流浪式的冒险，他不仅体验了令人称奇的性活动，还加入了一个社团，被命令去行刺西班牙国王。这类书籍有助于让人们相信这些秘密的社团虽然在暗处运作，但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谓的更贴近事实的出版物也在秘密社团和政治之间建立了联系，使很多人相信法国大革命主要是由共济会推动实现的。一些书籍声称，作为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策源地，雅各宾俱乐部［以他们聚会的前多明各会（Dominican）修道院命名］实际是共济会的分支。“发起成立雅各宾俱乐部的政治委员会可以追溯到德意志光明会。光明会没有被消灭，他们在地下发展，成了一个比之前更危险的组织。”利奥波德·阿洛伊斯·霍夫曼（Leopold Alois Hoffman）写道。他指出，光明会的一位领袖约翰·克里斯托弗·博德（John Christoph Bode）在大革命爆发前两年游历过巴黎，并且与法国的共济会成员有过接触；著名的革命分子米拉博（Mirabeau）爵士也在巴士底狱陷落前不久造访过柏林。[11]
1792年3月16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一场面具舞会上被刺杀。欧洲很多人都清楚背后的凶手来自何处。同年晚些时候，前共济会成员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皇家军队入侵法国以镇压大革命，结果在决定性的瓦尔米战役中败于法国革命军。很明显公爵是接到了秘密指令，让革命者大获全胜。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启示性”文学描述了黑暗艺术、秘闻、咒语和毒物，以及它们是如何致国王们失去性命。写作者通过暗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以免于读者对其文本含糊不明的指控，这强化了“教派”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神秘性。很多这类书籍和宣传册只是让相信的人更加相信，而前耶稣会神父奥古斯丁·巴努埃尔（Augustin Barruel）所做的权威性和开创性工作则让更多的读者开始相信。[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