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理想国艺术巨匠经典传记（全8册）》包括《梦室：大卫·林奇传》《弗兰克·盖里传》《梭罗传》《魔灯（全译本）：英格玛·伯格曼自传》《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花森安治传》《杜尚传（第二版）》《我们在此相遇》《毛姆传：全本》
1.《梦室：大卫·林奇传》，鬼才导演大卫·林奇首部自传 敞开所有，回应一切 请君入“梦” 。
2.《弗兰克·盖里传》，世界建筑界至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得主生平大作。
3.《梭罗传》，完整的梭罗不仅是瓦尔登湖畔的短暂时光 整理大量未出版作品，还原梭罗的立体形象 追踪梭罗人生的全部轨迹，复活他的完整一生。
4.《魔灯（全译本）：英格玛·伯格曼自传》，世界电影巨匠英格玛•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
5.《《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花森安治传》，日本传奇媒体人花森安治完整传记 。
6.《杜尚传（第二版）》，首部中文写就的杜尚传记，刻画20世纪前半叶西方艺术家群体的众生相。
7.《我们在此相遇》，约翰·伯格唯一自传体小说，一段穿越时空、美丽隽永的个人旅程 。
8.《毛姆传：全本》，讲述世界文学大师毛姆的传奇人生，再现《月亮与六便士》的创作故事，史诗级权威大传，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部分摘录：
2011年3月19日的晚上，曼哈顿下城尚未完工的一座七十二层公寓的顶楼豪华套间里，纽约地产商布鲁斯·拉特纳（Bruce Ratner）为了庆祝他这座新地产项目的开幕，正在举办一场派对。对于一场庆祝新项目竣工的派对来说，它的嘉宾名单显得有些非同寻常——歌手、社会活动家 Bono[1]，艺术家查克·克劳斯（Chuck Close）、克莱斯·奥登伯格[2]，演员本·戈扎那（Ben Gazzara）、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著名艺术品经销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的老院长哈维·李奇登斯坦（Harvey Lichtenstein），酒店业巨头伊恩·施拉格（Ian Schrager），以及著名记者如莫利·塞弗（Morley Safer）、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等各界名流都赫然在列。举办派对的这座公寓通体被不锈钢板包裹，落成之后，它将成为整个纽约最高的一座住宅。长久以来，关于这座公寓内部套房样式的猜想已经成为纽约街谈巷议的话题。但是，当晚前来这座钢构巨塔的名流们，目的却并不在于对这幢建筑先睹为快，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都不是布鲁斯·拉特纳的朋友。这些名流和其他三百多位普通来宾，都是为了一位身材矮壮，戴着眼镜的银发老者而来。在整场派对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身着黑色T恤衫，外罩黑色西装的老人都站在公寓北侧的窗前，窗外便是曼哈顿壮观的天际线和布鲁克林大桥高耸的两座桥塔。他就是这幢公寓的设计者，当今世上无可争辩的最著名建筑师。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两个半星期前刚刚度过了他八十二岁的生日，这场派对也是布鲁斯·拉特纳为他举办的生日派对。建筑师的生日派对，拉特纳觉得这是对公寓落成最好的庆祝。同时，举办这次派对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淡忘他与盖里之间的不愉快：就在二十一个月前，他在另一个更大规模的项目“大西洋场”（Atlantic Yards）的规划和建筑单体设计中解雇了盖里。“大西洋场”是拉特纳的森林城集团（Forest City Ratner）投资开发的一个巨型地产项目，计划在位于布鲁克林中心城区的铁路站场原址上完成十七座建筑，其中包括刚刚从新泽西搬到布鲁克林的篮网队（Nets）的新主场。当时，盖里已经完成了项目的总平面、球场以及区域内几座摩天大楼的方案设计，他的参与使得“大西洋场”较之一般的大型商业地产项目显得更为野心勃勃。然而，在使用盖里的总平面为项目获得了前期许可之后，拉特纳却突然用另一家设计机构提供的更简单而经济的设计方案替换了盖里的方案——他炒掉了盖里。盖里对这一决定深感震惊与愤怒，这一变故使得他位于洛杉矶的事务所陷入困境，不得不裁掉了许多在这个项目上工作的建筑师。而让盖里尤为郁闷的是，他还只能在私底下表露自己的不爽。因为此时他仍在继续参与拉特纳在曼哈顿下城的公寓楼项目，这使得他很难和拉特纳公开翻脸。事实上，盖里是那种当事情进展得不如意时，无论自己如何愤怒都很少外露的人。因为他不喜欢冲突，通常情况下他总能通过友善而和气的方式使事情得到解决，而非扮演一个暴躁的艺术家。
左起：本·戈扎那，布鲁斯·拉特纳，Bono，卡尔·伯恩斯坦，弗兰克·盖里。摄于云杉街8号，拉特纳的公寓塔楼顶层套房
盖里的这种处事之道正合拉特纳之意。作为地产商，比起炒掉弗兰克·盖里，他显然更加愿意因向盖里提供了设计纽约最高公寓大楼的机会而被人们记住。在大西洋场项目上解雇了盖里之后，他极尽所能地想用后一种方式把他的名字与盖里联系起来。在他的销售顾问的建议下，拉特纳将曼哈顿下城的公寓项目称为了“盖里的纽约”（New York by Gehry），将弗兰克·盖里的名字也变成了公寓的卖点之一——因为盖里的声望如此之高，他的名字便和开阔的景观，宽敞的衣帽间，漂亮的厨房，宽大的窗户，甚至是房地产开发的终极要素——地段一起，成了这座公寓的绝佳卖点。在纽约，之前从未有过一座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公寓大楼。事实上，在此之前，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里也找不到一座盖里设计的摩天大楼。一直以来，盖里都是以设计博物馆、音乐厅、小住宅、教育建筑，以及小型商业建筑而知名。他位于洛杉矶的事务所虽然规模颇大——在生日派对那会儿大概有150名雇员，但并不是那种批量生产高层办公楼的事务所。相对而言，他的事务所更像是一个巨型的艺术家工作室，一个以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中心的大型作坊。在完成纽约公寓之前的职业生涯里，盖里的两个代表作：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1997年完成）和洛杉矶的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2003年完成），均可跻身于上一时代最杰出建筑作品之列。2010年，《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邀请了90位世界顶尖的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提名“1980年以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五座建筑”，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毫无悬念地以压倒性优势成为赢家，它得到的票数是其他任何建筑的三倍以上。“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3]《名利场》杂志断言，“现年81岁，出生于加拿大的盖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一位建筑师。”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正式落成的几个月之前，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曾参观了这座建筑。螺旋形的结构、钛合金包裹的表面，都使得博物馆的外形充满视觉张力。约翰逊直言，这座建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盖里创造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灵动、粗野，又具有巴洛克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除了“现代”，人们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词汇来定义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形式，但是这种“现代”又断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现代主义”风格——冰冷的玻璃方盒子。
盖里很喜欢用纸来做工作模型，随着折叠、挤压而揉皱的纸的形态，常常成为他设计的起点，他由此获得灵感，进而从中深化和发展出他想要的建筑造型。因为这种工作方式，很多人认为他的设计是偶然而随意的。当然这是一种误读，与五十年前人们对于弗兰兹·克莱恩（Franz Kline）和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绘画艺术的误读十分类似。盖里的建筑作品与波拉克的“滴画法”（drip paintings）一样，也是一种偶然性的创造，因此他们的作品也都具有一种相类似的怪诞、新奇、热烈而充满活力的美。
事实上，你也可以参照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对于克莱恩、波拉克以及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等人的经典概括——“行动派画家”（action painters），[4]来把盖里的建筑作品视为是某种“行动派建筑”（action architecture）的代表。然而，虽然盖里的建筑通常也能给人带来同样的动态感受，但无论是其建筑作品的实现过程还是方式，都与行动派绘画全然不同。罗森伯格所提出的“行动绘画”一词，是为了描述绘画过程中画家本人与画布本身的一种激烈的互动方式。而建筑不同于绘画，建筑作品不仅仅需要引发感官体验，同时也必须满足实际的日常使用功能。此外，建筑作品的完成过程也完全不像绘画那样自由：每一个节点和细部都需要事先进行深入而精确的设计，不能异想天开。为了保证设计的可行性与建筑结构的可靠性，与工程师的密切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建筑创作来说，想象力是必须的，但仅有想象力还远远不够，因为天马行空的想象终须落到实处，建筑的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必须是能够被建造出来的。[5] 20世纪50年代，伟大的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t）画家们创作了大量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现代主义绘画。但相比之下，同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却并无太多突破，仍旧停留在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在探讨的那些主题之上。在20世纪50年代，一座钢结构的玻璃房子，可能看上去比一座木板墙面的科德角式小住宅（Cape Cod cottage）要先进、前卫许多，但是要论颠覆性的创新，比起房中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德·库宁的画作（如果房主幸运的话），这座玻璃房子可要逊色不少。建造技术和工艺上的种种限制，使得建筑界的新思潮很少能像艺术界一样迅速地产出成果。画家进行创作，只需要在画布上刷刷点点，而建筑师若想将一个复杂形态的流动的空间付诸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尽管工程师们从未停止追赶时代步伐的努力，但若和当时画家们的作品比起来，即便是可以称之为挑战当时的结构工程极限的作品——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TWA航站楼（1962年）——看起来也几乎是平淡无奇，无甚亮点。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如弗雷德里克·基斯勒（Frederick Kiesler）等，也曾做出过许多更为大胆的设计，但那都只不过是停留在想象中和纸面上的空中楼阁，根本建不出来。
在艺术界浸淫多年，深受艺术界影响的盖里，是第一批意识到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的手段追赶艺术家们创作脚步的建筑师之一。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操作电脑，但他仍以自己身为一个技术上的创新者，以及前所未见的建筑形式的创造者而自豪。他发现，在建筑师事务所中应用数字技术，除了能使绘图变得更加方便以外，还可以引发更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使得许多从前断然无法建造的极端复杂的建筑造型获得了结构设计与建造的可能性。他意识到，头脑中能够想象出的所有建筑形式，几乎可以通过电脑实现工程设计。这将使建筑师的想象力获得彻底解放。
盖里和他事务所的同事们使用一种原本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的先进数字设计软件进行工作，并有针对性地对软件进行了改良，使其能够更适用于建筑设计。这款软件也成为设计类似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这种形态的项目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说它就是联系盖里的想象力与实际建成的建筑之间的桥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并不是数字化设计革命的浪潮所孕育出的第一座建筑，但它绝对是这波浪潮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引起公众轰动的建筑，也是第一个向世人清晰展现了这场由计算机引领的建筑设计革命的建筑。借助新技术，盖里得以创造出这种全新的建筑形式——一种沙里宁在几十年前的技术水平下苦苦追寻而不得的建筑形式。
作为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第一个能够在很长时期里对大众文化产生持续影响的作品。由盖里所塑造的大胆的建筑造型，其影响力从建筑界延伸至了整个大众文化领域。在建筑业界，这座建筑是现代以来少数的几个为建筑评论家和史学家所公认的严肃而重要的新建筑作品之一，与此同时，尤为可贵的是，它还能够被公众广泛接受。考虑到公众对于建筑的欣赏水平通常还停留在类似于古典主义的市政大楼或者红砖砌筑的乔治亚式小住宅（Georgian houses） 如此这般的建筑上，并且他们通常对任何能跟“前卫”沾点边的东西嗤之以鼻，这座建筑在公众中的大受欢迎，实际上标志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进步。若和其他的艺术领域类比来说，就好比严肃文学的代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说竟能比流行作家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小说更畅销，或者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这样的音乐家竟然在排行榜上击败了流行歌手Lady Gaga。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进步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上，许多平日里对现代建筑不怎么感冒的人慕名而来，流连其中，讲述着他们有多爱这座建筑。这不禁令人想起位于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另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1959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为那座博物馆所设计的螺旋形结构，也曾在公众中引发热烈的轰动和追捧。而自那以来，盖里的这座建筑恐怕还是第一个能够打破建筑与大众文化的边界，令公众如此兴奋的建筑作品。
当然，对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仅仅是它众多的地标之一。然而对于毕尔巴鄂，这样一个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Basque）的旧工业城市来说，这样一座建筑所能引发的效应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凭借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巨大吸引力，毕尔巴鄂迅速转型成为了一座火爆的旅游城市。这座建筑不仅仅是艺术与建筑发烧友们的朝圣之地，每天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游客被吸引前来参观游览，源源不断的游客赋予了毕尔巴鄂这座老城以新的活力。一座建筑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推动了整座城市的变革和复兴，人们开始把这种力量称之为——“毕尔巴鄂效应”（the Bilba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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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盖里在建筑领域一直为人所熟知，但他真正名声远播，还是要归功于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博物馆于1997年正式落成之后，盖里的声望急剧上升，迅速蹿红成为一个大明星，也成了继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之后最知名的美国建筑师。两个弗兰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弗兰克·盖里），为同一个机构，设计出了同样极具开创性，又深受大众喜爱的两座博物馆建筑。二者之间虽然相隔四十年，人们仍不免对他们两人进行对比。然而事实上，虽然他们有着同一个名字，对建筑同样热情投入，同样天赋异禀，能够做出颠覆性的设计，但就像他们风格迥异的设计一样，两人的个性也截然不同。赖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个独裁者，政治上非常保守并且自恋。他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身边有着一群教徒一般忠实于他的崇拜者。赖特的处世态度仿佛是——如果你不喜欢他的建筑，那一定是因为你不懂得欣赏伟大的设计。
盖里则往往显得不那么自信。他渴望人们对他的喜爱和接受，他希望他的建筑能够让人喜欢和满意。有的时候他似乎把别人对于他作品的认可，和对于他本人人格的认可画了等号，视为是同一回事。“对于弗兰克来说，通过认同他的建筑，使他感受到被需要和被爱，是非常重要的，”[6]盖里的老朋友巴布斯·汤普森（Babs Thompson）说，如果你不喜欢他的作品，“那你就是不理解他，不接受他这个人。”
不过，虽然盖里的生活一直被这种焦虑所困扰，他的举止却总是表现得轻松而友善。与赖特的锋芒毕露不同，他把自己钢铁般坚定的意志隐藏在一种随和的外表之下，盖里的老朋友，艺术家彼得·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称之为“盖里独有的温和而谦逊的处事方式”[7]。赖特从没有被误认为谦逊过，而盖里却经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