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本书有关德国20世纪历史的文章对从希特勒纳粹专制统治建立、第三帝国危机再到崩溃这条道路上的重要节点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以魏玛共和国解体和1933年纳粹攫取权力为题，一方面研究了魏玛帝国宪法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议会制度的失败，另一方面则对1948/1949年《基本法》通过时议会理事会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对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德国公众对其政策支持度的日益提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着手探讨的是第三帝国的日渐解体。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书不仅仅是给图书收藏者的一份礼物，更是一份对民主德国社会史的贡献。……该书的独特魅力在于，时代见证者们发言分享自己曾经缄口不言的许多内容：个人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努力去获取想要的书籍的。（阅读时）人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在俯瞰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
《自由的权利》阿克塞尔·霍耐特说“我自己的感觉告诉我，我的这部书确实能在中国当代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政治和道德的自我启蒙作一些贡献。”于尔根·哈贝马斯说“霍耐特为了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纲领作新的调整，把历史的脚步从马克思退回到黑格尔。
《铁幕欧洲之新生》本书通过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的视角展示了冷战时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在东西欧所发生的种种转变。相比于一位历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的视角更像是一位东西欧社会文化的传递者，通过东西欧之间的交通、文化交流、人口流动等具体的变化，向读者呈现出立体的、彩色的“铁幕”之后的东西欧。作者在此既没有拘泥于历史的遗址，也没有单一地借鉴当代的碎片，而是通过流动和变化的点点滴滴将历史与当下串联起来。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本书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图文并茂地展现了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到千禧年这半个多世纪的德意志文化的发展变化历程，内容涵括文化中的哲学、文学、绘画、音乐、出版传媒、流行时尚、建筑及工业设计，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
部分摘录：
当下欧洲！关于蚂蚁商人、廉价航空公司和其他欧洲人 “当下欧洲”，这听起来有些矫情！我喜欢这种说法，感觉自己受到挑战，在普遍谈危色变的情况下并不人云亦云、悲天悯人，何况这类哀叹往往既来得太晚，又于事无补。但它听起来也像是一种固执反应，犹如小孩子常常在夜幕笼罩下的森林中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它听起来如同借助魔法的召唤，召唤的对象往往是不存在或尚不存在的东西，要通过召唤才能出现。但作为中等智力、对时局感兴趣，而且对经济问题也有一定了解的人，他对欧元危机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对欧元危机有自己的见解，但看不透，特别是我没有解决危机的办法。这有点儿糟，可也没有那么糟，因为就连那些了解金融、金融交易、货币流通秘密的大腕们以及经济生活机构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洞察力。否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公众和客户启蒙。如果内行专家感到自己对公共福利负有责任的话，他们本该起到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这是人们对他们的起码期待。然而当我们急需他们来解惑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隐身并失语了。专家们抛弃了我们，我们必须依赖自己对局面的判断，无论这种判断是在家中的写字台前、在专题讨论会上做出的，还是晚上跟朋友们在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或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2]的餐饮聚会上做出的。我琢磨明白的是：显而易见，“我们”，即贷款人、消费者、社区、文化和科学界人士、各州、联邦德国、欧盟成员国和欧元区，一直在超前消费。现在到了紧要关头，我们渐渐明白，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一种相当具有戏剧性的见地，承认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但这既非世界末日，也不意味着西方的灭亡。我所能提供的并非阿基米德支点，凭借它可以应付令人看不透、从而让人不安的局面，或是能对局面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解释；我说的这些不过是一系列所观察到的现象而已。人们也可以把它叫作自我观察，在观察中我们得知局面的真相和我们的处境，如同危机之前卡珊德拉（Kassandra）[3]的预警，这类警告因其简单明白的优势总是容易做出，不像纷繁复杂的当前局面，即“黑暗的生活瞬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语）那么让人理不出头绪。这种观察所涉及的欧洲是不会出现在有关欧元的言论中的，我提到这个欧洲并非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拯救的希望和“阿基米德支点”，而是因为这个欧洲不容忽视。首先人们应该把观察的视野扩大，有一些东西，无论是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办公楼的走廊中，还是在拯救欧元的方案中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对欧元拯救方案一窍不通，但对欧洲的其他事情还是略知一二的，同时我也相信自己对这些事情有一定的判断力。有时我有一种印象，我或“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早晨听新闻时——播报的都是最新指数和数字：道琼斯、日经指数、纳斯达克、达克斯、最新的经济报告、公司结算——我问自己：这些消息是给谁听的？谁听得懂又用得上它们？是否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了股票持有人、知情人和分红利者？这些消息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只起着背景和衬托音乐的作用，就像人们在商厦和飞机场的洗手间都能听到的音乐，不过是为了烘托气氛，营造一种与一体化世界的调子合拍的氛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好坏要靠交易所急剧变化的股票状况来衡量。一个昨天还可靠地进行生产的企业，第二天一早其股票就大跌，甚至会破产。我觉得这好像是个头足倒置的世界，与我所观察到的相去甚远。在我所分析的矩阵中，被分析的对象和结果都完全不同。
我多么希望能说说我在自己观测站的所见所闻啊！但说来话长，特别是对一些场面还得“详细描述”和分析，人们才能理解。这些观察均是我在游历“欧洲群岛”时偶尔进行的，观测站包括：过境关卡、申根国家各领事馆签证部门前的长队、办理登机手续的窗口、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欧洲长途汽车公司的行车时刻表、边境工作人员的统计数据，城市游的目的地、杂货市场、报纸的报道、节日与文化活动、渡船的频率，总之就是那些把欧洲凝聚在一起的潜流。
在此我先说明论题：有一个运转正常的欧洲，但在所有有关危机的言论中它都未曾出现过。人们可以举出数月前由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和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发起的倡议书作为欧洲危机讨论中现实欧洲缺席的例子，许多公众人物、其中也包括我尊敬的公众人物都在上面签了字。[4]该倡议书要求引进欧洲年作为对抗欧洲疲软和欧元危机时期不作为的措施之一：学生、大学生、成人，也包括老人，应该有机会在欧洲逗留或工作一年，作为一种服务于欧洲的和平队[5]，其目的是了解他人，核查偏见，同时也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有孔-本迪和贝克提出的建议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了：但不是装模作样，而是逼上梁山；不是作为教育教学活动，而是作为生活与职业实践；不是作为需要某个新创建的官僚机构来推行的事情，而是人们必须自发去做的事。欧洲要比许多自诩为欧洲人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更为博大，欧洲确实存在，无须——哪怕是出于好意——重新推出。
此欧洲的疆域也要大于欧元区，甚至超越所有申根国家的边界。欧洲歌唱大赛时，欧洲人甚至将目光投向巴库的水晶宫，它建造在里海海湾旁，从而让人们得以领略欧洲另一侧的建筑、风土人情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状况。[6]举行欧洲杯足球赛时，欧洲许多国家成千上万的球迷起身前往很多地方去助威，别的哪怕是再精巧的启蒙活动也不可能吸引这么多人上路。通过看足球赛，他们对哈尔科夫（Charkiw）和顿涅茨克（Donezk）有所了解，同样也对古老的加利西亚大城市伦贝格（Lemberg）、“城中之城”基辅或是新兴城市华沙有了印象。[7]可以说，新近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在危机和困难的时刻，这座伟大城市成功举办的这次盛会展示出文化的鼓舞与凝聚力量，它让人们——不仅仅是欧洲人——相聚在一起。但此处不是要列举所有的精彩盛会，而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有一些事件是欧洲性的，尽管从狭义上说，它们与有关欧洲的言论没有关系，但它们增强或削弱着欧洲的统一。在此人们可以补充其他重要的“欧洲事件”：经过多年的寂静与撤退后，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社会”又回来了，它机智、顽强，对自己的事充满信心。一些集会与游行，如反对审判暴动小猫（Pussy Riot）乐队成员这类事情自然与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有关，尽管它们是在有关欧洲的话语之外发生的。总而言之，欧洲在其存在未被意识到的地方也存在。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以下一些我只能简短提及的事。
大学生们很久以来一直在路上，也许在路上的时间太多了。他们往返于柏林洪堡大学或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欧洲大学与克拉考（Krakau）、卑尔根（Bergen）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之间，欧洲近代早期的学术朝圣（peregrinatio academica）传统又得到了恢复。现在年复一年有十万名伊拉斯莫斯（Erasmus）大学生在按计划流动，哪怕他们拿不到学分，但带回家来的往往是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语言知识、友谊和配偶。没有一个年轻人不熟悉航线网和那些省钱的飞行可能性。瑞安（Ryan）航空公司、维茨（Wizz）航空公司、易捷（Easyjet）航空公司以及许多区域性航线形成了一个网，它持续改变了我们头脑中与心目中的欧洲地图。无论是出差需要还是计划休假旅行，每个人都熟悉这个网。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儿子们乘这类飞机来到里加（Riga）或塔林（Tallinn），往往都不知道他们到了哪儿，对此人们自然可以报以偷笑或进行嘲讽。但多少总会留下一些印象的，哪怕——除了别的许多经验——仅仅体验了一个大陆的无国界性。这些航线并非出于教育目的而存在，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它们获利，显然还是双赢，公司和客户都得到了好处。只要有需求，公司就开辟航线，需求不再，航线就取消。分析一下最近一二十年的航线网，我们就能获悉那些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那些能够赢得什么的地方，还有那些重新被人遗忘的地方。它们可以说是重新测量欧洲相当好的指示器。舍内菲尔德（Schönefeld）机场和莫斯科机场间的航班频率体现了莫斯科与柏林间往返交通的密度。从慕尼黑可以前往的乌克兰境内的新目的地则说明，其双边商贸一片繁荣。人们惊奇地获知：夏季从慕尼黑哈克尔桥长途汽车站开往布雷斯劳（Breslau）和伦贝格的票提前两周就售光了，显然西里西亚（Schlesien）和加利西亚（Galizien）正在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廉价航空公司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欧洲。它们让几十万波兰人穿梭往返于英国中部地区与格但斯克（Gdańsk）、波兹南（Poznań）和华沙之间，从而让新的跨国联盟出现。它们使大面积移居成为可能：英国与荷兰的退休者在冬季前往西班牙或保加利亚海滨，或是托斯卡纳派[8]这代人从柏林和科隆飞往锡耶纳（Siena）或佩鲁贾（Perugia）附近。欧洲地区成为最好的度假区：在海边的沙滩上欧洲人得以彼此接近，在那儿他们仅仅以人的身份出现，冷战时克罗地亚海滨和巴拉顿（Balaton）湖岸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如今在安塔利亚（Antalya）与特内里费岛（Teneriffa）就更是这样了，在那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游客早就成了德国人的竞争对手，无论是在情场上还是在房地产市场上。文化和艺术运作使美学行情与时尚同步。行走在博物馆、节庆活动和画廊的人，总是周旋于一直熟悉与不断更新的东西之间。被欧化和同步化的还有各种纪念日、节日和周年纪念日：无论是9月1日、10月啤酒节、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日、D日[9]、6月22日，也许还该算上5月1日。柏林的爱的大游行[10]或波兰科斯琴（Kostrzyn）的伍德斯托克节[11]的开始都是同步的。欧洲博物馆、欧洲纪念地、欧洲文化都市——我们总是嵌入欧洲框架——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已无法逃脱整体的欧洲文化。但当欧洲化运转状态良好时，人们从不谈论它，因为它一向被视为基本前提，甚至根本不值一提。这同样适用于欧洲的交通，以及货物、人员和思想的交流，它们每日、每周、每月、每年都在周而复始地进行。人们必须想象一下，一旦这些把欧洲维系在一起的交通和交流中断了，假设中断了一周，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就是紧急状态，那时人们才会意识到那些默默无闻运转着的常规交通和交流有多重要。埃亚菲亚德拉冰盖（Eyjafjallajökull）的火山爆发导致火山灰进入大气层，中断了航运，各飞机场都变成了受阻乘客的临时救急收容站。在这种时刻人们才突然明白，什么是我们文明的基石：正是平时不值一提、默默运转的日常工作。欧洲的日常生活正是靠这种日常工作和实践来维系的，当然还有选举、议会、委员会和那里做出的各项决议。让欧洲长存不灭的正是长期的日常工作和体现它们的基础设施。欧洲离不开货运商，没有铁路就不会形成19世纪的欧洲文化；没有廉价航空公司和互联网，也谈不上21世纪的欧洲文化。尽管有危机，但是到处都在出现新的轴心、新的大都市集结区、新的中心。面对欧元危机束手无策的欧盟委员会委员在散会后纷纷搭乘法国高速列车，一小时或三小时后他们就能返回阿姆斯特丹或巴黎。尽管对计划中的导弹防御系统产生了争执，但是从鹿特丹运往莫斯科的货物仍能按时到达。因此俄罗斯和欧洲铁路连接——解决早该解决的宽轨与窄轨的轨距统一问题——就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其意义要远远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扩张，没有人知道这类扩张如今还有什么必要，比如针对谁和为了谁。新的走廊地带把一些国家连接在一起，让一些城市成为友邻：巴黎-科隆、巴黎-伦敦、米兰-罗马、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华沙，许多年前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就高瞻远瞩地设计了这类欧洲跨国网。地理上的远近亦发生了变化：工程师们的艺术杰作，如连接哥本哈根与马尔默（Malmö）的大桥、新的圣哥达隧道和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吊桥，它们就像铰链和夹子一样把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看起来，它们运转良好。
人们只消在柏林遛遛，就会发现这座城市正在大兴土木。它是年轻人以及欧洲各种俱乐部和各类艺术家喜欢沉迷其中的地方，是剩余和短期资本投资的好地方，也是那些有很多时间却没有同样多钱的人的乐园，他们在此过日子的开销不像在伦敦或莫斯科那么多。[12]柏林，特别是东柏林回归欧洲怀抱之后，欧洲人又能重游这座时空长期遭到阻隔的城市。欧洲有一些地区很长时间以来依赖于能源、人力和技能的不断流动，比如每个柏林人的熟人圈子中都有人用过波兰工匠。那些如今帮人组织花园聚会的人都会多种语言，他们来自拉脱维亚、加里宁格勒地区和布科维纳（Bukowina）。有时来装修的施工队成员会持有四个不同国家的护照。医疗保险体系在估算护理人员力量时，不像过去那样指望来自韩国的护理人员，而是打起了东欧护理人员的主意。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观察：俄罗斯保姆，她们照看着在柏林维尔默多尔夫（Wilmersdorf）成长的、莫斯科中产阶级的后代；健身房和温泉浴池里那些俄罗斯顾客，他们肆无忌惮地高声做着生意。在夏洛滕堡的社区服务中心，人们有时会以为俄语现在已经成了第二官方语言，这对居住着二三十万名讲俄语居民的首都来说也不奇怪。还有一些地方俄裔居民的密度更高，如巴登-巴登（Baden-Baden）、卡尔斯巴德（Karlsbad）、基茨比厄尔（Kitzbühel）和昂蒂布（Antibes）。这种现象甚至在革命前的旅游热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移民潮时期都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