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 本书由作者不同时期的11篇文章构成。作为一个整体，展示了作者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写作于不同的时期，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特点，体现了作者方法上的自觉，可以说是作者近三十年来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的学术轨迹，从数据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开始，到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深描，最后致力于历史文本的多角度阐释，反映了作者从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方法的回归，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陆游的乡村世界》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生仕少闲多，长期生活在家乡浙东乡村。在陆游存世的海量诗作中，有六七成是与其家乡生活有关的。集中解读陆游的诗篇，借其目光观察浙东地区的乡村社会生活，展示其心目中的“乡村世界”，虽然吉光片羽，却显得弥足珍贵。通过剖析陆游“乡村世界”这一个案，展现了：陆游的乡村生活是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以陆游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重复杂的角色;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既丰富多彩又民生艰难的乡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想象“宋代农村”提供了几个可以依凭的支点。 《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典藏版）》 本书围绕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进行解析，试图说明其成长并非无关宏旨，须紧扣“近代”这一线索去把握。“思想界”及其他“～界”“～～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浮现，乃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写照，既意味着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型的对应关系，也映射出告别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聚焦“思想界”，是期望探讨这两个要素的交互作用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据此可以看出，清季民国时期由新型传播媒介营造的思想环境有哪些特征，形成了怎样的“思想版图”;而读书人与此的互动，又如何导致其写作方式、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晚清州县官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主要内容是杜凤治眼里和心中的官场。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官场的百态，为州县衙署的具体运作、州县如何借助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管治乡村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细节。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反映了晚清官府对大城市的管治。有关听讼的记载透露了州县官在审案时的种种考量，使今人得以了解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有关州县催征的记述，有不少清代赋税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的事实。对官员交往、馈送、收支的记述，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生动而可信的故事。 《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修订版）》 本书为2016年版基础上的修订再版，重点考察近代中国一些来自西方（包括日本）的所谓合法性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如何传播的。如启蒙、新的性道德与生育理念，一些与西方现代性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像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等，它们是如何被“舍旧谋新”的各种传媒和知识精英在引介中具体化、在地化乃至符号化的;又是如何被清末民初的知识人阅读和使用的;这些富有新义或现代性含义的知识与符号又是怎样成为时人新的崇拜，被传递到不同空间中不那么精英的受众那里的;这些受众又如何对此加以接受转化，最终又产生了何样的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
部分摘录：
相反，清末以来也一直有学者为新名词进行辩护，他们接纳所谓日本或欧美经验，赞成引入和使用外来的新名词，间或批评汉语之繁杂难学。像清末引介西学和新学的先驱梁启超从进化论出发，认为文字与民族文明高下程度相关：“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此例差。”而文字由低阶的衍形向高阶的衍声进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本来面目必然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况下，言文是否一致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进一步，梁启超又从社会层面分析新名词出现之正当性与言文一致之重要性：
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其为害一也。言文合，则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识，其古文之学（如泰西之希腊、罗马文字）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故能操语言者即能读书，而人生必需之常识，可以普及。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为害二也。
可以看出，梁启超这里其实是在批评汉语太过繁难，不如日语和西方语言那样简单易学，以至于中国人学习起来非常吃力，收效也不大。即便有成，“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梁启超认为这才是导致中国民众“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新思想所以传播“独迟”的原因。[75]有此认知，无怪乎梁启超身体力行，成为当时新名词的最大生产者。[76]他大量从日文中引入日本名词，形成所谓“新民体”，对当时及后来的青年读者影响甚大。[77]
《浙江潮》上也发表有评论认为新名词的日多是因为翻译事业大兴，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只是因其新，许多读者对其含义不太了然，自然会出现一些滥用情况：
自东方译事兴，而新名词出现于学界者日益多。好学之士初读新书，必有半日不得其解者。而译书、著书之人，习之既熟，脱口而出，必强之以另易名词，无论其不便也，亦势有所不能。然则举其非吾之所习者，而一一解之，斯诚今日吾辈之义务，无可容辞者矣。抑尤有进者，名词之解释，不明其害之流入社会者，影响甚大。权利无定解，则必有以权力、权势谓当崇拜者矣；自由无定解，则必有以杀人淫酒为不当受人约束者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为害之大，又何可言也。[78]
为避免新名词被滥用导致的危害，作者称愿意为读者解释一些关键的新名词，以尽其义务。可以看出，作者这里对新名词持赞赏态度，并愿意付出努力去推广新名词的真义，以防招致误解。
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则参考“西国”“日本”的造字经验认为，如“不阻塞中国之进步”，使中国“人心”得到“释放”，新名词引入中国为不可避免之事：
中国今日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79]
另外一个来华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则在京师大学堂教书，他编有心理学、伦理学教材以供中国学生使用。他在自己所编《心理学讲义》中也回应了张之洞等人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对新名词的批评，并援引中国历史上的证据指出反对新名词的无道理及引入新名词的必要性：
《奏定学堂章程纲要》有不许用新语之不雅驯一条，然学术欲随时而进步，学者随事而创作新语，亦势所不得免也。创作新语，中国不乏其例。春秋战国诸子暂舍而不论，即唐代玄奘等译佛典，亦多用此法。盖传外国之学术宗教者，自己国语苟无适当之语，则不得已而为此也。玄奘等所创作之新语，在当时未必皆雅驯，而今人则不复问其雅驯与否。由是观之，语之雅驯与否，毕竟不过惯与不惯而已。今中国正当广求知识于外国之时，而敢问语之雅驯，或因此致阻碍学术之发达，则岂能免颠倒本末轻重之讥乎？本书所用学语，专据日本学界常用之语，其中或有所谓不雅驯者，然在日本则既已通行，而在中国又无可代用，毋宁仍用之，非敢蔑明章也。[80]
王国维也与前引林乐知、服部宇之吉等的见解相仿，他认为中国学术“欲进步”，就不得不创造“新名词”（即其所谓新学语、新言语），在此情况下，王国维认为新名词的出现是新思想输入导致的必然结果，“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所以日本所造西式汉文才能在中国流行。但是“滥用之”或“唾弃之”均非妥善态度，“日人之译语”虽未必“皆精确”，然其“精密”之处却为中国人提出的类似新语所不逮，“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王国维这里还进一步分析新名词受到贬斥的部分原因——“译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这不应该成为拒绝来自日本新名词的借口。[81]
高凤谦（梦旦）所见略同，也认为当下出现的新名词之来源主要出于翻译，其中沿袭日文俗语而“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又不能摒弃不用，原因在于“世界之变迁益甚，则事物之孳乳益多，此不可逃之定例也。其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部分人之所以反感新名词，乃是因为“谓其来自外国也”，高氏认为这不能成为贬斥拒绝新名词的借口，因为之前中国已经从对外国文献的翻译中吸收了大量新名词，“何文人皆习见而不之怪乎？”高凤谦又继续质疑，在“世界交通，文明互换”的时代，中国对于外来之新事物已经不再拒绝，“而独计较于区区之名词，无奈失本末轻重之分乎？”进一步，高凤谦为新名词辩护道：
今者译本之流行，报章之传布，上至于奏定之章程，钦颁之谕旨，所用新名词既数见不鲜，又乌得从而禁之？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设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82]
因之，如前引《时报》上包天笑的观点，高凤谦认为，即便对于保存国粹者而言，亦无法回避新名词，因为“国粹”这一表达本身即新名词，况“新名词亦新名词”，即便去批评新名词亦不得不用新名词。于此，可以看出高氏本人对于新名词的大力支持态度，他身体力行地在该辩护文中大量使用新名词以昭法式。
类似林乐知、王国维、高凤谦等的看法，有时论（甚至是《申报》上发表的时论）同样认为新名词出现有其合理性，是翻译引进东西方各国新知识的必然之举：
至于今日东西各国书籍翻译日富，新知识之输入日多，而一切新名词亦遂摇笔即来，时时流布于文字之间，故文字变至今日，可谓从古所未有。原夫新名词之初入文字也，在译东西书之学子，一时翻译华文，无恰当之名词以易之，故仍而不改。其继阅译本书多者，新名词日积月累于胸中，故临文时取之，即是有不期然而然者。
仅是在被“不学之徒”将新名词视为时尚的象征从而大加滥用后，其才造成弊端：
不学之徒，见新名词之可喜也，以为用新名词即可以冒称新学家也，于是尽心摹仿，极力搜罗，一若用新名词愈多，即新学问愈博者。然至是，而新名词遂大行于今日之文字矣。[83]
《大公报》上也有时论认为目下新名词被大肆滥用，但这并非新名词本身之错，乃是“解释新名词者之自误”，系其故意歪曲利用新名词为护身符所致，人们不必因噎废食，就此排斥新名词：
概自欧风东渐，多数学子无不被其影响，而以解释新名词之讹误，遂自此多事矣。言维新也，必欲使祖国数千年来之文化咸付之一炬，而不知温故而后得新也；言文明也，以为事事必有文明表面，虽无论靡费若干金钱，亦不之惜，而不知重人道裕经济而后得为文明也；言自由也，以为言无不可言，行无不可行，虽缅越规矩、背弃道德之举动，亦无不可，而不知有道德之自由与法律之自由也；言平等也，以为君父可蔑之为路人，奴婢可视之为一本之亲，而不知智愚之攸分，且职业有高下，德与爵有尊卑也。虽然，此犹举其荦荦最著者，若夫以贿赂钻营者，则曰运动费也；以欺骗投资者，则曰经济学也；倾轧异己者，则曰外交手段也；甚至以监守而自盗公家之财者，则曰权利思想也。举凡不道德之行为，以新名词之故，无不可加之美名者，在不知者，方以新名词之何以误人一至于此？噫嘻，我知之矣，非新名词之误人，而实解释新名词者之自误也，其为患又岂浅鲜哉！[84]
而《大公报》上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字与科学之关系》则从文字进化的角度论证引入新名词的合法性。该文认为中国文字自诞生以后，越变越复杂，“孳乳寖多，虽意义闳括，而文字之繁难日剧”，从而成为“吾国民开明之阻力”，由此，遂有“热心之士”倡导“官话字母”，试图改革汉字，降低学习难度。不仅如此，“虽然我国之文字信繁富”，但若“用之于今日之科学”，问题就很多，远不如泰西文字简洁明了，简单易记，“使学者一见了如，不惟得其形式，且可会其精神”，“此泰西之科学”发达的原因所在。接下来，该时论又批评中国文字相比泰西文字，“其冗杂繁难，固不待言，复经词章家补苴掇拾，语多涵浑，遂至重迭沓冗，义欠分晓”，这对于翻译和研究泰西新学非常不利，而新名词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因其有助于弥补这一弊端：“然今日之学界，讲求一切科学，能读蟹行之书者，仍居少数，势不得不导源译本。即读译本，势不得不沿用新名词。此一定之理，而不可丝毫易者。”该文这里又使用新名词质疑“某省大吏”（即张之洞）禁止新名词的做法乃刻舟求剑，于史无据，且违背“考求科学”宗旨：
乃近闻某省大吏所主持之学堂，屏弃一切，自命保全国粹，饬考求科学禁用新演之名词，及凡特别坚确之新字。呜呼！其醉心祖国，爱护先型，自是热度膨胀，而独于科学则不能无方枘圆凿之苦焉。譬之驶汽船者，仍袭曩时之篙柁，开矿产者，犹执古代之斧锯，本不适用，而以为此吾黄炎古帝国相传之旧物，决不可废焉，虽海舟已覆，美矿无成，而弗悔矣。人非病狂，必不出此，敢质之科学家以为然焉否耶？[85]
由以上诸例可知，尽管同样承认新名词存在容易被人误用、滥用，乃至由此造成唯新是从、中国文章受到污染等问题，但捍卫新名词的人均认为援引新名词入中文和向西方及日本学习乃大势所趋，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得以维系与更新的必然之举，也是融入欧美日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表现。如1908年底清廷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所揭示的现象：
当光绪初年，故侍郎臣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警疑。今则不然，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86]
保守的于式枚敏锐地察觉出光绪以来舍旧谋新趋势之强烈，因而他希望清廷在立宪问题上要循序渐进，以“广兴教育为急”，不为“群言淆乱”，不要急于推广那些称颂西方的政治性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