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 1932年的日本已然疯狂：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政治刺杀事件不断，且准备退出国际联盟，撕毁《华盛顿条约》，妄图主宰亚洲和西太平洋。此时，美国需要派遣最优秀的外交官力挽狂澜，既坚守美国在远东的权益，又努力避免战争。在这样的风口浪尖，格鲁大使走马上任。格鲁出使日本的十年，正是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十年，他的个人日记及公私文件提供了十分贴近实际外交的观察视角，披露了美日在各领域惊人斗争的内情，也展现了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 《南京1937：血战危城》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笼罩在20世纪亚洲历史上的黑暗阴影，它也是二战时期中国战场上最广为人知的篇章之一。相较之下，发生在这场恶名昭彰的屠杀之前的那长达一个月的战争却从未被人完整地讲述。何铭生的《南京1937：血战危城》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用震撼人心的文字描述了赢得淞沪会战之后的日本军队如何以破竹之势向南京推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证明了其野蛮程度。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复杂的中国时局美国的政策抉择。作者认为，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 《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泛滥。约翰?帕顿?戴维斯被开除出国务院。二战期间，他成为第一批和中国青年革命家毛泽东打交道的美国人。他也记述了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起居无度和政治弱点。这位职业外交官提醒美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将取得统治权——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通过《未了中国缘》一书，戴维斯以他的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行动者也是那个时代的观察者。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本书重点围绕1931年中国政局的演变，考察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党内斗争中的权力消长，特别是通过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合的复杂过程与蒋介石最终获得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缘由。借以解释此前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脉络。 《中国之翼：飞行在战争、谎言、罗曼史和大冒险的黄金时代》 《中国之翼》是一本书写了一段未被透露的航空编年史的篇章，它讲述了二战时期亚洲战场动荡的背景下的航空冒险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的主体是激动人心的真实的“空中兄弟连”的冒险事迹。正是这些人在二战期间帮助打开了被封锁的中国的天空，并勇敢的在各种冲突中勇敢守卫着它。这是一段值得被更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知晓并铭记的航空史和中美关系史。
部分摘录：
随着夜色勉强地松懈了对笼罩在机场上空的寒冷的掌控，三架中国攻击轰炸机开始沿着跑道加速行进。每一架美国制造的诺斯罗普伽玛2E型单翼机都载着一名飞行员和一名后座炮手，并配备着一枚1600磅重的炸弹。当飞机离地起飞时，旋风9引擎发出的嗡嗡声，就像被激怒的黄蜂一般，响彻天空。飞机疾速向着无一丝星光的夜空飙升，飞行员可以依稀辨认出首都南京那熟悉的轮廓，尽管它在战时的灯火管制下显得那么黑暗阴郁。不远处，泛着青灰色的长江之水向东奔流不息，汇入大海。同样，这几架飞机的航向也是东方。在这深秋的清晨，它们的目标是：在东海上空搜索日本的舰艇并实施攻击。[1]
操纵着编号为1402号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是第2轰炸机大队第14中队的少尉彭德明。尽管才24岁，自从那年夏天与日本的全面交战爆发以来，他已经在中国东部上空激烈的空战中成长为一名老手。坐在身后的是他的后座炮手李恒杰，两人军阶相同，但李恒杰要年长一岁。两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难以抗衡的。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城内及其周围展开的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刚刚过去，日军将会突破并扫荡这个国家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心脏地区，现在看来这已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他们也知道危险正在逼近何处：就在他们的下方。当飞机朝着在地平线上形成的狭长淡薄的晨曦飞去时，一道淡淡的曙光破开了覆盖在由无边无际的稻田构成的拼图上方的雾霭；这些精耕细作的稻田，一小块一小块错落有致，由复杂的灌溉渠道将其连片成网。从空中俯瞰，一处处村落犹如斑斑圆点，彼此间隔距离不超过一英里；也有些较大的商业城镇，其中不少都环抱在古老的城墙之中。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这一天的清晨，它看上去同以往一样安谧。但很快和平将被打破，战场上的混乱将替代这一方宁静。
片刻之后，战争的第一道迹象便映入了飞行员的眼帘。随着飞机逐渐接近上海附近的前线阵地，乡村道路上出现了拥挤的士兵。他们身穿各色军服，有灰色、卡其色和蓝色，分属构成中国军队的协调松散的各师各旅。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全线撤退。当他们从上海撤出时，他们的一小批战友组成了一道单薄的防线来牵制日军。此时此刻，这场在过去三个月中消耗了成千上万条性命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但是，甚至就在中国人试图从战争中将自己解脱出来时，杀戮仍在继续。随着日军飞机不断俯冲并投下夺命的炸弹，沿路腾起了一道道黑色的烟柱。
在彭少尉眼里，这场战争也是一件事关个人的大事。中日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轰轰烈烈的抗争，构成了他整个童年时代的背景。当他十来岁还在上海读一所职业高中时，就已经亲眼看见了日本人是如何得寸进尺、咄咄逼人，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欺凌中国，加剧摩擦的。早在五年前，形势就已经逐渐恶化并失去了控制，从而引发了两国间的第一次重大武装冲突，上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冲突中化为废墟。当战斗结束时，双方仅仅打个平手，而不是像大多数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将可恨的日本人逐出中国，为此彭德明流下了痛苦的眼泪。[2]
现在，一场新的冲突已经开始，而为了迎接这场战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同仇敌忾，准备好了决一死战。这些人中包括了彭少尉和他的后座炮手李少尉，他俩都在1937年夏天毕业于位于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六期，正好赶上战争开始，就被派遣上阵。敌对行动始于中国的北部，然后蔓延到了上海。彭少尉一次接着一次驾机执行出击命令，主要攻击目标是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到上海前线的日本船只。
尽管他每天都不得不忍受机毁人亡的恐惧，这位年轻人在抗日战争中第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仍然为自己能够亲手杀敌而非常开心。“当你完成任务返回基地并受到欢呼的人群迎接时，心中的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但是，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现在早已过去。到秋末时，仅仅几年前才成立，所聘请的外国顾问能力不一、任期又不连贯的中国空军，已经几乎被清除出了空中战场。第2轰炸机大队只剩下五架飞机，彭李两位少尉也已经失去了很多战友。
这些损失让他们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悲伤，但他们不能让情绪来削弱履行其职责的能力。11月的这天早晨，他们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使命。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但天气预报预计天气良好，适宜飞行。在他们的使命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在陆地上飞行时，天气预报已经被证明是准确的，但是当他们的编队接近东海时，天空变得阴沉沉的。这样的天气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这大大减少了彭、李和另外两架飞机的飞行员被发现的风险，从而可以避免被飞得更快、更灵活的日本军机的穷追猛打；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寻找目标也将变得更加复杂。
很快，海岸线就被远远地抛弃在身后，他们操纵着轻型轰炸机向舟山群岛飞去，这是离大陆10英里左右的一群小岛。飞行员们保持着一个松散的编队飞行，不断地穿越机下几乎像一张连绵不断的大地毯的云层，寻找着可见到深蓝色大海的云中缝隙，凭借他们那训练有素的眼睛有可能会发现一个潜在目标。上午10点左右，他们的运气来了。起飞三个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观察到在云层中有一处狭窄的空隙，而在空隙的中间，他们发现有一艘敌人的航空母舰。[3]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一直希望寻找到的机会。
彭德明立刻把他的飞机定位在对航空母舰实施俯冲攻击的有利位置。伽玛飞机以稍微超过30度的角度切入，并加速到接近每小时250英里。日本水兵开火了，一串串曳光弹向着空中的飞机呼啸奔去，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在飞机给他们造成任何危害之前就把它阻挡住。弹雨并没有影响到彭德明，他保持航向不变。随着军舰的轮廓在他的瞄准视线中快速增大，他在等待着最恰当的时机来投放炸弹。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不仅仅要考虑到军舰的航向与速度，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速度和切入角以及风向和风力。他一边祈求着幸运之神站在他的一边，一边释放了炸弹。当这个从任务开始时就一直携带着的沉重负荷被投掷下去后，他感觉飞机突然上升了。他迅速掉头离开以便逃脱从舰上射来的密集的轻武器火力。其他两架伽玛2E型飞机也实施了相同的动作。
脱离危险距离后，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试图了解他们攻击的效果。在总共只有三枚炸弹的情况下，只要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他们也会认为攻击是成功的。[4]炸弹确实击中了目标。火焰舔舐着航母的船尾，大团大团的浓烟从后甲板上腾起，高处看上去显得小小的那些身着白色水手制服的士兵的身影就像突然被掀开了盖子的蚁丘里的蚂蚁一样，横冲直撞。很明显，舰上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这个情景在飞机驾驶舱内引发了胜利的欢呼声。飞行员们对他们能够使敌人遭受严重打击而十分满意，随后驾机飙升至云层之上，设定航向朝南京基地飞去。[5]
在这三架轰炸机以略微超过每小时200英里的巡航速度返航的途中，飞行员们最大的担忧一瞬间变成为现实，两架日本九六式舰载单翼战斗机突然从云层里出现了。在最近几个月里，诺斯罗普伽玛机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它绝非新一代更快、更机动的日本战机的对手。这三架中国飞机毫无在空战中获胜的希望，它们也不能够在速度上胜过其对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用了几秒钟时间。伴随着彭德明的其中一架诺斯罗普伽玛机上的飞行员实施了此时此刻唯一可行的策略：在消失之前急速俯冲潜入云层。另一架伽玛机在被日机子弹击中后，裹着一团明亮的火球一头栽入大海。直到飞机栽进海里，机上的两位中国飞行员也未能设法跳伞逃离飞机。
然后，日军飞行员转身来对付彭德明驾驶的飞机。他们射出的子弹撕开了机身，导致机舱内部浓烟滚滚，四处飘散。起火燃烧的飞机迅速丧失高度，彭德明和他的后座炮手仍竭力逃生，他们成功地向后推开座舱罩。接着他们跳了出来，并打开了降落伞。在慢慢地飘向下面无边无际的碧海蓝天的过程中，他们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飞机径直坠入大海。当时唯一可以拯救他们生命的可能就是迅速组织一次快速且有效的搜索救援行动。然而在1937年末，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两个飞行员从此再也没有为世人所见。
* * *
11月11日星期四，这一天中国东部的天空特别忙碌。当彭德明少尉随降落伞下降而溺死于大海之中时，位于台湾岛上台北市（Taihoku）[6]北面的松山机场的日本地勤人员正在为即将执行轰炸中国大陆任务的一个中队九架双引擎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加油装弹。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南京的大校场机场，但如果天气恶劣使得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时，他们就将前去轰炸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苏州市的工业区。[7]
这九架轰炸机，每一架都载有多达七名成员的机组，共组成了三个飞行小队——领航小队、第一小队和第四小队。此项作战使命由海军少佐须田敬三全面负责，他坐在领航小队中的一号机里，担任空中观察员。这种责任的分配并非别出心裁：根据日本人的惯例，他把给飞机领航这项耗费注意力的任务交给他的副手，以便集中精力于任务本身。上午10点20分，整个中队起飞了，很快就组成了三个“V”字形状的小编队。
几分钟内，他们就飞到了将台湾岛与中国大陆隔开的狭窄海峡的上空，此时的台湾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区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这九架轰炸机上的机组成员都来自鹿屋航空队，它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一支精英部队。这年早些时候，他们接收了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整个夏天他们都狂热地投入训练之中，从而对这款新型飞机非常熟悉。在整个训练期间，与中国的最初几周的战争已经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中国的战机相抗衡，他们的飞机表现得速度太慢，也太脆弱，许多有价值的飞行员饮恨长空。在多次血战之后，日本指挥官终于同意给轰炸机提供强大的战斗机以护航。[8]
随着绝大多数中国空军被逐出长空，潮流再次转了向，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指挥官的既定方针。听任轰炸机靠自己的装备去单打独斗，他们仍然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每次执行轰炸任务时，他们都会派出强大的护航机群，去引导轰炸机穿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空荡荡的天空。在这种情况下，下午1点15分，在飞越中国海岸线到达上海附近的空域后，这支轰炸机中队得到了第2混合航空队所属的九架九五式舰载双翼战斗机的配合。阳光照耀下，天空明亮如洗，指挥官做出了决定，机群应该直飞南京，而不是苏州工业区这个替代目标。
很多日本飞行员之前都有着突袭的经历，所以熟知南京的大校场机场。在前两个月里，离南京古城墙东南两三英里的这块地方已经多次被日本飞机作为目标反复轰炸过。尽管如此，侦察表明，此地仍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能够作为前进基地为中国空军提供服务去攻击在上海附近作战的日本军队。虽然大多数中国飞机已被疏散至作为后方的内地，但还有少量飞机留在这个机场上。为了确保形成日本的空中优势，他们必须要拔除这些钉子。
就在下午2点30分之前不久，这九架轰炸机飞临大校场机场上空。虽然空中没有发现敌人的战斗机的迹象，他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中国的防空火力和往常一样危险。猛烈的高射炮火在轰炸机群中接连爆炸，炽热的弹片在空中四处飞舞，轰炸机编队被严重地打乱了。一架由海军士官菅野平吉驾驶的第一小队中的飞机被炮火打散了，脱离了其他轰炸机，无法再同其他飞机一起参与攻击。
在须田敬三的率领下，编队中剩余的八架飞机发现了他们的预定目标，中国飞机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机库内，这些机库有着用沙包堆砌起来的低矮U形护墙。九六式攻击机开始进攻了，投弹手利用其简陋的瞄准装置在他们的目标上方扔下了炸弹。这不是精确轰炸，仅是依靠概率法则来取得成功：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投掷了足够的炸弹，其中一些必然会击中某个目标。
这个策略是奏效的。领航小队中的三架轰炸机飞到了8500英尺的高度，在沿机场南边的一排机库上方总共投掷下了36枚六十公斤重的炸弹。他们满意地看到下面燃起了四团大火。另外两个小队针对的是机场东边的目标，他们的战果稍逊一些，造成的大火只有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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