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豆瓣评分：8.5）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
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豆瓣评分：8.4） 鼻塞、腹痛、关节疼痛，这些对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命体验。
疾痛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给日常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困难。腰酸背痛使我们分神，影响工作效率；头痛会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下降；而有些疾病引发的性无能，甚至会导致婚姻破裂。
对一位单身母亲而言，高血压不仅意味着要少吃盐，还跟女儿的失学和早孕有关；而作为一位弱势群体的成员，社会的歧视、不公以及孤立，或许才是其身体持续疼痛的根源。长期紧张的父子关系，导致病患的双腿突然麻痹瘫痪；而换一个压力不那么大的工作环境，也会使一度恶化的哮喘慢慢痊愈。
然而，在大多数医生眼中，疾病才是问题所在。现代医疗系统，将我们鲜活的疾痛经验，解释为一种生物结构或是生理功能的变异，仅仅与身体有关。
对此，哈佛精神病医师与人类学家克莱曼博士，从其20年来的临床治疗和数百个真实病案中发现，疾痛不仅属于身体，而且连接着自我与社会。讲述这些疾痛故事，不但对于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有着极大的使用价值，而且，对于认识医患关系和人性化的医疗体系改革，意义深远。
《重新想象全球健康：导论》（豆瓣评分：8.7） 全球健康是一门前沿的跨学科研究，通过将人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与流行病学、人口学、临床实践、分子生物学、经济学等联合起来，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公平问题。
《重新想象全球健康》所探讨的问题集合，既包括流行病（艾滋病,小儿麻痹症,非传染性疾病），也包括预防和诊治方面的新兴技术开发（以及将这些科技手段有效提供给最需要的人），最后均指向对公平的诉求。
本书缘起于2008年哈佛大学首次开设的本科课程“全球健康：生物社会视角”。作为由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法默、凯博文和金墉担纲主编的第一本以全球健康为主题的专著教材, 其最大特色在于用田野民族志、医学人文理论和历史的综合视角，以编撰者自身丰富多彩的实地体验和工作经历为案例素材，力图呈现出一幅反映全球健康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图景。其面向的读者也很多元，包括本科生、医学护理类的学生和学者、公共卫生的学生和学者、非政府组织成员或支持者，以及其他想了解全球健康平等问题的人们。
《如何做田野笔记》（豆瓣评分：8.2） 近几年，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强调写作的重要性。而众所周知，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
为此，三位具有丰富田野实践和教学经验的人类学家，给出了一系列实用而又指导性的建议。本书通过大量的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田野笔记实例，考察了田野研究者如何将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讨论如何运用田野笔记来讲述民族志故事的方法，以及帮助研究者基于田野笔记撰写民族志的关键步骤。
本书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以帮助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以上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社会福利及公共卫生等学科，田野研究和民族志也可以作为次一级的辅助研究方法。
《如何做田野笔记》系美国当代知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埃默森等撰写的一部有关人类学研究专著。田野调查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环节，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作田野笔记。此书结集的数位人类学家的经验谈，对此项工作作了详尽、清晰的阐述，也是该学科基础方法的指导之作。
部分摘录：
日本城市的老城区往往由一个个界限分明的邻里（neighborhoods）组成。这些邻里的划分不只是类似于邮区或者警署辖区一类的行政设置，而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分类息息相关。这些邻里也不是城市中一些大的社会区划的命名标志，就像提到华尔街、威廉斯堡和西村就让人想到纽约，或者说起油水区、诺布山和北海就让人想起旧金山一样。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这些邻里在地理上分布紧凑，在空间上相对独立。然而，一个偶然经过这里的观光客，如果不留意的话，经常难以注意到这些邻里之间的独立性。每个邻里包括的居民数从几百个到几千个不等，他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具有很强的凝聚力。(1)
在东京的大部分地区，这些邻里都是很小的社会单位，以大多数美国人的标准，这些社会单位在地理范围和人口规模上都太小了而不能称之为“邻里”。然而，对于东京尤其是城市中既定区域的居民来说，这些邻里是城市景观中具有社会意义的分类单位，并且在地理上也是可识别的。在这些邻里中，相互重叠、内在交织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为当地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完备持久的结构，居民之间不仅可以通过本地的组织，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网络相互发生联系。
本书是关于日本宫本町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的民族志研究。宫本町是我为东京地区的一个居住商业区所起的化名，1979年6月到1981年5月以及此后的几个夏天，我在那里从事田野调查。这是关于一个邻里社区的社会建构和维系的研究，在日本，这些社区被认为是过时的，甚至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这些趋势在最近的百年中使日本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不是一项关于传统的研究，而是关于传统主义的研究，前者是历史连续性的一部分，后者是指通过赋予当代的社会现实有价值的历史内涵，对文化模式、文化符号和文化主题进行操纵、创造和重新组合，从而使当代社会获得合法性的地位。这项研究是关于邻里社区内外的人们之间常常发生的微妙而无声的争斗，这些争斗体现在关于文化传统的那些看似无实质内容的习语中，主要是关于社区资源，社区认同和自治感这些最稍瞬即逝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外关于日本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但自R·P·多尔（R.P. Dore）的《日本城市生活：关于一个东京行政区的研究》（City Life in Japan：A Study of a Tokyo Ward）（1958）一书出版以来，对于东京及日本其他大城市的城市社区和城市生活的微观结构关注很少。《日本城市生活》是英语世界对日本城市生活惟一的一项综合性研究，该书是在1951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当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还没结束，谁也不曾预料到日本日后会出现“经济奇迹”。作为对日本城市生活和社会制度第一项重要的研究，多尔的书涵盖了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他初次涉及的许多主题从此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引发了相当多的研究。有关日本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专著——白领家庭生活的动力学，工作场所的社会组织，教育背景与社会流动，城市政治，大众社会的宗教生活和制度，城市地区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日本组织决策的动力研究，以及其他几十个主题——非常详细地探讨了在多尔的开创性著作中首次涉及的社会模式和制度。在多尔的研究中，只有城市社区机构和社会关系的结构这个主题，西方学者还未曾有最新的综合性研究。
许多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在宫本町发现的社区模式和多尔三十年前对下山町的描述具有相似性。当我访问宫本町的居民时，头脑里总是出现一个古怪的想法：他们在跟我交谈之前刚刚读过多尔的书。我怀疑多尔也不曾料到，他发现的邻里社会生活模式在三十年后的东京仍然普遍存在。以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所处的背景来看，很显然，那些与邻里社会密不可分的旧秩序即将淡出历史，人们不可能期望这些模式历经三十多年而不发生彻底的改变。邻里社会表面上的稳定性是本书分析的主题之一，但是要提醒读者的是，我无意或试图重复多尔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我也不想做关于城市生活过去和现在的后续比较研究，我很少在自己和他的研究成果之间进行清楚明确的比较。
相反，我描绘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宫本町的社会生活，并分析内在和外在于邻里的力量，这些力量创造和维系了一种结构，当地的社区生活在其间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多尔将下山町作为一面镜子，透过它来反映一般的日本城市生活。在许多方面，他关于城市生活不同领域的分析并非局限于下山町之中。我的研究则更近距离地聚焦于一个独特的邻里及其内部的运作方式，但是我也会考虑一个宽泛的问题，即一个邻里如何与城市更大的宏观环境进行互动，并被后者所型塑。我将宫本町内部发生的社会生活与当时日本社会所处的特殊环境联系起来，概括世纪大转折以来影响和塑造着东京，使宫本町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力量。通过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如东京20世纪早期的发展与邻里制度的创造之间的关系，或邻里组织领袖作为整个东京阶层化力量的一分子所具有的社会地位，我认为宫本町并非一个与世隔绝或只是依赖内部力量维系的社区，而是一个只有被置于整个东京的背景中才能被理解的邻里。通过考察这个大的背景，我提出城市社会表面上的稳定来自于邻里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而并非来自孤立的社区或阶层的内部作用。甚至，我认为内部看上去明显的持续性是传统主义的后果——即当代对于“过去”概念的解释、创造或操纵而赋予当代社会关系一种神圣的光环。这个文化过程不仅造就了宫本町内部的社会关系，还在一系列社会领域中对当代社会组织模式的结构化起了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作用。
既然这是关于单个社区的民族志研究，我不能宣称我的研究成果适用于日本所有的城市邻里。但我仍然相信宫本町至少是东京较大地域范围中的一个典型社区。虽然在宫本町编织着邻里生活的具体要素的组合形式可能是独特的，但人们可以在东京的其他地方发现这些要素本身，同时，组合和联系着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以形成这个或那个邻里的文化过程都具有普遍的特征。
在挑选研究地点时，我希望找到这样一个邻里，它不具有与东京其他邻里迥异的明显特征。相比于怀特（White 1982：267—271）为做人口迁移和东京生活的适应比较研究而选择三个邻里的标准，我更多是凭印象来选择。我寻找的邻里要与主干道和大的火车站稍微有点距离，也要避免靠近其他能带来大量人流的场所，因为这些场所将使之成为通往各地的通道而不是当地社会交往的场所。我需要一个本质上是居住的而不是具有多元社会意义的邻里，这样的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娱乐休闲场所和设施。我要找的邻里，它的商业区主要是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而不是因为品种特别丰富或品质出众而吸引别处的顾客远道过来购物。我希望找的邻里散布着一些小商店和小工厂，但它们并不只是与某单一产业相联系。我对那些有着明显专业化分工的邻里不感兴趣，如专营电子设备的秋叶原，专营二手书的神田的神保町，专营木材的木羽，佛教圣地稻荷町或专卖儿童玩具的浅草桥。我被那些内部有神社的邻里所吸引，但应该是一些小的社区神社，而不是足以成为旅游胜地的大神社或名神社。我希望找的邻里，是不同住宅样式的混合体，而不是某一单个公司在市郊建造的庞大职工公寓楼或住宅群。最后，我要找的邻里，应该不至于太古老而曾经是江户老城（Edo，1868年之前的东京）的一部分，也不应该太新，其住宅区（以及社区生活的兴起）大部分在二战之后才出现。
在我搜寻符合以上这些普遍要求的邻里时，我之前几年在东京的居住经验发挥了作用。我曾经居住过东京包括上流社会的市郊和工人阶级的工业化邻里在内的六个邻里，从我的这些直接居住经验中，还有这些年来我在东京地区其他几十个邻里的参观体验中，以及我在京都和名古屋的逗留和在日本其他城市的旅游经历中，我获得了一个关于我想要考察的这种邻里类型的清晰的概念。
我不要任何超出寻常的东西。东京有七十个国有铁路站，以其中大多数的站为起点开始步行，没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一个符合这些要求的邻里。但很多时候寻找平常的东西比寻找特殊的难度要大。我心里非常迫切，妻子和我在几星期之内走访了散落在东京的几十个邻里。我们甚至去寻找多尔写到的下山町，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走过杉浦家的商店，这是约翰·内森（John Nathan）关于东京“商业区”的纪录片——《满月午餐》（Full Moon Lunch）中的主题。
搜寻工作令人沮丧。我对于一个普通地方的标准如此精确（或可能是太宽泛），以至于当我们试着在大约几千个典型的东京邻里中选择一个时，总是令人非常迷惑。然而，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因为我想尽可能完全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妻子和我计划就住在研究点或者非常靠近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不行，我们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考虑到在东京谈一个房屋租约所需花费的天文数目的金钱，重新搬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第一次就找准目标。
幸运的是，暗中佑护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幸运女神经常会给我们的搜寻工作带来好结果。一个学生助手，克里斯蒂娜·特纳，英明地建议我“选择一个人际网络，而不是一个邻里”：想想我现有的人际关系在哪个地方最强且看起来最可靠，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认为我去哪里比较合适。大约一天之后，一对朋友夫妇（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在东京遍布搜寻的过程中，他们耐心地为我们提供食宿方便）建议我们在他们家附近找一个邻里，丈夫就在那里长大，且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政治家，现在已退休。我们参观了这个邻里，发现它正是我一直要找的。我现在叫做宫本町的这个地方，正是一个混合居住区和商业区，里面有一个不大但是保留完整的神道教（Shintō）神社，在神社一个街区之外是一个车水马龙的繁华商业街；本地的公告牌和街边的灯箱广告播报着本地新闻，一个饱经风雨的邻里会堂坐落在商业街的店铺之间；在商店里或者大街上，居民们会停下来相互攀谈。我们在宫本町走了一个下午，这个地方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但真正的考验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否真正让我们进入当地的生活：别人会跟我说话吗？我们的朋友带我到当地的一个房地产中介那里，他们是在其女儿幼儿园组织的家庭教师协会（PTA）会议上认识的。接下来，这个中介给我们看了一个空房间，就在主要商业街一家店铺的楼上。当我跟店主兼房东高桥先生聊起来的时候，他说他是本地邻里组织的副主席，他已经在其中活跃了几十年了。更好的事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他很显然是个健谈的人。我很快签了租约，大约一天之后我们就搬进去住了。
以任何标准看，宫本町都是一个平常的地方，与东京其他那些成百上千的邻里相似。正如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描写五十年前的另一个邻里（在另一个大陆上的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所指出的，“这本书所关注的这个社区是无可名状的，这是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的地方。”（1976：ⅹⅶ）。宫本町拥有不同的住宅样式，租金不算昂贵的房间，小工厂，以及一些家庭经营的商店和小企业主，对他们而言，家和工作场所两者在社会和政治上共同支配着这个邻里。它历史还不够悠久，并不是真正的下町（shitamachi）的一部分，下町指的是始于前工业时代的东京中心和东部的老商业区。但是，对于一个恰好在二战之后成型的城市邻里来说，它又有着一定的历史，足以吸收下町的某些生活习惯和文化价值，并且在许多日本人的意识中，下町不仅仅指称一个地方，而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宫本町的居民经常将自己邻里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看作是下町的不同版本：友好和善，真诚慷慨，邻里之间关系和睦。居民们以宫本町为荣，对当地生活不同于其他邻里的地方津津乐道。同时，他们直率地承认宫本町与东京其他成百上千的邻里相类似，是一个不足为奇的地方，到处都是普通的居民。对于这些说法，我没有证据可以反驳他们。
本研究就是以在这里生活的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宫本町的社会生活，这个邻里对他们意义非凡。我描述社区内部社会生活的结构和模式，尤其是邻里组织或者町会为当地生活所创造的制度框架，以及这个正式结构与其他更多居民间的非正式交往和组织模式的关系。对于多数居民来说，邻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舞台，我要考察它的存在形态。同时，我要历史地陈述这个邻里是如何以它的方式发展的，并且解释东京以及整个日本社会更宏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曾经并且继续以怎样的方式型塑着这个邻里的特质和它的自我定义。
我之所以探讨这些主题并不仅仅是要做一个关于宫本町的描述性的民族志文本。许多问题反映了观察日本社会的视角，有的就是直接针对城市邻里的，当然并不仅限于此。其他的则是研究日本社会组织的普遍问题。
关于日本城市邻里的讨论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占了主导地位。第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认为，东京只不过是一系列乡村的集合。这个观点认为，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生活和目前的城市邻里生活之间具有直接的历史延续性。例证就是，许多当代社区组织具有稳定的生活形态，这往往让人想起在一个小村落或者前工业时代的江户的生活节奏。
第二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城市邻里只不过是一个行政的或政治的术语，而不是其他。一个分论点认为，如果不同层级的政府行政组织没有对城市日常生活的结构施加影响，那么，在城市的社会版图中，邻里将不会是一个明确可识别的区划。另一个观点认为，邻里之所以存在只不过出于在地域上界分政治机构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