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内容简介： 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疫情突发等一系列新形势下的新变化，林毅夫教授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落脚，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启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金融如何推动增长、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前景等，都做了深度解读，让企业、政府、个人，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未来趋势。 《从西潮到东风》内容简介：在《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引导发展中国家或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全球经济问题的开拓性作品。阅读此书的读者也一 定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西潮”并非皆是真理，“东风”亦可贡献于西方的发展。 《结构性改革》内容简介：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转型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暴发等问题交相叠加，无不考验着我国面对复杂问题的智慧和勇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空前凸显。这本书从基础性、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我国供给侧关键矛盾并对症下药。 全书一共七章。深入剖析“双循环”新格局。 《新卖桔者言》内容简介：本书集结了张五常60余篇从观察现象开始、然后引进理论或假说作解释的文章，秉承了《卖桔者言》的风格，用简单的经济理论与概念来解释表面复杂无比的世界。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和精辟的语言，讨论了国际贸易、农民、土地使用等问题，以及打假货、炒黄牛等日常现象。文章通俗易懂，生动实用，是对实用经济学的一种呈现。 《中国经济新方位》内容简介：中国已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新动能新方位转变，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以更有效地应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挑战。 《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内容简介：《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形势在变化，改革在推进，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如何从旧的动力转化为新的动能，如何把握当下的变局，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厉以宁教授结合宏观和微观，从制度的变革到实践的变化，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到实际取得的成就，将6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娓娓道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国情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和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新的改革红利等，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为十三五和中国下一程发展提出了实在的建议。 《双循环：构建“十四五”新发展格局》内容简介：这本书以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为视角，从扩大内需、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畅通产业链、坚持双边开放等维度阐述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和实施策略，帮助读者系统认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新形势下抢抓新机遇，培育新优势。 《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内容简介：本书由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主编，各位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精神，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三个维度，深入分析“十四五”规划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背景、挑战、机遇与改革再突围的重点领域，全面阐述这一时期的发展理念、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布局，描绘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国发展蓝图，帮助读者把握宏观大势，科学制定决策。 《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内容简介：这本书以辩证思维剖析了国内国际发展的关系，强调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力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 》内容简介：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亚当·斯密*早提出的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理论联系起来，把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 作者认为，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互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 基于这个观点，作者结合历史的维度和国内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从金融体制、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生态，从而促进经济的未来持续增长。 《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内容简介：本书提出了“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一核心命题，包括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外事机制、集体纪律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谈国情研究与智库建设》内容简介：本书凝聚了作者几十年的国情研究经验与现实观察基础，以大历史和独特的专业视角为当代中国的认识道路拨开迷雾，择取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而探寻当代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道路与路径。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智库建设之路，深刻分析了智库的定位、原则、作用、如何参与国家战略以及智库的影响力、竞争力等问题，智库通过“外脑”形式给“内脑”（党中央、国务院）在重大发展战略、重大发展规划和关键发展政策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意见，进而引领中国学术界、引导中国社会主流，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中国，也让中国重新认识自己。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20-2029）：战疫增长模式》内容简介：本书以“战疫增长模式”为主题，在分析疫情对经济冲击特点的基础上，讨论了宏观经济走势与增长潜能、重点行业和领域如何恢复增长且转危为机，提出了合理评估并设定增长目标、短期救助与中长期结构转型升级相配合等政策要点，强调应通过实质性深化改革，立足于结构性潜能，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新基建》内容简介：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宏观经济思想与政策的大论战、大变革。我们应该如何战胜危机，走出衰退？ 新基建经济学应时代而生，成为危机应对和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
部分摘录：
李约瑟是我敬佩的学者，“李约瑟之谜：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领先于世界，在现代社会却如此落后”由他提出，也是他一生的研究重点。他提出这个谜题的主要目的是想探讨中国是否有复兴的可能。这个谜题自我年轻时就一直萦绕于我的内心，我将从2009年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开始倡导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分析和解答这一个谜题。
根据李约瑟翔实的文献研究，中国在近现代之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
经济基础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那之后急遽下降。在1949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只剩4.2%。到1978年，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经济规模只回升到4.9%。
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13—14世纪时中国已处在工业革命爆发的边缘。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宋朝的科技和纺织业发展水平与英国在18世纪爆发工业革命前夕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并在近代竞争中兵败如山倒。对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能大幅领先其他文明，却无法在近现代维持它的领先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
这个问题是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那时他不能预想到在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国会焕发出一派全新的气象。自1978年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到2016年为止，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从占世界GDP的4.9%恢复到18.6%。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是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败北的起点。第二，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如此蓬勃地发展？第三，为何中国在1978年之前不能有同等程度的经济表现？第四，在这段时间，其他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尝试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们的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则保持了稳定和强劲的增长。为什么同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第五，就像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每件事情也都有两面性。中国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第六，中国在未来是否还有可能维持快速增长，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和李约瑟共同关心的中国的复兴？最后这个问题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目前世界经济尚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恢复，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有力的增长，这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世界经济将会失去增长的动力引擎，这将不仅仅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也都是个挑战。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我们先要了解“工业革命”的含义。对很多人来说，工业革命意味着蒸汽机的应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与钢铁使用的普遍化。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定义。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只有这三样创新，它只会经历一次大幅度的生产率提高，却不会有持续的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在18世纪之前，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仅为0.05%。这意味着要用1400年，才能使人均收入翻倍。当然，世界其他地区情况相似，18世纪之后，国民年收入增长率提高了近20倍，从0.05%提高到1%，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所花费的时间也从1400年减少到70年。在西方，从19世纪中叶至今，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再度翻倍至2%。收入翻倍的时间也从70年减少至35年。这种加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那三样新技术的运用，而是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日千里。为什么突然之间，科技创新率提高，产业升级速度加快？我认为，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产业升级速度的提高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和更重要的内涵。
为什么西方的经济增长突然加速了？我认为是技术创新范式的改变。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来自实验，更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18世纪以前，技术创新以经验为基础，中国具有优势。中国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都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因此，中国能供养庞大的人口。庞大的人口也意味着比起其他国家，中国有更多的农民和手工艺者来积累经验，促进中国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古埃及和古印度等古文明国家都出现在大河流域土壤肥沃的地区。我想这是中国在过去能如此先进的原因。但是，当技术创新普遍采用实验的方法得到后，庞大人口失去其优势。因为在实验室里，一个科学家能在一年中做成百上千次试验，而这原本可能需要农民或手工艺者穷其一生去完成。
但是，技术创新革命是另一场革命的结果：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使人能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当通过实验来发明新技术时，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遇到瓶颈。科学革命的一项贡献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取更多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帮助人们克服在技术创新上的瓶颈，使新技术的发明可以再度源源不断地涌现。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实验的新方式正是科学革命的结果。所以，如果想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解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于中国。
科学革命的精髓是通过运用数学模型来归纳宇宙与自然运行的规律，并且运用可控实验来验证数学模型中产生的假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现这种理解世界运行的新方式？发生科学革命首先必须有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和很有悟性的人。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与悟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会有更多具有这种天赋的人。那为什么这些天之骄子没有找到这种更好的研究自然现象的新方式？
我的解释指向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有其独特的科举制度让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为统治阶级。在传统社会中，成为官员是光宗耀祖且收益最高的工作。所以，考取功名、成为官员对大众来说极具吸引力。宋朝以后，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熟记儒家的四书五经，这就导致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投身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以准备科举考试。他们没有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动力。因此，中国缺乏拥有这两样人力资本同时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才，科学革命也就未能应运而生。
与中国相比，西方不实行科举制度，不存在抑制杰出人才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社会原因。对自然现象好奇的天才通过数学和可控实验来满足自己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从而催生了科学革命。没有本土的科学革命，就不会有本土的工业革命。
当科举成为国家选取人才的制度时，数学也是其中的一项考试内容。但是，皇帝随后发现，数学好的人没有用处，对皇帝的忠诚才更重要。儒家思想更有助于培养忠君爱国的人才。根据儒家哲学，要想成为一名君子，就应该仁民爱物并尽忠于皇帝。即使天高皇帝远，也要严于律己并对天子尽忠。所以即使近现代之前的信息和控制技术落后，儒家教诲与科举制度仍能帮助中国维持大一统和政治稳定。
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在信息控制技术落后的过去，这是件好事。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并不鼓励人们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后者恰巧是科学革命的关键。在西方国家产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从最先进的国家跌至低谷。有关中西经济社会的比较，我最喜欢的一句引语来自奇坡拉（Cipolla）先生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1000—1700）》（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书的最后一句话讲道：在公元1000年到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农业社会且处于黑暗时代。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西方更为贫穷与落后。但是，在18世纪之后，一切都被逆转。随着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上的迅速崛起，中国就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被英国及其他西方势力打败，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
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后蓬勃发展 如何复兴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孜孜以求的一个问题。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尝试各种方法包括洋务运动引进技术来增强军事实力，通过革命推翻帝制，开启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国。但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什么从1978年起，中国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的连续38年间，中国保持9.6%的年均GDP增长率，贸易增长率更是达到14.8%。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持续时间的增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
由于高速的增长，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轮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现在中国获得了这个称号。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过去的4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李约瑟现在重新思考中国未来前景的相关问题，可能会有新的“李约瑟之谜”。
为何1978年之后中国能快速发展？我的答案非常简单。中国在1978年之后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后来者优势。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何做到这一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需要现有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将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成为可能。
至于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它们的技术与产业已经位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发明。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发明新产业。发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并面临极大风险。实证经验表明，19世纪中叶之后，包括英国、西欧国家、北美国家在内的高收入国家的年平均GDP增长率约为3%。
对想要提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它们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差距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增速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中国在1978年之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所以，基于对工业革命的理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技术和产业的差距。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差距给予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来者优势，就能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