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 在这部文笔优雅、极具可读性的著作中，著名莎士比亚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及其暴政——他们可怕而自恋的愚蠢行径，他们的篡逆、疯狂和残忍，他们的傲慢自大和缺德少才，他们的偏执与邪恶，他们的虚伪欺骗和对谄媚的渴求。在此之前，那些满身血腥的人物几乎从未这样活灵活现，如在目前。 《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 1417年1月，猎书人波焦·布拉乔利尼从一个偏僻修道院尘封的书架上取下一份年代极其久远的抄本，无意间唤醒了一部湮没长达千年之久的作品——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这首行文无比优美的拉丁文长诗引发了巨大的讨论，也深深影响了如波提切利、布鲁诺、伽利略、弗洛伊德、达尔文、蒙田、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等艺术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还经杰斐逊之手在《独立宣言》中留下了痕迹。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大转向》中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却鲜为人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故事。他认为，正是由于《物性论》的重见天日才开启了西方文明走向现代的序幕，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 《亚当夏娃浮沉录》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如同人类整体的影子，在宗教、文学、艺术、哲学中生生不息，它既是对人类责任的赞歌，也是关于人类悲惨境遇的黑暗寓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过回溯这一故事的巨大价值，在人类起源与现代文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展现了其中丰富的寓言、性与道德的冲突、恶毒的厌女症，以及深刻的道德洞察，并一直追踪到这一故事在当代的后达尔文式坚持，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中婚姻自由、女性权利以及自由的尺度等问题的思考。 《莎士比亚的自由》 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绝对主义的世界里，《圣经》、王权和上帝拥有绝对权威，同样，父亲对妻儿、老人对青年、贵族对平民拥有绝对权威。但莎士比亚强烈反对这种绝对主义，并不断探索摆脱这种绝对主义的可能性。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向我们展示了莎士比亚如何揭露国王、将军、教会的阴谋诡计和自命不凡；如何探索情人间的溢美之词和看似无限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文主义者，如何与观众和读者进行有关美、仇恨、权威、自主性的讨论。
部分摘录：
从1590年代早期他职业生涯开始直到结束，莎士比亚一再努力试图解决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落入暴君之手？
十六世纪颇具影响力的苏格兰学者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写道：“国王统治心甘情愿的臣民，而暴君统治不情不愿的臣民。”如他指出的，自由社会的制度旨在防范那些“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执掌权力的人，他们不考虑公众利益，而只考虑自己的得失”。 [1] 莎士比亚问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这些看似坚固、牢不可破的宝贵制度，会突然变得脆弱起来？为什么很多人会轻易受骗？像理查三世或麦克白这样的人是如何登上王位的？
莎士比亚认为，如果没有广泛的同谋，这样的灾难是不可能发生的。他的剧作探讨了导致一个国家放弃其理想甚至自身利益的心理机制。他思考，为什么人们会被一个明显不适合执政的领导人，被一个莽撞冲动、居心叵测或对真相漠不关心的家伙吸引？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谎言、粗野或残忍的事例不是致命的缺陷，而是一种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魅力？为什么平时骄傲和有自尊的人会屈服于暴君的厚颜无耻，屈服于暴君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良好感觉和他无耻的下流行为？
莎士比亚反复描写这种屈服的悲惨代价——道德败坏、大量的财富耗费及生命的丧失——以及为使饱受摧残的国家稍稍恢复元气所必须采取的因绝望而不惜冒险的、痛苦和勇敢的措施。这些剧作问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及时阻止国家滑向无法无天和专制统治的趋势？有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可以防止暴政必然会引发的社会灾难？
这位剧作家并非指控英国当时的统治者伊丽莎白一世是个暴君。撇开莎士比亚私下的想法不谈，在舞台上表露这样的想法无异于自杀。追溯到1534年，在女王的父亲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法律规定将统治者称为暴君是叛国行为。 [2] 对这种罪行的惩罚是死刑。
在莎士比亚所处的英国，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言论自由。1597年，一部据说有煽动性的名为《狗岛》（The Isle of Dogs ）的戏剧上演，导致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被捕入狱，政府甚至下令拆除伦敦所有剧场，所幸命令未能执行。 [3] 告密者来到剧场，急切地想要获得奖励，为此他们会向当局告发任何可能被视为颠覆国家的行为。试图批判时事或当时的重要人物尤其危险。
与面对现代极权主义政权一样，当时的人们发展出用代码说话的技术，旁敲侧击地谈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但导致莎士比亚偏爱移花接木的不仅仅是谨慎。他似乎已经明白，当他不是直接而是从一个间接的角度来面对困扰他的世界时，他可以更清楚地思考。他的戏剧表明，他能通过虚构的手法或借古喻今，来最大限度的充分表达真相，而且不因此丧命。因此，他在传奇性的罗马将领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Caius Martius Coriolanus）或历史中的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 [4] 身上发现了魅力；这也是像约克、杰克·凯德、李尔王，尤其典型的是暴君理查三世和麦克白等英国和苏格兰编年史上的这类人物颇具吸引力的地方。完全虚构性人物也因此充满魅力：《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as ）中的施虐狂皇帝萨特尼纳斯（Saturainus），《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 ）中腐败的代理执政安杰洛，《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中偏执的国王里昂提斯（Leontes）。
莎士比亚广受欢迎这一点表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的作品从周围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也从无休止的爱国主义和服从权威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极为诚实。这位剧作家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他的阶层和时代，但他不仅仅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那些非常模糊不清的东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无须对他感知到的事物保持沉默。
莎士比亚也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一个重大事件——苏联的解体、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令人震惊的选举结果——发生时，一个可怕的事实便被暴露于强光之下了：即便是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人也常常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尽管他们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计算和评估的材料，尽管他们有昂贵的间谍网络和高薪聘请的大批专家，但他们几乎完全被蒙在鼓里。如果你是个旁观者，你可能会想，如果你能足够接近这个或那个关键人物，你就能了解实际情况，并知道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来保护自己或你的国家。但这只是个幻觉。
莎士比亚在一部历史剧的开头引入了“谣言”（Rumor）这个角色，他穿着一套“画满了舌头”的戏服，任务是不断散布那些“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而流传的故事（《亨利四世》下篇“楔子”16行）。 [5] 其影响在灾难性的误解、欺诈性的安慰、虚假的警告、从疯狂的希望突然坠入自杀式的绝望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受骗最深的不是普通大众，而是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
因此，对莎士比亚来说，当那些胡言乱语的声音被压制时，人们更容易清晰地思考问题，在与当下保持适当距离时更容易说出真相。间接的角度使他能够抛开那些错误的假设、那些由来已久的信仰、那些被误导的虔诚的梦想，并且毫不动摇地去看清它们下面隐藏的东西。因此，他对古代世界非常感兴趣，在那里，基督教的信仰和君主制的辞藻并不适用。他对《李尔王》（King Lear ）或《辛白林》（Cymbeline ）中基督教之前的英国十分迷恋，并关注了《麦克白》（Macbeth ）中十一世纪暴力盛行的苏格兰。甚至当他走近自己的时代时，从十四世纪理查二世统治时期到理查三世的垮台，莎士比亚在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剧中，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他所描述的事件保持了至少整整一个世纪的距离。
莎士比亚开始写作的时候，伊丽莎白一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女王。尽管她有时易怒、难以相处、专横跋扈，但她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崇高性持有基本尊重，这一点在人们看来毫无疑问。即使那些人主张更激进的外交政策，或呼吁对国内颠覆活动进行比她愿意批准的更严厉的镇压，通常也承认她审慎地意识到自己权力的边界。即使在莎士比亚最隐秘的思想里，她也不大可能被看作一个暴君。但是，就像他的国内同胞一样，他完全有理由担心即将发生的事情。1593年，女王庆祝了她的六十大寿。她虽然未婚且无子女，但她固执地拒绝指定继承人。难道她以为自己会长生不老吗？
对于但凡有些想象力的人来说，他们要担心的不仅是时间的侵袭。人们普遍担心，王国正面对着一个无情的敌人，一个残酷的国际阴谋组织，其首领训练了一心想发动恐怖袭击的狂热的特工，然后将这些人派往国外。这些特工相信杀害被贴上“信仰错误者”标签的人并不是犯罪；相反，他们在为上帝效劳。在法国、荷兰和其他地方，他们制造了暗杀、民众暴力和大规模屠杀。他们在英国的目标是直接杀死女王，让他们的同情者取代她的位置，并让这个国家屈从于他们扭曲的虔诚观。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统治世界。
这些恐怖分子不易辨认，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要么已激进化，要么被引诱到国外的训练营，然后潜回英国，他们很容易混入普通而忠诚的臣民之中。可以理解的是，臣民们不愿交出他们自己的亲属，即便是那些被怀疑持有危险观点的人。极端分子组成小组，一起秘密祈祷，交换用密码书写的情报，物色其他可能愿意加入他们的新人，这些新人主要是心怀不满、情绪不稳的年轻人，他们渴望暴力和殉难。其中一些人与外国政府的代理人秘密接触，暗中配合入侵舰队，支持武装叛乱。
英国谍报机构对这种危险高度警惕：他们在训练营安插线人，系统地检查信件，对酒馆和客栈进行窃听，并严密监视港口和边境口岸。但这种危险很难根除，即使当局设法抓住一个或多个恐怖主义嫌疑人，并对他们进行审问。毕竟，这些人都是狂热分子，他们的宗教领袖对他们进行洗脑，并指示他们用“含糊其辞”的方法蒙混过关。
即使像往常一样用酷刑审问嫌疑人，也往往难以达到破案的目的。根据间谍头子递交给女王的一份报告，1584年暗杀荷兰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的极端分子——历史上第一个用手枪杀死一位国家元首的人——顽固得不可思议。
当天晚上，他被鞭子抽打，身上的肉被刺破，之后被放进盛满盐水的桶里，他的喉咙被灌进醋和白兰地。虽然受到了这些折磨，他却没有任何痛苦或悔改的迹象，相反，他说他做了一件上帝认可的事。 [6]
“一件上帝认可的事”：这就是被洗脑的人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背叛和暴力行为会在天堂得到回报。
根据十六世纪晚期英国狂热的新教徒的说法，这种威胁来自罗马天主教。令女王的枢密大臣相当烦恼的是，伊丽莎白本人不愿直接面对这一威胁，也不愿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她不希望挑起一场与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之间代价昂贵且血腥的战争，也不希望因少数狂热分子的罪行而污辱整个宗教。用她的间谍头子弗兰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的话来说，她不愿意“窥探人们的内心和隐秘的想法” [7] ，因此多年来，她任凭她的臣民们暗中坚持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只要他们表面上遵守官方的国教。尽管受到强烈要求，她还是一再拒绝批准处决她的天主教表侄女——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Queen of Scots）。
玛丽被逐出苏格兰后，未经指控或审判就被关押在英格兰北部的具有保护性性质的拘留所里。由于对英国王位拥有很强的继承权——有人认为她比伊丽莎白本人更有继承权——她显然成了欧洲天主教势力的阴谋诡计、国内天主教极端分子的狂热白日梦和危险举动的焦点。玛丽自己也很莽撞，同意以她的名义实施阴险的计谋。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诡计背后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罗马教皇。他的特殊力量是耶稣会士，这些人发誓在任何事情上都服从他；他在英国的秘密军团是成千上万的“教会保皇派”，他们虽然恭顺地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但内心却忠于天主教。莎士比亚成年后，有关耶稣会士——官方禁止他们入境，否则将处以死刑——及其威胁的谣言广为流传。他们的实际人数可能很少，但引发的恐惧和厌恶（以及一些人的私下赞赏）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无法确定莎士比亚内心深处同情哪一方。但他不可能保持中立或无动于衷。他的父母都出生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世界中，就像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与那个世界的联系在宗教改革中被保存下来。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警惕和谨慎，不仅是因为新教当局的严厉惩罚。在英国，激进的天主教所带来的威胁绝不完全是想象出来的。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发布诏书绝罚伊丽莎白，称其为异教徒和“罪犯的仆人”。教皇免除了女王的臣民向她宣誓效忠的一切义务，臣民们实际上是被命令违抗女王。十年后，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Ⅲ）表示，杀死英国女王不是弥天大罪。相反，正如教皇的国务秘书代表他的主人所宣称的那样，“毫无疑问，无论谁怀着为上帝服务的虔诚心意而送她离开这个世界，他不仅无罪，反而有功”。 [8]
这个声明是在煽动谋杀。尽管大多数英国天主教徒不愿与这种暴力举动有任何瓜葛，但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是为这个国家除掉异端统治者。1583年，政府的间谍网发现了一个阴谋，有人与西班牙大使勾结，意图暗杀女王。在随后的数年里，类似的险情屡有发生：信件被截获，武器被清缴，天主教神父被抓捕。得到起疑的邻居的报警后，警察会突袭可疑分子在乡村的藏身处，他们会砸破橱柜，敲打墙壁以倾听种种空洞的声音，并撬开地板，寻找所谓的“神父的秘密藏身处”（priest’s hole）。 [9] 但是伊丽莎白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玛丽所造成的威胁。“愿上帝使女王陛下睁开眼睛看看她的危险”，沃尔辛厄姆祈祷道。
女王的小圈子采取了极不寻常的步骤，起草了一份“联盟契约”（Bond of Association），其签名者承诺，不仅要报复一切企图谋害女王性命的人，而且要报复任何潜在的王位觊觎者——玛丽就是一个目标——无论他们的企图是否成功。1586年，沃尔辛厄姆的密探又听到了一个阴谋的风声，这次涉及一个名叫安东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的富有的二十四岁天主教绅士，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坚信杀死“暴君”在道义上是可以被接受的。当局利用双重间谍渗透进该组织并破译了其密码，接着观察并等待阴谋慢慢展开。事实上，当巴宾顿开始临阵退缩时，沃尔辛厄姆的一个密探还怂恿他继续干下去。这一策略为新教强硬派带来了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这张情报网不仅抓住了十四名同谋者，判处他们犯有叛国罪，将他们绞死并分尸示众，还诱捕了粗心大意、默许谋逆的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