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茨娃女儿、妹妹、马克•斯洛宁、利季娅等人回忆茨维塔耶娃，茨娃两极化的性格，对待朋友和生活的态度，临死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茨维塔耶娃之死……在书中得到立体的呈现。这些回忆是相关传记写作时常援引的资料。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书是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合集。本书由苏联著名陀学研究专家多利宁编辑，是研究、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基础、最直接的资料。回忆录呈现了多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理解其人其作颇有助益。
《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本书乃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1860—1904）的同时代人回忆他的文集。契诃夫拥有世界性声誉，尤其在中国拥有无数读者。这本回忆录是苏联专家编辑，汇集了各个时期与契诃夫打过交道的人的回忆，并作了严谨精到的评注，是关于契诃夫及其作品非常权威的资料。此次出版，在原有译本（据1954年版）基础上，参照1960年版本增加了六篇译文和一篇专家序言，体式上更加齐备。
《被禁锢的头脑》本书是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的写于1950年代初的经典作品，对于二战前后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的处境做了精彩的描述与反省。米沃什的许多真知灼见放到现今的语境下，其阐释力度依然强劲，甚至更富潜力与空间。中文世界对本书期盼不已，中文版从波兰文直接译出，同时汇集了德文版、英文版的序，并请著名批评家崔卫平女士作导读，可谓善本。
《诗的见证》本书乃米沃什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之约所做的六次讲演的结集。米沃什关于诗歌的见证功能的阐释极其精辟。借助这本小册子，米沃什论述了诗歌之于时代的重要性。米氏所言并非老生常谈，他提醒世人关注的恰恰是诗歌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的反省为这一思考维度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指向。
部分摘录：
我认识玛丽娜·伊万诺芙娜·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她是二十五岁。她那桀骜不驯而又惘然若失的神态令人惊奇；她的仪表倨傲——仰着头，前额很高；而两眼却泄露了她的迷惘：大大的、软弱无力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玛丽娜是近视眼。她的头发剪成短短的周圈垂发式。她不知是像一位神经质的太太呢，还是像一个乡下小伙子？
茨维塔耶娃曾在一首诗里谈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淳朴的俄罗斯妇女，乡村牧师之妻，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旧式的礼貌和叛逆性格，狂妄自大和羞怯腼腆，书本上的浪漫主义和淳朴的心灵，玛丽娜都兼而有之。
我第一次往访茨维塔耶娃的时候，已读到过她的诗了；有些诗我很喜爱，特别是在革命前所写的一首，玛丽娜在这首诗中描写了自己未来的葬仪：“莫斯科的街头留在后面，我的马车向前走去，你也在徘徊，在路上落后的不是你一个，第一个土块将要敲响棺材盖，那自私的孤独的梦终归有了解答……上帝啊，请你宽恕由于骄傲而新近死亡的贵妇玛丽娜吧……”
我刚跨入一所不大的住宅便愣住了：一片令人难以想象的荒凉景象。当时人人都是忧心忡忡，但日常生活的外表却依然维持着；而玛丽娜则仿佛故意破坏了自己的巢穴。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尘埃和烟灰。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的跟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地说：“多么苍白的衣服！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正在漫无目的地瞧着……”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娅当时才五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一切都像是不自然的、杜撰出来的：无论是住宅、阿利娅还是玛丽娜本人的谈话——她原来被政治吸引住了，她说她正在为立宪民主党做宣传工作。
茨维塔耶娃在早年的诗作中曾歌颂过自由民拉辛。根据她的天性，与其说她是为1917年夏天那些被吓坏了的市民所谈论的那种巩固的秩序而生，不如说是为叛乱而生。茨维塔耶娃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她离开了革命，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德 1 ；她同情沙皇（虽然也指责他：“后代子孙还将不止一次地提到您明亮的眼睛里那拜占庭的背信”）。她反复地说：“啊，你是我那贵族的、我那沙皇的苦恼……”
为什么她的丈夫谢廖沙·埃夫伦要去参加白军呢？我在巴黎曾见到过谢廖沙的哥哥——演员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他有肺病，死得很早。谢廖沙长得像他——十分温柔、谦逊，喜欢沉思。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想当一个朱安党人 2 。
他走后，玛丽娜便写了一些激烈的诗：“拥护索菲亚推翻彼得！”她写道：“安德烈·谢尼埃上了断头台，而我活着，这是天大的罪恶。”她在文学晚会上朗读这些诗；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任何迫害。所有这一切只是书本上的虚构，只是玛丽娜为之付出了自己被糟踏了的、极端艰辛的一生的一种荒诞无稽的浪漫情调。
1920年秋天，当我从考特贝尔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莫斯科以后，我发现玛丽娜依然处于那种极端的孤独之中。她完成了一本颂扬白党的诗集——《天鹅营》。当时我已经见了不少世面，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文德”，思考了不少问题。我打算把白卫分子的真面目告诉她——她不信；我试图和她争论几句——玛丽娜生气了。她的性格倔强，她自己为此吃的苦头比所有的人都多。我保存着她的一本名叫《别离》的书，她在书上题道：“您的友谊对于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于我也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赠爱伦堡。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柏林，1922年5月29日。”（虽然当时她所保留的先前的坚定立场已寥寥无几，但在这一行文字中却用了几个旧字母s，甚至还用了几个硬音符号。）
1921年春，当我以第一批苏联公民的身份出国的时候，茨维塔耶娃恳求我设法找到她的丈夫。我获悉了谢·雅·埃夫伦还活在人世并住在布拉格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娜。她打起精神着手张罗出国护照。她说她立刻就得到了护照；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米尔金对她说：“您对您的离开还会感到惋惜的……”茨维塔耶娃带走了《天鹅营》一书的手稿。
她和丈夫的会见是凄惨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个有敏锐的良知的人。他向她叙述了白卫的残暴，谈到了他们的暴行和心灵的空虚。天鹅在他的叙述里变成了乌鸦。玛丽娜迷惘了。我曾在柏林和她作过一次通宵的长谈，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她说她不出她的书了。
（诗集《天鹅营》于1958年在慕尼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茨维塔耶娃在去苏联之前把她的一部分书稿留在巴塞尔市（“中立国”）的图书馆里了。我不知道出版者是怎样弄到这部手稿的；他们追求的当然是政治目的，违反了茨维塔耶娃的意志，——在她侨居国外的十七年间，出版家们曾多次要求她出版《天鹅营》，但她始终拒绝。）
我打算把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美化了的关于文德的话题深入下去，并加以发挥，我想谈谈有时候艺术是怎样变成装腔作势、摆样子的赝品和衣衫这个问题。（我在回忆自己早期的诗作时业已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与《天鹅营》有关，而且也同许多诗人的许多诗集有关，同时这个话题还多多少少有助于读者理解我这部书以下的章节。
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没有保存已往的信件。茨维塔耶娃把她的档案的一部分带到莫斯科来了。其中有一些写给我的书信的草稿。玛丽娜在一份草稿上写道：“在1918年，当时您曾摒弃过我的唐璜们（一件既不掩饰又不暴露的‘外套’），而在1922年的今天，你又摒弃我的少女之王和叶果鲁什卡们（我心中的罗斯是次要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你要求于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亦即一个既没有外套又没有长衫的骨头架子，最好是被剥得精光的我。构思，修辞，借喻——所有这一切对于你说来或多或少都是摆样子的赝品。你所要求于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就不成其为我了……我一次也没有使你困惑（我经常使自己困惑，将来亦是如此），你比我敏锐。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22年的现在，您都是很严峻的——没有任何奇怪的念头！……您是对的。诗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绝不比生活中的淫荡（奇怪的念头，为所欲为）要好。另一些人——想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说：‘在诗歌中写些什么悉听尊便，不过在生活中却得举止正派。’另一类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说：‘在生活中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必须写出好诗。’只有您一个人说：‘无论在诗中还是在生活中都不可淫荡。你不需要这个。’你是对的，因为我现在正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她向她为自己提出的那个目标走去，而且达到了这个目标，她是从一条痛苦、孤独和被社会遗弃的道路达到这个目标的。
她和诗歌的关系是复杂而痛苦的。她对瓦·亚·勃留索夫作了许多不公正的描写：她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无意作比较深入的观察和进行一番思考，然而这几行诗句无疑曾引起了她的愤怒：“也许，生活中的一切只是音响嘹亮的诗行的素材，你要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找寻词的结合。”茨维塔耶娃回答道：“词能代替思想，韵律能代替感情吗？词产生词，韵律产生韵律，诗行产生诗行……”但同时她又是诗歌的俘虏。茨维塔耶娃想起了卡罗琳娜·巴芙洛娃的诗句，便把自己的一本书起名作《手艺》。她在书中写道：“去给自己寻找那些没能把神秘的奇事改正为数字的轻信的女友吧。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作品，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知道手艺。”
玛丽娜把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称为自己的朋友；友谊突然中断，于是玛丽娜也就同又一次的幻想分手了。但是她也有一个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她的朋友：“是的，有个人已经被爱上，这个人就是桌子。”——她的写字台就是诗。
我生平见到过许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玛丽娜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评性的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认识茨维塔耶娃的人已所存无几，但是她的诗作现在才刚刚开始为许多人所知晓。
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以后，重又陷于孤独；侨民办的刊物不愿刊载她的作品，而当她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后，竟被目为有“背叛”的嫌疑。茨维塔耶娃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侨居国外期间，他们起初（凭一时的热情！）还刊登我的作品，后来头脑冷静下来，便不再理会了，他们嗅到了异己的气味：那里的气味。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
对于通常被称为政治的那种东西，茨维塔耶娃是天真的、固执的、真诚的。1922年我同画家艾·里席茨基共同出版《作品》杂志——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出版。玛丽娜自动为这个刊物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揭露性的诗《下流坯，你们听着！》译成了法文。到了30年代，当她对俄罗斯的文德的热情早已冷却下来以后，她依然不能适应新的历法。（我想起了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年间的几个故事；勃洛克曾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激烈地捍卫古老的缀字法——他什么都接受，但“森林”这个词如不加s在他看来就不成其为“森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茨维塔耶娃写道：“德意志，我的疯狂！德意志，我的爱！”（她在这种爱中不是孤独的——勃洛克也曾谈到他对德国文化的溺爱。）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德国的师团开进被出卖了的布拉格，于是玛丽娜便诅咒他们了：“啊，狂妄！啊，伟大之木乃伊！燃烧吧，德意志！疯狂，你创造疯狂。”
30年代，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很偶然、很空洞。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的；我也不知道她写了哪些新的诗作。这些年对于茨维塔耶娃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和认真工作的时期；现在我看见了她在诗歌上的成长，摆脱了最后的几件“外套”，找到了普通的和锐利的词句。
她生活得很不好：“丈夫有病，不能工作。女儿一天编织帽子赚五个法郎，我们四个人（我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名叫格奥尔吉）就靠这五个法郎糊口，这就是说，我们正在慢慢地饿死。”
谢·雅·埃夫伦成了“返回祖国协会”的组织者之一。他表现得很勇敢。玛丽娜对自己的儿子、对那些在父母侨居国外的时候诞生的年轻人写道：“别去追悼你们不曾到过的那座伊甸园……”阿利娅到莫斯科去了；谢·雅·埃夫伦不久也跟着她去了。
但是连茨维塔耶娃自己也不曾到过那座假想的伊甸园。过去的世界从来不是她失去的乐园。“当不能笑的时候，我也喜欢笑。”正是因为“不能”，她才爱得很多，她不在她的邻人们鼓掌的时候鼓掌，而且独自望着落下的帷幕，她在演出正在进行的时候离开观众大厅，跑到幽暗的、无人的走廊上去哭泣。
玛丽娜在幼年时代很迷恋罗斯丹的《雏鹰》以及他那假想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的迷恋逐年加深：歌德、《哈姆雷特》、《费特尔》 3 。她有时用法文和德文写诗。但是除了在俄罗斯，她在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她的一切——从青年时代的“火热的花楸树”直到最后一株血红的接骨木，都同祖国的景色有连带关系。她的诗作的基本题材是爱情、死亡、艺术，而且她是按俄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的。对于她说来，爱情就是丘特切夫所说的那个“注定的搏斗”。关于普希金的塔吉雅娜，茨维塔耶娃写道：“哪一个民族有这样可爱的女人：大胆而可敬，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眼光远大而可爱？”她最憎恶爱情的代用品：“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用雪白的和红中透青的手吃喝，整整几个王国都围绕着你的嘴巴低声地谈情说爱，卑鄙啊！”她自己就是一个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