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制造泥潭：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 苏联-阿富汗战争期间（1979-1989），美国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以对抗苏联为目的的秘密战争。这场秘密战争的目标、手段与影响，尤其是美国在苏联出兵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引发各界诸多关注与争议。本书借助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揭示了美国政策从消极默许到积极对抗的转变。经过漫长的政策探索，美国决定“制造泥潭”，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开展了秘密的宣传战、心理战、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并在此后十年间将战争规模不断升级。这场战争最终成为中情局有史以来最为成功、历时最长、成本最高的秘密行动之一。苏联命运和冷战局势都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而美国在秘密战争中一手制造的“弗兰肯斯坦”最终又极大地促成了“全球圣战”时代的到来。
《群山悲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在老挝投下了巨大的冷战资产，其中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尤其引人注目。中央情报局认为“老挝是个发起战争的好地方”。为了打击老挝共产主义势力巴特寮及其支持力量北越部队，1961年，中央情报局发起了武装老挝苗族的“动力计划”，使其成为美军在老挝战场上的代理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发动的秘密战深深地改变了老挝苗族的命运。老挝苗族从此动荡流离，丧失了原有的家园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承受巨大的人口伤亡，甚至来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动力计划”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视为巨大的成功，却是老挝深重的灾难。
《美国与印尼“九三零”事件》 “九三零”事件是指1965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凌晨印尼发生的翁东政变及后续的相关事件。这一事件瓦解了苏加诺政府、印尼共产党和印尼陆军三足鼎立的格局，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被亲美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推翻。“九三零”事件是印尼国家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对印尼国内政治格局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在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一直被怀疑是幕后那双看不见的手主导了整个政变过程，本书依托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及其他资料，揭示美国在印尼军事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美国在印尼实施隐蔽行动的来龙去脉。
《“凤凰计划”与美国对越“反叛乱”政策（1967-1971）》 “反叛乱”是指越战期间美国和南越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打击北越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叛乱”。而“凤凰计划”是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的子项目之一，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初目的是共享情报，精准打击越共领导人；不过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单位使用了逮捕、暗杀等准军事手段，偏离了“凤凰计划”的最初目标。作为越南战争的一个侧面，“凤凰计划”是研究越战的新角度，本书借助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及其他材料，力图还原“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真相，对于越战史的研究做出新的补充。
《美国颠覆吴庭艳政权的隐蔽行动》 1963年，肯尼迪政府在南越的“反叛乱战争”陷入进退两难之际，南越吴庭艳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而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推翻吴庭艳政权是美国越南政策的一大转折点，从扶持吴庭艳上台，到转向利用军事政变倒吴，伴随十年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摇摆与深陷，其行为动机始终是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牺牲的则是另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本书意在全面利用解密资料，突破越战研究“美国中心”的论调，道破动机与阴谋，揭露傲慢与冷酷，厘清吴庭艳政权倒台这一越战史上的重大事件背后美国所扮演的角色。
《美国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 1953-1954年间美国密谋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计划”，是冷战渐次展开时期，美国维护后院稳定并遏制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隐蔽行动。这次行动堪称美国隐蔽行动的经典案例，标志着冷战展开时期，美国对外隐蔽行动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中央情报局甚至将这一颠覆行动视为未来进行隐蔽行动的“可靠样板”
《美国与1973年智利政变》 随着冷战格局中美苏双方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美苏在拉美地区竞争亦十分激烈。古巴革命爆发后，美国担心智利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为了防止在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加紧了对自己后院的掌控，通过多种隐蔽行动，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颠覆了执政不足三年的阿联德民选政府。由此，智利开始了长期的军人专制统治。
《U-2飞机与冷战时期美国高空越境侦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苏联的突然袭击成为美国决策者最为担心的问题。预防突然袭击的唯一办法是及早发现苏联军队的动员和集结，而传统的谍报手段和技术侦察在这方面都没有用武之地。为了获取苏联的情报，防止珍珠港事件重演，中央情报局研制了新型的间谍飞机，对铁幕国家进行侦察。1960年5月1日，U-2深入苏联腹地侦察，结果被苏联导弹部队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美苏之间酿成了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拟议中的美苏英法四大国首脑会议流产。本书试图通过研究U-2飞机事件的来龙去脉，全面揭示冷战时期美国高空情报侦察的动因、主要过程与特点等相关问题。
《折戟沉沙：美国“猪湾行动”始末》 本书通过梳理档案，详细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中情局策划并实施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隐蔽行动的全过程。作为颠覆古巴政权计划的关键，中情局领导下的“猪湾登陆行动”以彻底的失败告终，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威望受到沉重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讲，“猪湾行动”的失败引发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
《“清除人民党”: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 本书借助新近面世的档案文献，揭示美国从中立到干涉的政策演变过程，尤其是对伊“准军事行动”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由于谈判、斡旋、援助、石油禁运、武力威胁等手段均无法遏阻伊朗的民族主义潮流和石油国有化诉求，美英最终联手通过隐蔽行动推翻了致力于推进宪政、反对王权专制的摩萨台政府，扶植巴列维王朝复辟，建立了亲美独裁政权。但美英干涉打断了伊朗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是伊斯兰革命后美伊敌对至今的深刻历史根源。
部分摘录：
“历史表明，目标有限的行为有时也会导致普遍的结果。”(1)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是这样，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战争也是这样。
尽管冷战大幕开启后，美苏在阿富汗的竞争也很快拉开帷幕，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在这个作为苏联门户的遥远山地国家，美国实质上只追求有限利益，默许了苏联的存在及其地缘政治优势。即使是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Saur Revolution）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后，美国最初依然不慌不忙，试图静观其变。然而，一年多的政策探索之后，美国于1979年7月决定对阿富汗实施隐蔽行动，由此开启了一场为期十年的大规模秘密援助，并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阿富汗事务。
隐蔽行动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对抗和削弱苏联阵营的重要方式。与大多数隐蔽行动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在阿富汗实施的隐蔽行动最初的目的既非推翻共产主义政权、扶植亲美政权，也非阻止苏联更多的干预，而是“制造泥潭”——通过秘密向伊斯兰抵抗组织(2)提供非军事形式援助，造成阿富汗局势的持续紧张，增加苏联援助的成本，从而诱使其出兵。1979年12月苏联出兵之后，美国加大秘密援助力度，提供致命性军事装备，维持“低水平和持久的叛乱”状态，目的是使苏联持续付出“尽可能高昂的代价”，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搭建的援助框架之上，这一政策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继承和发扬，并于1985年全面升级进入“更多更快更强”的高歌猛进阶段，里根希望通过大幅增加援助金额、提供先进武器、将战乱引入苏联境内和发动意识形态战争等手段，最终达到使苏联全面撤军并恢复阿富汗独立的目的。1989年2月，在陷入战争泥潭长达十年之后，苏联以惨重代价撤出阿富汗，美国的秘密战争基本实现预期目标。
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最终成为中情局有史以来最为成功、耗时最长、成本最高的秘密行动之一，大概也是美国历史上得到最多合作、最公开、最标榜“正义”、受到最多支持的行动，也被称为“旋风行动”（Cyclone Operation）。
首先，在“最多合作”方面——巴基斯坦作为主要援助渠道，沙特作为重要资金来源，埃及作为苏式武器供应国在援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与这三个伊斯兰国家以及广大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性合作之外，美国的欧洲盟友、海湾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配合了美国的行动。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相互利用与制衡的历史，尤其是美巴这对“貌合神离的伙伴”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演变，充分展示出美国与盟友、扈从以及潜在敌人之间微妙与特殊关系的发展。
其次，在“最公开”方面——多国合作的模式无疑增加了隐蔽行动暴露的风险，但这并没有造成实质性困扰，在经历了被动泄露、不置可否和主动公开三个阶段之后，旋风行动成了一场“并不隐蔽的秘密行动”。尤其在里根时期，美国熟练运用“自由”“正义”“邪恶”等外交话语，对自身、盟友、敌人的形象进行塑造，不仅赢得了美国国内对阿富汗人民的普遍同情与支持，也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压力。
第三，在“最标榜‘正义’”方面——苏联的入侵使美国得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其行径大加谴责，美国国内逐渐达成普遍共识：援助自由战士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帮助阿富汗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秘密战争是一场好的战争。因此美国高举帮助阿富汗争取自由与和平的旗帜，在国内外大力标榜其秘密战争的道德合法性。尤其以此鼓励和煽动伊斯兰国家对苏联的抗议和敌对，试图用伊斯兰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然而，在这一利用过程中美国无视长远利益，纵容了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并在冷战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所谓的“正义”也彻底颜面扫地。
最后，在“最多支持”方面——美国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以其道德优势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媒体和公众的广泛支持，尤其难得的是受到了国会前所未有的鼎力支持。该行动草创之时，美国的隐蔽行动正处于空前的低谷时期，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参与并见证了隐蔽行动的崛起与新的巅峰。这一过程中国会态度与立法支持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冷战环境中美国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不断调适与平衡的。
美苏在阿富汗的博弈直接导致了“缓和”（Détente）的终结，促成了“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的出台，重新加剧了美苏的对抗，改变了冷战的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苏联的命运，成为冷战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其余波至今仍在国际社会中回荡。
然而，如果仔细追溯这场博弈的缘起与发展，就会发现诸多事态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两国决策者的初衷，成为事与愿违的选择。比如：美国原本无意在阿富汗与苏联对抗，四月革命后的一年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美国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尽管阿富汗共产主义的统治早已岌岌可危，但莫斯科深知入侵后果之严重，并在1979年多次拒绝了阿富汗的出兵请求，那么是什么促使克里姆林宫最终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出兵决策？出兵之后，美国强烈要求苏联撤军，苏联原本也只打算出动“有限的”军队速战速决，在顺利接管后就立即撤出，那么又是什么导致美苏在阿富汗的对抗持续了十年之久？再者，尽管“波斯湾”一词从未出现在苏联政治局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讨论中，而且大部分美国官员也认同苏联的入侵是有限的、偶然的，为什么这一事件最终仍被当作一种关乎波斯湾安全和西方石油利益的重大战略挑战来应对？秘密战争期间美国在阿富汗推行的毒品政策和圣战教育原本旨在增强对苏联的杀伤力和战斗力，但其最终何以发展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总之，是什么导致华盛顿和莫斯科做出了这些事与愿违的选择？目标有限的行为究竟如何导致了普遍的结果？
在苏联撤军三十年之后，2019年左右，美国陆续解密了有关阿富汗的一批重要档案，展示出关于此事件的许多生动过程与戏剧化情节。比如：四月革命之后美国如何认知和应对“自由世界”普遍蔓延的沮丧与不安情绪；巴基斯坦和伊朗为了自身安全，又是如何迫切地向美国寻求保障和庇护；阿明上台后与美国的频繁接触对莫斯科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对阿富汗政策转变的过程中，华盛顿又存在哪些顾虑、分歧与妥协；苏联的入侵引发了美国决策者怎样的思考、回忆以及责任感；美国在与巴基斯坦等国合作进行援助的过程中，如何判断利益与代价，分析成本与风险；等等。
因而以此为基础，本书的内容涉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塑造，安全困境的形成与影响，同盟国、庇护国与依附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战略利益与战略负担的平衡，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联，意识形态与历史记忆的影响，对国家安全、利益与信誉的维护，偶发事件中的偶然与必然，以及局势所带来的限制或机遇。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苏在阿富汗的这场博弈持续吸引着学界内外的共同关注。但在2018年之前，卡特政府时期的核心档案尚未解密，很多研究都只能基于相关人员的回忆、访谈和日记展开。因此围绕美国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政策一直存在着较多争议，比如美国在苏联出兵过程中的作用、隐蔽行动与美国整体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美国主导的国际协作中的制衡与博弈，战争形势与冷战局势的关联等问题，都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
首先，最大的争议在于美国是否有意诱使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这一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很多重要当事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相互矛盾。比如，卡特后来曾表示，鼓励苏联入侵“不是我的本意”。时任中情局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M．Gates）回忆道：“卡特政府中没有人希望苏联入侵阿富汗，至少在我记忆中，没有人曾主张试图诱使他们入侵……直到苏联出兵后，一些人才主张让苏联在自己的越南‘流血’。”(3)里根时期的副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指责卡特的让步和错误的方针使苏联最终入侵了阿富汗，“为什么不呢？民主党有什么举措让他们三思而后行吗？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卡特政府说话轻声细语，手里只拿着一根小棍子。所以苏联的坦克开过来了”。(4)
然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1998年的采访中，他声称，根据官方版本，中情局对圣战者组织的援助始于1980年，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卡特在1979年7月3日签署了第一份秘密援助的裁决。“就在那一天，我给总统写信解释说，在我看来这次援助将会引发苏联的军事干预……我们没有逼迫苏联干预，但我们有意地增加了他们干预的可能性。”而在苏联正式越过苏阿边界的那天，布热津斯基又告诉卡特，“我们现在有机会让苏联拥有他们的越南战争”。(5)
布热津斯基表示，到1979年中期，由于卡特政府未能对苏联在非洲的活动做出积极回应，他开始相信，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政策，苏联都会入侵阿富汗。尽管可能存在意料之外的风险，但支持圣战者可能是防止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布热津斯基的家乡波兰——的有效方式。约翰·怀特（John Bernell White Jr）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详细论证了布热津斯基这一“丢卒保车”的想法，即通过援助阿富汗圣战者向苏联施压，把战事引向阿富汗，以阻止苏联派兵镇压波兰蓬勃发展的团结工会运动。(6)